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16 04:05:26作者：茉莉
瑞典大选那天清晨雾气弥漫。有记者拍了一张大雾笼罩国会的照片，放在报纸头版，意味着这场选举迷雾重重胜负难料。投票的前一天，一位首次参加选举的中国姑娘问我，投哪个党派的票比较好。我说，你就随便投好了，这是瑞典，不管左右哪个党派上台，实际上都差不多。
◎ 右派上台世界一片惊呼
9月17日晚，不断跳跃的屏幕统计数字显示，左右派双方的选票比较接近。夜里11时，终于尘埃落定：由温和党、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心党等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获胜，业已连续执政十二年的社会民主党以些微差距输掉政权。
于是世界各报一片惊呼：“瑞典大选变天”，“瑞典最成功的社会模式‘向右转’？”……。
为什么一个人口仅九百万的小国，其选举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七十余年来，这个小国创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社会制度——“瑞典模式”。今天，瑞典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它的人民享受着全球最优越的高福利。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瑞典人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
作为“瑞典模式”的忠诚捍卫者，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成绩不俗。但在过去七十四年里只执政过九年的右派，一夜之间咸鱼翻身，以四党联盟的力量夺得政权，这就震惊了欧洲。人们格外关注本次大选，是因为“瑞典模式”具有标竿意义，对欧洲以及世界都具有示范和冲击的效应。
◎ 右派继承左派的各项政策
一片惊呼的舆论普遍认为，这个选举结果表明：被视为福利典范的瑞典将要向“右”走了，因为瑞典人民已经不满这个模式。作为瑞典纳税人，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只是局外人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
毫无疑问，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永远有不满，社会永远需要改革。但是，瑞典人的这次选择，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打定主意向右转，也不意味着要抛弃福利制度。正如一切婚姻都会出现审美疲劳，一个政党执政久了，其领导人面孔也会有令人生倦的时候。那么，如果在野党中冒出一个清新的领导人形象，又提出一些诸如减少失业率之类的积极改革措施，选民们自然会产生“换个党做做”的心理。
那么，为什么右派联盟业已上台执政，而瑞典却注定不会向右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观察新政府准备实施的各项政策，并认识右派不得不继承左派政策的深层原因。
首先，让我们比较一下新旧两个政府的具体政策：
1），在税收方面。新上台的右派政府提出减税，但减税的额度将是微小的。从总体上看，瑞典人将和以前一样交很高的税。
2），在社会津贴和其他福利方面。虽然会减少一些失业金，但新政府承诺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其他津贴。
3），在对待瑞典强大工会和劳工法庭方面。新政府已经许诺，将以缔结强大的集体协定的方式，在劳工市场保护“瑞典模式”。
4），在对待堕胎和社会主义式的家庭政策方面，右派政府完全不会有所改变。与人们的预料相反，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政策，甚至准备采用一种特别资助的方式，让爸爸妈妈有更多的假期呆在家里带孩子。
5），在外交政策方面。新政府一如既往，绝不会让瑞典加入北约，因为这是瑞典人民一致赞同的中立传统。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新旧两个政府的政策差异如此微小，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上，右派政府都接受了社民党的政策。这一点，很难为信仰西方经典模式“华盛顿共识”的美国及欧洲他国所理解，更难为中国人所认识。
◎ “瑞典模式”不可挑战的原因
笔者试图来解释一下这个奇怪的现象——“右派继承左派政策”——背后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是因为这个制度保护穷人并且养懒人，因此获得穷人和懒人的选票支持。这个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全部的真实。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中产阶级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关键作用，否则，瑞典模式不会如此长期地维持下来。
为什么中产阶级要支持福利制度？我们不能说，瑞典的中产阶级都是主张财富平等、仁慈而高尚的理念人。单纯从经济人的角度看，中产阶级保护瑞典模式，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几十年以来，瑞典的中产阶级一直交纳高税，为了换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质量的教育，并获得有效率的医疗。在交完税之后，他们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私人保险。这个制度，即是个人与社会缔结的一个长期合约，任何有关减税的美丽承诺，都不能中止这个合约。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付出了高额的税款，他们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制度的回报，这个制度就必须继续下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任瑞典首相的林费尔德。这位才四十出头的年轻首相，其成长时期正是社民党的福利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作为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林费尔德从一出生就享受儿童津贴，中小学时期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巴士和免费午餐，读大学时享受学习津贴。因此，尽管从父母的创业过程中，林费尔德看到高税收制度下企业家的艰难，因此参加右派党，但他绝不会彻底颠覆瑞典特有的社会模式，而只是要进行局部的修补。
事实上，经过长期在野和很多次选举失败，右派党终于认识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几乎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社民党的政策是大多数选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不能挑战这一政策。右派党因此停止了不聪明的做法，于是，这次选举成为围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次竞赛，左右双方较量的中心是：看谁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在完成了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弯之后，右派联盟才获得政权。在选举前，林费尔德给选民吃定心丸，用很温和的语调告诉选民，瑞典现有的模式将会是安全的。他说：“我们要表明，我们喜欢现在的瑞典，不过我们也要显示，我们希望通过谨慎的步伐来进行改革的意愿。”
