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1-15 01:32:10作者：沈葆
(一) 文字名称之沿革：
先民造字之初是“依类象形”，即依样画样，称为“文”。“文”者“纹”也，即交错而画的意思。《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所以在古代，称文字为“书”或“名”。春秋时代以前只称“文”，到了战国时代，才开始称“字”。
《吕氏春秋》成书时，秦相吕不韦将此书悬于秦国首都陕西咸阳，并出了布告说：“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这是称作“字”的开始。所以“文”是指事物的本象，“独体为文”。“字”是后来滋生增加的，以补“文”之不足。“字”的形与声相并成字而见义，所以说“合体为字”。
因此，旧时所谓“书”、“名”、“文”、“字”四者之区别为：
凡称“书”者，乃就文字的“书写”而言。
凡称“名”者，乃就文字的“声音”而言。
凡称“文”者，乃就文字的“形体”而言。
凡称“字”者，乃就文字的“发展”而言。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了韩、赵、魏、齐、楚、燕六国，三年后在琅玡刻石记功，刻上“同书文字”四个字，这是“文”与“字”连称的开始。秦汉以来“文字”连称盛行，为了避免与“书籍”之“书”、与“名家”之“名”相混，所以将“书”或“名”之称法除掉了。
(二) “小学”谓文字学，乃袭用古传：
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意思是孩童八岁入小学时，就开始学的科目，当作“礼、乐、射、驭、书、数”这《六艺》中的一艺，小学科目中的一科。
因此，“文字”的定义可说是：“凡有形体可供书写，而代表一音、一义之符号，能组成章句，表达情意者，称为文字”。
宋朝王安石说：“人言为声，述以为字。”所以汉字之“字形”、“字音”与“字义”，是组成中国文字学的三要素。而研究“文字”之“形、音、义”，及其相互之关系与其变迁者，可称为“文字学”。
(三) 六书即“形音义”之学：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说文解字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中国的文字可归纳分析为“六书”。清朝的文字学家，乾隆期间举人段玉裁说：“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会也。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而字形尽于此矣。有转注、假借，而字义尽于此矣。”所以“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即“形、音、义”之学。
清朝另一位文字学家，道光年间举人王筠曾说：“字之有形、声、义也，犹人之有神、影、形也。不能离形而为影与神，更不能以他人之影与神，附此人之形也。”王筠的譬喻，是对汉字“形、音、义”三者，了解透彻，并能贯通融会的说法也。
(四) 文字的起源：
相传汉字的创始，有所谓的“结绳”、“书契”、“八卦”、“河图”、“洛书”、“甲子”、“图画”、“仓颉造字”等说法。
《淮南子》：“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叙》：“仓颉之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但这些说法，皆因时代久远无法细考。至于是作书或作图，分别不大，因为古文原为象形字也。
文字非一时一人所创。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日月星辰，鸟兽之迹”皆可作为创造文字之启示，何况远古时期，言语声音，不能留存并传到异地，故有创制文字的必要。
(五) 文字起源之年代考：
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一位在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的京官，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以收藏古董，精通金石闻名。他患了疟疾，仆人到药店逵仁堂买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发现其中有一味名叫“败龟版”的中药，上面刻了隐隐约约的图文，两人仔细研看后，认定是珍贵的古文字，于是王懿荣便将这药铺的“败龟版”收购一空，进而追溯到这些“龟甲”，是来自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这地方。
另种说法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有位叫范维卿的古董商人，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收购了一些甲骨，他带了十多片，到北京给精通古物的王懿荣看，王氏大喜，遂以高价购买。这即最早可见的“龟甲文字”。根据推断，这种文字的创造，当在距今约三千余年前，也即在商代之前。
商朝人好占卜，他们将占卜的文辞刻在龟甲兽骨上，这些刻在龟甲与兽骨上的文字，称为“卜辞文字”或“殷墟文字”。因为商朝的第十九位帝盘庚，将国都自商(今河南商丘) 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 ，所以将从这里挖出的文字，称为“殷墟文字”。
殷墟甲骨为刀笔文字，但从出土的甲骨文看来，那时已有毛笔和朱墨，有调和朱墨的石臼和砚盘。这些出土的甲骨文，已相当成熟，显现出脱离图画的阶段，走向真正记载语言的文字。其中已有很多字，是将两个形体并合在一起的表意文字了。
春秋战国时期，书写的工具有：竹简、木片与丝帛，文字可用笔写，因此使用日广。
(六) 汉字的流变：
商代(西元前1751年到西元前1111年)的铜器，已进入铜锡合金时期，称为“青铜器”。所以，刻在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或“钟鼎文”。
“古文”是指仓颉以后，史籀以前的文字之通称。古文的字形“首尾锐而中丰”。到了春秋时代周宣王时，太史籀(音宙)作了《史籀十五篇》(今已失传) ，这即是“大篆”的文字。
战国时期(西元前403年到西元前221年) ，六国之文字杂乱，各国各地，自制文字，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就有了“书同文、车同轨”的作法。秦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皆为“小篆”的文字。(这三篇共有3,300个字) 。小篆的字形则“丰锐停匀”。后来，秦国的狱吏程邈，增减大篆，去其繁复作了“隶书”，秦时只在公家文书用隶字。
“小篆”之字体与“大篆”相差不多，但“隶书”则将大篆字之体多事删减，形体上变了很多，如“鱼、燕、秦、春、奉、泰”等很多的字皆如此，所以说：“篆书变古而古犹存，隶书变古而古文从此绝矣。”
