胡少江：是什么妨碍中国经济“由快变好”？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结束。中国的官方媒体在此次会议进行中和会议结束后，都把经济发展由“又快又好”变成“又好又快” 的提法作为解读会议精神的重点。显然，这种宣传口径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所直接授意的。虽然其中不乏文字游戏的成分，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品质的忧虑。

的确，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过去二十七年举世瞩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其发展品质却一直令人不敢恭维。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凭藉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核心技术基本上是依赖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从中赚取的只是微薄的加工收入。本来，依靠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个大国，长期无法形成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实在是经济发展品质不高的一个重要表现。

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也十分巨大。中国的环境污染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以不到世界经济总量百分之七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占到世界的百分之十五以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国。中国造成的环境破坏，不仅加剧了全球环境恶化的程度，更使得中国人民承受巨大的代价，首当其冲的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健康。

中国经济的结构也呈现出长期无法根治的不平衡现象。居民消费的比重低得出奇，只有百分之四十出头；而过度投资的冲动却始终无法得到遏制。虽然中国政府近几年来采用强制的行政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但是效果却并不如人意。截至今年底，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三年，但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却是有增无减。显然，这种依靠投资来增长的经济结构既不能给民众带来实惠，也无法长期持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将“好”字突出出来，是有道理的。只是在突出“好”字的同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摆脱不了思维惯性，不肯放弃对经济发展“快”的要求。其实，好的经济发展，一方面要求经济结构的合理协调、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节约、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自然包含了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政府舍不得在制定政策是放弃求快的思路，每年都人为的制定没有意义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这本身就是中国经济难以由快转好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除此之外，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经济运作的直接干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快而不好”的一个原因。这种干预，既体现在政府官员对许多重大投资项目的直接决策，也常常表现在政府对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大型垄断性国有企业的保护上。这些做法，妨碍了合理的经济竞争，常常使得宝贵的资源被滥用，也使得消费者的利益遭到严重的损害。

腐败的政府官员也是中国经济品质提高的一个重大障碍。由于官员们的普遍腐败，使得中国的企业将许多力气放在对官员们进行贿赂上，而疏于通过艰苦的努力来提高创新能力。许多本来很有生命力的企业由于无法应对高昂的应对腐败的成本而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夭折了。前几天，《人民日报》透露，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资料，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四年的六年间，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原本十分具有活力的个体工商户以每年一百三十五万户的速度消失。而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是“高昂”的应对工商管理部门的成本。我想，不仅仅是个体工商户，不知道还有多少具有活力、方面民众的经济实体在腐败的吏治下消亡？

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具有个良好的发展品质，关键在于能否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合理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直接关系到政府的作用和社会政治制度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真心想提高经济发展的品质，绝对不应该忘记和回避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