一些右派经济学家认为，上述这种右派上台继承左派政策的现象，是政客们为了选票而做的妥协，这将影响瑞典经济的活力与发展。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瑞典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同时，仍然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比较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的税收比瑞典低得多，福利也比瑞典差，但它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比瑞典要恶劣得多。
◎ 为了人民幸福走向折衷
无独有偶，类似现象在加拿大也曾发生过。加拿大右派保守党在获得政权之前，经常指责长期执政的左派自由党，说他们给人民的福利太多了。2006年1月，哈铂领导的保守党终于上台，一上台就要实现他们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不削减社会福利专案。结果，赢得大选的右派，并未使社会向右转。
在西方的政治中也有相反的情况，即左派继承右派的政策，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任首相布莱尔是左派的工党领袖，他上台之后，却在实践上实行他的老对头 ——右派党的“撒切尔主义”，从而确立了一条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折衷路线。这条路线基本解决了“左”与“右”的矛盾。
为什么西方政治家都会向对手的政策转变？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不论左右，当今欧美政治家都异口同声地宣告：政府的政策不仅要让大众富裕，而且要让大众幸福。我们不能把这种说法全看成是讨好选民的说辞，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这种“幸福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学和绿色环保运动基础上的。人们早就发现“金钱买不来幸福”，一味追求金钱的社会，产生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他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说，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前景理论”里探讨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这一观点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新主流。福利制度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给人安全感的，实行这种制度的北欧国家，往往在各类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
为了人民福祉，西方的左右两派正有互相补充的合流趋势。但遗憾的是，笔者辛辛苦苦拾起这些“他山之石”，却完全不能用来攻中国这块“玉”，因为民主国家左右两派的情况，完全不能和专制中国的现实类比。不久前，秦晖先生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发言，谈“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问题时，清醒地指出了中国的悲哀现状：
——“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 右派上台世界一片惊呼
9月17日晚，不断跳跃的屏幕统计数字显示，左右派双方的选票比较接近。夜里11时，终于尘埃落定：由温和党、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心党等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获胜，业已连续执政十二年的社会民主党以些微差距输掉政权。
于是世界各报一片惊呼：“瑞典大选变天”，“瑞典最成功的社会模式‘向右转’？”……。
为什么一个人口仅九百万的小国，其选举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七十余年来，这个小国创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社会制度——“瑞典模式”。今天，瑞典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它的人民享受着全球最优越的高福利。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瑞典人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
作为“瑞典模式”的忠诚捍卫者，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成绩不俗。但在过去七十四年里只执政过九年的右派，一夜之间咸鱼翻身，以四党联盟的力量夺得政权，这就震惊了欧洲。人们格外关注本次大选，是因为“瑞典模式”具有标竿意义，对欧洲以及世界都具有示范和冲击的效应。
◎ 右派继承左派的各项政策
一片惊呼的舆论普遍认为，这个选举结果表明：被视为福利典范的瑞典将要向“右”走了，因为瑞典人民已经不满这个模式。作为瑞典纳税人，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只是局外人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
毫无疑问，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永远有不满，社会永远需要改革。但是，瑞典人的这次选择，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打定主意向右转，也不意味着要抛弃福利制度。正如一切婚姻都会出现审美疲劳，一个政党执政久了，其领导人面孔也会有令人生倦的时候。那么，如果在野党中冒出一个清新的领导人形象，又提出一些诸如减少失业率之类的积极改革措施，选民们自然会产生“换个党做做”的心理。
那么，为什么右派联盟业已上台执政，而瑞典却注定不会向右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观察新政府准备实施的各项政策，并认识右派不得不继承左派政策的深层原因。
首先，让我们比较一下新旧两个政府的具体政策：
1），在税收方面。新上台的右派政府提出减税，但减税的额度将是微小的。从总体上看，瑞典人将和以前一样交很高的税。
2），在社会津贴和其他福利方面。虽然会减少一些失业金，但新政府承诺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其他津贴。
3），在对待瑞典强大工会和劳工法庭方面。新政府已经许诺，将以缔结强大的集体协定的方式，在劳工市场保护“瑞典模式”。
4），在对待堕胎和社会主义式的家庭政策方面，右派政府完全不会有所改变。与人们的预料相反，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政策，甚至准备采用一种特别资助的方式，让爸爸妈妈有更多的假期呆在家里带孩子。