汉朝初年，有仿《仓颉篇》的小篆字体来作字书者。到了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汉成帝时，李长作了《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小学不修，文字不正，错谬甚多。所以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后(西元25年)，伏波将军马援曾上书“请正文字”。要求广征通晓古文字者，来更正当时文字的错误。
“草书”者乃草创之书。《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这是所谓“赴急之书”，并不用来教孩童，仅施于简檄(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绝少流传。或谓“草书”自隶书变来，有“章草”“今草”之分。“章草”之字，体势不连绵，“今草”之字，体势一笔而成。
“行书”又叫“行押书”，其起源及作者均不明。《六体书论》：“真书(正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所以行书介于草书与正书(楷书)之间。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刘熙载说：“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
目前我们写的正体汉字，原叫“正书”，即“楷书”或“真书”。《宋．宣和书谱》：“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书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书石刻间杂为正书，降及三国钟繇 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篇》《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
“正”字从“止”从“一”。“一”者《许慎，说文解字》说：“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止”者“足”也，引申有达到，止于至善之意。因此“正”字有建中立极，不偏不倚，止于最好的地步。
所以“正书”即楷书，即“正体字”。我们将中国一脉相传的字，称为“正体字”，这个名称有其历史渊源。自汉朝发展到唐朝定型而大备，一千余年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更。一直延用到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
(七) 许慎与《说文解字》：
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汝南召陵人(今河南郾城)，许慎(字叔重)作《说文解字》，以“形”“义”为主，收录了9353个字，分为540个部首。使文字有了归类。但许慎却等到东汉安帝建光元年(西元121年) ，才献给皇帝。不到几十年便流行于天下，是文字学最早的一本书。
明朝顾炎武，对东汉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被时人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许慎之功劳十分推崇。他说：“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恉，使三代(夏商周)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识古人之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江苏昆山人。西元1644年明朝亡后，始改名为炎武。着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为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
清乾隆时，翰林院编修孙星衍说：“微许叔重，则世人习见秦时徒隶之书，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窃谓其功不在禹下。惟其书虽经表上，当时未见颁行，故魏晋之间，惟有《急就篇》为学童所学。”
汉代有所谓的“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之争。那是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古籍难见。汉宣帝时，找了耆老(伏胜)来背诵《尚书》，但失误颇多。后来鲁恭王刘余，在封国内拆除孔子旧宅的墙壁时，发现一批用古文写的经书，其中有《尚书》《礼记》《论语》《春秋》《孝经》等。这些在孔宅发现的《古文尚书》，是用先秦小篆写的，比伏生(即伏胜)背诵后，用汉代通行之隶书写的《今文尚书》，多了十九篇等。
今文学家虽喜言文字，但多为荒谬之论。古文学家则根据《说文解字》自“六书”入手，进而建立一种文字学之系统，用来解说经籍，保存了中华正确的文化传统。到了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均有文字学之书撰述。
(八) 明清之字典巨著：
明朝神宗万历四十三年(西元1615年)，安徽宣城人梅膺祚编了《字汇》，改用楷书，共分十四册，分别以“首”“尾”及“十二地支”命名，收录了33,197个字，都是经史中常用之字。他将许慎《说文解字》540个部首，简化为214部首，按笔划顺序排列，便于检阅。用“反切”及“直音”注音。
《字汇》并列有教人写字的笔顺，辨认字形相似的字等等。对近代语言史之研究价值颇高。目前我们使用的《辞海》，即沿用《字汇》的部首检字方法。
到了明末崇祯年，国子监江西宜春人张自烈，编了《正字通》，分十二卷，共收33,549字，部首亦分为214个。其部首秩序与每部所纳之字，亦按笔划多少排列。《正字通》并收了许多方言及俗语的意义。
1644年满州人入关。清朝初年，清圣祖康熙皇帝有鉴于宋元时期，流行于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等文字记载中所用的“破体字”“俗体字”(即简体字)充斥，文字之乱象丛生。
康熙四十九年(西元1710年) ，令翰林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等，共三十人参与主编《康熙字典》。他们参考明朝梅膺祚的《字汇》，与明朝张自烈的《正字通》两本字典为蓝本，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历时七年始编纂成。严格要求，正确书写，“正体汉字”之方法。
《康熙字典》共分十二集，每集以“地支”命名。共收集汉字47,000余字，部首亦分为214个。并有反切注音，注明出处及参考等等，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语文工具，并一直被广泛地使用。