5），在外交政策方面。新政府一如既往，绝不会让瑞典加入北约，因为这是瑞典人民一致赞同的中立传统。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新旧两个政府的政策差异如此微小，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上，右派政府都接受了社民党的政策。这一点，很难为信仰西方经典模式“华盛顿共识”的美国及欧洲他国所理解，更难为中国人所认识。
◎ “瑞典模式”不可挑战的原因
笔者试图来解释一下这个奇怪的现象——“右派继承左派政策”——背后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是因为这个制度保护穷人并且养懒人，因此获得穷人和懒人的选票支持。这个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全部的真实。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中产阶级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关键作用，否则，瑞典模式不会如此长期地维持下来。
为什么中产阶级要支持福利制度？我们不能说，瑞典的中产阶级都是主张财富平等、仁慈而高尚的理念人。单纯从经济人的角度看，中产阶级保护瑞典模式，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几十年以来，瑞典的中产阶级一直交纳高税，为了换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质量的教育，并获得有效率的医疗。在交完税之后，他们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私人保险。这个制度，即是个人与社会缔结的一个长期合约，任何有关减税的美丽承诺，都不能中止这个合约。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付出了高额的税款，他们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制度的回报，这个制度就必须继续下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任瑞典首相的林费尔德。这位才四十出头的年轻首相，其成长时期正是社民党的福利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作为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林费尔德从一出生就享受儿童津贴，中小学时期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巴士和免费午餐，读大学时享受学习津贴。因此，尽管从父母的创业过程中，林费尔德看到高税收制度下企业家的艰难，因此参加右派党，但他绝不会彻底颠覆瑞典特有的社会模式，而只是要进行局部的修补。
事实上，经过长期在野和很多次选举失败，右派党终于认识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几乎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社民党的政策是大多数选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不能挑战这一政策。右派党因此停止了不聪明的做法，于是，这次选举成为围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次竞赛，左右双方较量的中心是：看谁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在完成了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弯之后，右派联盟才获得政权。在选举前，林费尔德给选民吃定心丸，用很温和的语调告诉选民，瑞典现有的模式将会是安全的。他说：“我们要表明，我们喜欢现在的瑞典，不过我们也要显示，我们希望通过谨慎的步伐来进行改革的意愿。”
一些右派经济学家认为，上述这种右派上台继承左派政策的现象，是政客们为了选票而做的妥协，这将影响瑞典经济的活力与发展。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瑞典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同时，仍然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比较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的税收比瑞典低得多，福利也比瑞典差，但它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比瑞典要恶劣得多。
◎ 为了人民幸福走向折衷
无独有偶，类似现象在加拿大也曾发生过。加拿大右派保守党在获得政权之前，经常指责长期执政的左派自由党，说他们给人民的福利太多了。2006年1月，哈铂领导的保守党终于上台，一上台就要实现他们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不削减社会福利专案。结果，赢得大选的右派，并未使社会向右转。
在西方的政治中也有相反的情况，即左派继承右派的政策，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任首相布莱尔是左派的工党领袖，他上台之后，却在实践上实行他的老对头 ——右派党的“撒切尔主义”，从而确立了一条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折衷路线。这条路线基本解决了“左”与“右”的矛盾。
为什么西方政治家都会向对手的政策转变？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不论左右，当今欧美政治家都异口同声地宣告：政府的政策不仅要让大众富裕，而且要让大众幸福。我们不能把这种说法全看成是讨好选民的说辞，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这种“幸福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学和绿色环保运动基础上的。人们早就发现“金钱买不来幸福”，一味追求金钱的社会，产生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他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说，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前景理论”里探讨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这一观点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新主流。福利制度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给人安全感的，实行这种制度的北欧国家，往往在各类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
为了人民福祉，西方的左右两派正有互相补充的合流趋势。但遗憾的是，笔者辛辛苦苦拾起这些“他山之石”，却完全不能用来攻中国这块“玉”，因为民主国家左右两派的情况，完全不能和专制中国的现实类比。不久前，秦晖先生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发言，谈“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问题时，清醒地指出了中国的悲哀现状：
——“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