所以，仅就《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三部字典所收录的字数与部首看来，汉字明显的增加。但其字之增加，皆依循“六书”的规范。但部首却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9,353个字，所归纳成的540部首，而减少到214部首。这即证明汉字是极科学化的，有其演变之规则。不因字数增多，而“部首”亦随之增加。
“部首字”则是认识千千万万汉字之基础，汉字亦根据这有限之“214”个部首字，以“形、音、义”之规范，加以排列组合。凡笔划多之汉字，可以依照部首，将文字拆开讲解，再合并回复其字之原形，这是以简驭难的最佳识字方法。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其《文字蒙求》自序中提到：“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茍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划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茍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见解，说出了学习正体汉字的简易办法。
(九) 清代的文字与声韵研究：
有清一代，研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文字学家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书。
另外，清朝学者对古文字，声韵学与训诂学之研究，皆有具体辉煌之成就。自清末发现甲骨文，一直到民国以后，有名的甲骨文专家有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等。声韵学专家则有章太炎，黄季刚，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等。
(十) 中国历代字体的演变：
从甲骨文→钟鼎文(金文)→大篆(籀文) →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都是字形简化的结果。亦为用笔简化的结果。
由“篆书”变“隶书”，变圆曲之笔为方直之笔，以便书写。
由“隶书”变“楷书”，字形亦简略。外貌虽不象形，而象形之本质仍存。
故“楷书”(即“正体字”) ，创始于汉末，完成于魏晋，一直沿用至今。近一千八百年来，汉字没再改简的原因：乃“楷书”已达最简的地步了。
如果再简略下去，不免入于符号化，不能维持汉字的象形本质，并完全脱离汉字依据“六书”的规范。使汉字原本俱有“因形见义”“望文生义”的功能，皆消失殆尽。
这种符号化的文字，既不能像旧时的汉字能表义，亦不像拼音文字般表音，“形、音、义”三方面皆无是处，成了最没用的文字。
(十一) 汉字之特性：
正体汉字是单形体，单音节的方块字，是左脑右脑可并用的“复脑文字”。它有声调，同音字多，有单词与复词，既可用来表征外界的万千事物，更俱有“形音义”的特殊功能，易于辨认分析，易读性高。
汉字其基本结构有三种秩序：“上下结构”如：“朵、忠、霜、替”等。“左右结构”如：“北、林、刘、骑”等。“内外结构”如：“康、匍、闻、围”等。
汉字由于有了“部首字”的分类与归纳，那么“独体之文”与“合体之字”，有了条理可循。何况汉字虽多，形声字居十之七八，转注以声转为本，假借亦以声借多。既识“部首”之义，其相属之字义，亦必相近。既识本字之音，则本字之音与配合之音，亦相去不远。故“字义”“字音”皆有其根源，可以以简(即用“部首字”) ，来驭繁 (即驾驭“众多之汉字”)也。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随语言之变化而变化，稳定性高，可以超越时空，古词(字)皆可今用。中国地大人多，方言虽异，但使用之文字却相同。易于沟通，促进团结。
正体汉字，字型匀称优美，书写时自上往下，自右往左，自左往右，均可通行。用诸书信文章、诗词、歌赋、对联、书法、谜语、文字游戏等等，皆能历久弥新。而正体汉字中所蕴藏之丰富资料，更可上溯中华文化渊源、史地背景及发展。
如今电脑专家发现：汉字适用于电脑有三大优点：
(一) 汉字是单音节，其语音信号，可以迅速的进行频谱分析处理。
(二) 汉字是单形体的方块字，比拼音文字更易于储藏。
(三) 汉字的偏旁部首，其相互结构，符合现代电脑的逻辑原理。比拼音文字更适于电脑的发展。
事实证明，电脑输入“正体汉字”的速度，绝不比拼音文字慢，由此可见，这经过千百年锤链的“正体汉字”，既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亦能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进，光辉永在，价值永存。
(十二) 简化字的起因及演变：
自清世祖顺治帝于1644年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满清皇朝有十二帝，立国共268年。清皇室历经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 三帝，134年间，可谓盛世之外，到了清仁宗(嘉庆)、清宣宗(道光)时，就步入国势衰弱之途。(“康乾盛世、嘉道中衰”)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廷举棋不定，主战者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英军两次北犯，先至大沽口，后再兵临南京。光绪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被迫订下中国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至此，中国门户洞开，纸老虎之面目被拆穿。
由于清朝腐败无能，列强之势力由海口进入中国内地，仗着船坚炮利，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中国境内祸乱不止，社会秩序破坏，百姓流离失所。故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兴起。
于是有模仿西法，洋务建树，增强国防，发展交通矿业，建立新式学堂，留学教育，翻译西书等等之措施。当时许多读书人，像严复(留英)、蔡元培(留德)、章太炎(留日)、熊十力、钱玄同(留日)、周树人(留日)、胡适(留美)、刘半农(留英法)、赵 元任(留美)、顾颉刚、冯友兰(留美)、林语堂(留美)等人，皆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生的大学者。
但他们之中，或有过于偏激如钱玄同者。他提倡“废除古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主张“自左向由横写”等等。钱玄同曾说：“欲袪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以废孔学为唯一办法”。“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解决。”
周树人(鲁迅)则谓：“汉字是劳动人民的结核，倘不除去，只有自己死。”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说过：“汉字真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民国元年(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首先废除“读经书”，接着再以迷信的理由“废除祭孔”。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像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更是大力倡导“反传统”，要冒进要西化。提倡白话文，评击儒家思想，推动“疑古”风气，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
中共统治大陆之初，大力推行简化字。1956年8月，舒庆春(老舍)在《关于语言规范化》说：“……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规范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改革是一个过渡的办法。我们将来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块字难处很多：难认、难念、难懂、难记、难写。过渡期间，消灭汉字不行，那么办就天下大乱了。”“文字改革不规范化，因为汉字历来就不规范化，谁也说不清楚汉字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对汉字的结构与“六书”毫不了解，并执意非把“正体字”铲除而后快的情况下，“正体汉字”背负了许多罪名，说它是“造成文盲众多，造成科学落后，造成贫穷，造成学生对国文学习没兴趣……”等的障碍，希望先借着简化字，将“正体字”去掉，然后将中国文字拼音化。
简化字(有两个阶段)与汉语拼音：
壹：(一) 1922年，钱玄同发表《减省现行汉字笔画表》，《简省汉字笔划提
议》。 (五四运动时期)
(二) 1935年6月，钱玄同编成《简体字谱》，收了二千三百多字。当时国民
政府教育部，从中选了三百二十四个，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结果
全国大哗，1936年2月 便被收回。
贰：(一) 1950年简化字运动，中共教育部开始搜集常用简化字。
(二) 1956年1月，中共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共收了515个字。简化
偏旁54个。
(三) 1958年2月11日，中共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汉字拼音方案》
(四) 1964年，中共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将简化字增到2,236个。
(五) 1986年10月10日，中共国务院批准《简化字总表》。
(六) 1988年1月26日，中共教育部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七) 1988年3月25日，中共语文工作会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八)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九) 2002年3月31日，中共教育部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五十余年来，中共简化字左改右改了数次，人民无所适从，以至使用时，错字、别字、自造简字，层出不穷。而拼音文字的发展，也遇到无数的困难。因为光是汉字的同音异义字，就是拼音字一个逾越不过的鸿沟。
事实上，先学“正体字”再学简化字是正确的途径。因为使用简化字，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为的是方便书写而已。而正式的书刊、文件、报章、杂志、课本，应该用正体字出版。这样一来，人们对汉字的理解，皆依据正体。有了正体为标准，自然觉得简体作手书是种方便，错字、别字自然减少。
1920年，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看见自己发表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27年时，更说自己数年前的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 。”《钱玄同文集》
1938年1月，在法国巴黎求学的钱玄同之次子钱三强，收到父亲的信，其中有一段：《葛能全．钱三强传》：“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熟悉。我才尤短。更拙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
“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五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晚年的钱玄同所显示的，与他早年提倡“反传统”提倡“疑古”等等，这些偏激的言论、行为与看法，真是截然不同。
曾任北大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国的古文字专家，1952年曾任大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唐兰先生，文革后到香港中文大学，当时他叹了一口气道：“有句话过去不敢说，现在要讲，汉字是不该简化的。”
自元明以来，一直有简体字，当时称为“破体字”或“俗体字”。中共推行简化字，简化字要能符合“汉字演化的规范”，要能“约定俗成”，才算成熟，方能推广。
如果只是为了简省笔划而乱简，又为了简省文字，竟然以一个同音字，代替其它“同音异义字”的作法，不仅是破坏汉字与中华文化，扰乱文字系统，增加古今的隔阂，开启了学习中文的错误方式，导致国文程度更低落，其种种弊端及遗害，真是应了顺口溜所谓：“简化、简化、再简化。叉叉、叉叉、又叉叉”了。
(十三) 如何解决因简化字造成文字错乱使用及语意混淆之问题：
(一) 从根本着手，提倡“读经”教育，选读最有价值的书：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诗经》、《庄子》、《老子》、《唐诗三百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等，提高国民的中文程度与道德标准。
(二) 加强214部首的认识与了解，是为认识汉字之基础。
(三) 提高汉文教师之国文程度，加强他们学习史地与基本文字学之知识。
(四) 官方与民间，均应鼓励并提倡本国语文之学习。鼓励全体国民读书，养成读好书的风气。
(五) 凡印刷文字宜用“正体汉字”印行。鼓励国民认识并书写正体字。凡民间日用“约定成俗，流行成熟”之简体字，其书写或运用，听其自然，不加干涉。
(六)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文字是民族的命脉，应该再三审慎处理，才能“不负于前人，无愧于将来。”
先民造字之初是“依类象形”，即依样画样，称为“文”。“文”者“纹”也，即交错而画的意思。《周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所以在古代，称文字为“书”或“名”。春秋时代以前只称“文”，到了战国时代，才开始称“字”。
《吕氏春秋》成书时，秦相吕不韦将此书悬于秦国首都陕西咸阳，并出了布告说：“有能增减一字者，予千金”。这是称作“字”的开始。所以“文”是指事物的本象，“独体为文”。“字”是后来滋生增加的，以补“文”之不足。“字”的形与声相并成字而见义，所以说“合体为字”。
因此，旧时所谓“书”、“名”、“文”、“字”四者之区别为：
凡称“书”者，乃就文字的“书写”而言。
凡称“名”者，乃就文字的“声音”而言。
凡称“文”者，乃就文字的“形体”而言。
凡称“字”者，乃就文字的“发展”而言。
西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了韩、赵、魏、齐、楚、燕六国，三年后在琅玡刻石记功，刻上“同书文字”四个字，这是“文”与“字”连称的开始。秦汉以来“文字”连称盛行，为了避免与“书籍”之“书”、与“名家”之“名”相混，所以将“书”或“名”之称法除掉了。
(二) “小学”谓文字学，乃袭用古传：
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意思是孩童八岁入小学时，就开始学的科目，当作“礼、乐、射、驭、书、数”这《六艺》中的一艺，小学科目中的一科。
因此，“文字”的定义可说是：“凡有形体可供书写，而代表一音、一义之符号，能组成章句，表达情意者，称为文字”。
宋朝王安石说：“人言为声，述以为字。”所以汉字之“字形”、“字音”与“字义”，是组成中国文字学的三要素。而研究“文字”之“形、音、义”，及其相互之关系与其变迁者，可称为“文字学”。
(三) 六书即“形音义”之学：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说文解字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中国的文字可归纳分析为“六书”。清朝的文字学家，乾隆期间举人段玉裁说：“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会也。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而字形尽于此矣。有转注、假借，而字义尽于此矣。”所以“六书”是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即“形、音、义”之学。
清朝另一位文字学家，道光年间举人王筠曾说：“字之有形、声、义也，犹人之有神、影、形也。不能离形而为影与神，更不能以他人之影与神，附此人之形也。”王筠的譬喻，是对汉字“形、音、义”三者，了解透彻，并能贯通融会的说法也。
(四) 文字的起源：
相传汉字的创始，有所谓的“结绳”、“书契”、“八卦”、“河图”、“洛书”、“甲子”、“图画”、“仓颉造字”等说法。
《淮南子》：“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叙》：“仓颉之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但这些说法，皆因时代久远无法细考。至于是作书或作图，分别不大，因为古文原为象形字也。
文字非一时一人所创。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日月星辰，鸟兽之迹”皆可作为创造文字之启示，何况远古时期，言语声音，不能留存并传到异地，故有创制文字的必要。
(五) 文字起源之年代考：
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一位在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的京官，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以收藏古董，精通金石闻名。他患了疟疾，仆人到药店逵仁堂买药，王懿荣的好友刘鹗，发现其中有一味名叫“败龟版”的中药，上面刻了隐隐约约的图文，两人仔细研看后，认定是珍贵的古文字，于是王懿荣便将这药铺的“败龟版”收购一空，进而追溯到这些“龟甲”，是来自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这地方。
另种说法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有位叫范维卿的古董商人，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收购了一些甲骨，他带了十多片，到北京给精通古物的王懿荣看，王氏大喜，遂以高价购买。这即最早可见的“龟甲文字”。根据推断，这种文字的创造，当在距今约三千余年前，也即在商代之前。
商朝人好占卜，他们将占卜的文辞刻在龟甲兽骨上，这些刻在龟甲与兽骨上的文字，称为“卜辞文字”或“殷墟文字”。因为商朝的第十九位帝盘庚，将国都自商(今河南商丘) 迁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 ，所以将从这里挖出的文字，称为“殷墟文字”。
殷墟甲骨为刀笔文字，但从出土的甲骨文看来，那时已有毛笔和朱墨，有调和朱墨的石臼和砚盘。这些出土的甲骨文，已相当成熟，显现出脱离图画的阶段，走向真正记载语言的文字。其中已有很多字，是将两个形体并合在一起的表意文字了。
春秋战国时期，书写的工具有：竹简、木片与丝帛，文字可用笔写，因此使用日广。
(六) 汉字的流变：
商代(西元前1751年到西元前1111年)的铜器，已进入铜锡合金时期，称为“青铜器”。所以，刻在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或“钟鼎文”。
“古文”是指仓颉以后，史籀以前的文字之通称。古文的字形“首尾锐而中丰”。到了春秋时代周宣王时，太史籀(音宙)作了《史籀十五篇》(今已失传) ，这即是“大篆”的文字。
战国时期(西元前403年到西元前221年) ，六国之文字杂乱，各国各地，自制文字，所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就有了“书同文、车同轨”的作法。秦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七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皆为“小篆”的文字。(这三篇共有3,300个字) 。小篆的字形则“丰锐停匀”。后来，秦国的狱吏程邈，增减大篆，去其繁复作了“隶书”，秦时只在公家文书用隶字。
“小篆”之字体与“大篆”相差不多，但“隶书”则将大篆字之体多事删减，形体上变了很多，如“鱼、燕、秦、春、奉、泰”等很多的字皆如此，所以说：“篆书变古而古犹存，隶书变古而古文从此绝矣。”
汉朝初年，有仿《仓颉篇》的小篆字体来作字书者。到了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汉成帝时，李长作了《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小学不修，文字不正，错谬甚多。所以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后(西元25年)，伏波将军马援曾上书“请正文字”。要求广征通晓古文字者，来更正当时文字的错误。
“草书”者乃草创之书。《说文解字叙》：“汉兴有草书”，这是所谓“赴急之书”，并不用来教孩童，仅施于简檄(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绝少流传。或谓“草书”自隶书变来，有“章草”“今草”之分。“章草”之字，体势不连绵，“今草”之字，体势一笔而成。
“行书”又叫“行押书”，其起源及作者均不明。《六体书论》：“真书(正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所以行书介于草书与正书(楷书)之间。清朝道光年间进士刘熙载说：“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
目前我们写的正体汉字，原叫“正书”，即“楷书”或“真书”。《宋．宣和书谱》：“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书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书石刻间杂为正书，降及三国钟繇 者，乃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篇》《黄庭经》一出于世，遂为今昔不赀之宝”。
“正”字从“止”从“一”。“一”者《许慎，说文解字》说：“一，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止”者“足”也，引申有达到，止于至善之意。因此“正”字有建中立极，不偏不倚，止于最好的地步。
所以“正书”即楷书，即“正体字”。我们将中国一脉相传的字，称为“正体字”，这个名称有其历史渊源。自汉朝发展到唐朝定型而大备，一千余年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更。一直延用到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
(七) 许慎与《说文解字》：
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西元100年)，汝南召陵人(今河南郾城)，许慎(字叔重)作《说文解字》，以“形”“义”为主，收录了9353个字，分为540个部首。使文字有了归类。但许慎却等到东汉安帝建光元年(西元121年) ，才献给皇帝。不到几十年便流行于天下，是文字学最早的一本书。
明朝顾炎武，对东汉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被时人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许慎之功劳十分推崇。他说：“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恉，使三代(夏商周)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识古人之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江苏昆山人。西元1644年明朝亡后，始改名为炎武。着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为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
清乾隆时，翰林院编修孙星衍说：“微许叔重，则世人习见秦时徒隶之书，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窃谓其功不在禹下。惟其书虽经表上，当时未见颁行，故魏晋之间，惟有《急就篇》为学童所学。”
汉代有所谓的“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之争。那是因为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古籍难见。汉宣帝时，找了耆老(伏胜)来背诵《尚书》，但失误颇多。后来鲁恭王刘余，在封国内拆除孔子旧宅的墙壁时，发现一批用古文写的经书，其中有《尚书》《礼记》《论语》《春秋》《孝经》等。这些在孔宅发现的《古文尚书》，是用先秦小篆写的，比伏生(即伏胜)背诵后，用汉代通行之隶书写的《今文尚书》，多了十九篇等。
今文学家虽喜言文字，但多为荒谬之论。古文学家则根据《说文解字》自“六书”入手，进而建立一种文字学之系统，用来解说经籍，保存了中华正确的文化传统。到了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均有文字学之书撰述。
(八) 明清之字典巨著：
明朝神宗万历四十三年(西元1615年)，安徽宣城人梅膺祚编了《字汇》，改用楷书，共分十四册，分别以“首”“尾”及“十二地支”命名，收录了33,197个字，都是经史中常用之字。他将许慎《说文解字》540个部首，简化为214部首，按笔划顺序排列，便于检阅。用“反切”及“直音”注音。
《字汇》并列有教人写字的笔顺，辨认字形相似的字等等。对近代语言史之研究价值颇高。目前我们使用的《辞海》，即沿用《字汇》的部首检字方法。
到了明末崇祯年，国子监江西宜春人张自烈，编了《正字通》，分十二卷，共收33,549字，部首亦分为214个。其部首秩序与每部所纳之字，亦按笔划多少排列。《正字通》并收了许多方言及俗语的意义。
1644年满州人入关。清朝初年，清圣祖康熙皇帝有鉴于宋元时期，流行于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等文字记载中所用的“破体字”“俗体字”(即简体字)充斥，文字之乱象丛生。
康熙四十九年(西元1710年) ，令翰林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等，共三十人参与主编《康熙字典》。他们参考明朝梅膺祚的《字汇》，与明朝张自烈的《正字通》两本字典为蓝本，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历时七年始编纂成。严格要求，正确书写，“正体汉字”之方法。
《康熙字典》共分十二集，每集以“地支”命名。共收集汉字47,000余字，部首亦分为214个。并有反切注音，注明出处及参考等等，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语文工具，并一直被广泛地使用。
所以，仅就《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三部字典所收录的字数与部首看来，汉字明显的增加。但其字之增加，皆依循“六书”的规范。但部首却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9,353个字，所归纳成的540部首，而减少到214部首。这即证明汉字是极科学化的，有其演变之规则。不因字数增多，而“部首”亦随之增加。
“部首字”则是认识千千万万汉字之基础，汉字亦根据这有限之“214”个部首字，以“形、音、义”之规范，加以排列组合。凡笔划多之汉字，可以依照部首，将文字拆开讲解，再合并回复其字之原形，这是以简驭难的最佳识字方法。
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其《文字蒙求》自序中提到：“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茍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划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茍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即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见解，说出了学习正体汉字的简易办法。
(九) 清代的文字与声韵研究：
有清一代，研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文字学家有；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书。
另外，清朝学者对古文字，声韵学与训诂学之研究，皆有具体辉煌之成就。自清末发现甲骨文，一直到民国以后，有名的甲骨文专家有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等。声韵学专家则有章太炎，黄季刚，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等等。
(十) 中国历代字体的演变：
从甲骨文→钟鼎文(金文)→大篆(籀文) →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都是字形简化的结果。亦为用笔简化的结果。
由“篆书”变“隶书”，变圆曲之笔为方直之笔，以便书写。
由“隶书”变“楷书”，字形亦简略。外貌虽不象形，而象形之本质仍存。
故“楷书”(即“正体字”) ，创始于汉末，完成于魏晋，一直沿用至今。近一千八百年来，汉字没再改简的原因：乃“楷书”已达最简的地步了。
如果再简略下去，不免入于符号化，不能维持汉字的象形本质，并完全脱离汉字依据“六书”的规范。使汉字原本俱有“因形见义”“望文生义”的功能，皆消失殆尽。
这种符号化的文字，既不能像旧时的汉字能表义，亦不像拼音文字般表音，“形、音、义”三方面皆无是处，成了最没用的文字。
(十一) 汉字之特性：
正体汉字是单形体，单音节的方块字，是左脑右脑可并用的“复脑文字”。它有声调，同音字多，有单词与复词，既可用来表征外界的万千事物，更俱有“形音义”的特殊功能，易于辨认分析，易读性高。
汉字其基本结构有三种秩序：“上下结构”如：“朵、忠、霜、替”等。“左右结构”如：“北、林、刘、骑”等。“内外结构”如：“康、匍、闻、围”等。
汉字由于有了“部首字”的分类与归纳，那么“独体之文”与“合体之字”，有了条理可循。何况汉字虽多，形声字居十之七八，转注以声转为本，假借亦以声借多。既识“部首”之义，其相属之字义，亦必相近。既识本字之音，则本字之音与配合之音，亦相去不远。故“字义”“字音”皆有其根源，可以以简(即用“部首字”) ，来驭繁 (即驾驭“众多之汉字”)也。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不随语言之变化而变化，稳定性高，可以超越时空，古词(字)皆可今用。中国地大人多，方言虽异，但使用之文字却相同。易于沟通，促进团结。
正体汉字，字型匀称优美，书写时自上往下，自右往左，自左往右，均可通行。用诸书信文章、诗词、歌赋、对联、书法、谜语、文字游戏等等，皆能历久弥新。而正体汉字中所蕴藏之丰富资料，更可上溯中华文化渊源、史地背景及发展。
如今电脑专家发现：汉字适用于电脑有三大优点：
(一) 汉字是单音节，其语音信号，可以迅速的进行频谱分析处理。
(二) 汉字是单形体的方块字，比拼音文字更易于储藏。
(三) 汉字的偏旁部首，其相互结构，符合现代电脑的逻辑原理。比拼音文字更适于电脑的发展。
事实证明，电脑输入“正体汉字”的速度，绝不比拼音文字慢，由此可见，这经过千百年锤链的“正体汉字”，既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亦能随着时代的潮流前进，光辉永在，价值永存。
(十二) 简化字的起因及演变：
自清世祖顺治帝于1644年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满清皇朝有十二帝，立国共268年。清皇室历经圣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 三帝，134年间，可谓盛世之外，到了清仁宗(嘉庆)、清宣宗(道光)时，就步入国势衰弱之途。(“康乾盛世、嘉道中衰”)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廷举棋不定，主战者钦差大臣林则徐被革职，英军两次北犯，先至大沽口，后再兵临南京。光绪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被迫订下中国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至此，中国门户洞开，纸老虎之面目被拆穿。
由于清朝腐败无能，列强之势力由海口进入中国内地，仗着船坚炮利，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中国境内祸乱不止，社会秩序破坏，百姓流离失所。故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兴起。
于是有模仿西法，洋务建树，增强国防，发展交通矿业，建立新式学堂，留学教育，翻译西书等等之措施。当时许多读书人，像严复(留英)、蔡元培(留德)、章太炎(留日)、熊十力、钱玄同(留日)、周树人(留日)、胡适(留美)、刘半农(留英法)、赵 元任(留美)、顾颉刚、冯友兰(留美)、林语堂(留美)等人，皆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出生的大学者。
但他们之中，或有过于偏激如钱玄同者。他提倡“废除古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主张“自左向由横写”等等。钱玄同曾说：“欲袪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以废孔学为唯一办法”。“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的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解决。”
周树人(鲁迅)则谓：“汉字是劳动人民的结核，倘不除去，只有自己死。”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说过：“汉字真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民国元年(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首先废除“读经书”，接着再以迷信的理由“废除祭孔”。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像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人，更是大力倡导“反传统”，要冒进要西化。提倡白话文，评击儒家思想，推动“疑古”风气，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
中共统治大陆之初，大力推行简化字。1956年8月，舒庆春(老舍)在《关于语言规范化》说：“……文字改革的方法是不求规范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字改革是一个过渡的办法。我们将来一定是用拼音文字。方块字难处很多：难认、难念、难懂、难记、难写。过渡期间，消灭汉字不行，那么办就天下大乱了。”“文字改革不规范化，因为汉字历来就不规范化，谁也说不清楚汉字是怎么回事。……”
在这种对汉字的结构与“六书”毫不了解，并执意非把“正体字”铲除而后快的情况下，“正体汉字”背负了许多罪名，说它是“造成文盲众多，造成科学落后，造成贫穷，造成学生对国文学习没兴趣……”等的障碍，希望先借着简化字，将“正体字”去掉，然后将中国文字拼音化。
简化字(有两个阶段)与汉语拼音：
壹：(一) 1922年，钱玄同发表《减省现行汉字笔画表》，《简省汉字笔划提
议》。 (五四运动时期)
(二) 1935年6月，钱玄同编成《简体字谱》，收了二千三百多字。当时国民
政府教育部，从中选了三百二十四个，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结果
全国大哗，1936年2月 便被收回。
贰：(一) 1950年简化字运动，中共教育部开始搜集常用简化字。
(二) 1956年1月，中共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共收了515个字。简化
偏旁54个。
(三) 1958年2月11日，中共第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汉字拼音方案》
(四) 1964年，中共文改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将简化字增到2,236个。
(五) 1986年10月10日，中共国务院批准《简化字总表》。
(六) 1988年1月26日，中共教育部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七) 1988年3月25日，中共语文工作会发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八) 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九) 2002年3月31日，中共教育部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五十余年来，中共简化字左改右改了数次，人民无所适从，以至使用时，错字、别字、自造简字，层出不穷。而拼音文字的发展，也遇到无数的困难。因为光是汉字的同音异义字，就是拼音字一个逾越不过的鸿沟。
事实上，先学“正体字”再学简化字是正确的途径。因为使用简化字，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为的是方便书写而已。而正式的书刊、文件、报章、杂志、课本，应该用正体字出版。这样一来，人们对汉字的理解，皆依据正体。有了正体为标准，自然觉得简体作手书是种方便，错字、别字自然减少。
1920年，钱玄同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看见自己发表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27年时，更说自己数年前的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 。”《钱玄同文集》
1938年1月，在法国巴黎求学的钱玄同之次子钱三强，收到父亲的信，其中有一段：《葛能全．钱三强传》：“吾家三世业儒。故料量田产及经营米盐之事非所熟悉。我才尤短。更拙于治生之道。此致近年生活日趋贫困。你有志求学，作显亲扬名荣宗耀祖之想，自是吾家之孝子顺孙。数年以后，领得学位文凭，博得一官半职，继承祖业，光大门楣，便足以上对祖先，下亦慰我老怀，娱我晚景矣…。”
“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民五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晚年的钱玄同所显示的，与他早年提倡“反传统”提倡“疑古”等等，这些偏激的言论、行为与看法，真是截然不同。
曾任北大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国的古文字专家，1952年曾任大陆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唐兰先生，文革后到香港中文大学，当时他叹了一口气道：“有句话过去不敢说，现在要讲，汉字是不该简化的。”
自元明以来，一直有简体字，当时称为“破体字”或“俗体字”。中共推行简化字，简化字要能符合“汉字演化的规范”，要能“约定俗成”，才算成熟，方能推广。
如果只是为了简省笔划而乱简，又为了简省文字，竟然以一个同音字，代替其它“同音异义字”的作法，不仅是破坏汉字与中华文化，扰乱文字系统，增加古今的隔阂，开启了学习中文的错误方式，导致国文程度更低落，其种种弊端及遗害，真是应了顺口溜所谓：“简化、简化、再简化。叉叉、叉叉、又叉叉”了。
(十三) 如何解决因简化字造成文字错乱使用及语意混淆之问题：
(一) 从根本着手，提倡“读经”教育，选读最有价值的书：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诗经》、《庄子》、《老子》、《唐诗三百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等等，提高国民的中文程度与道德标准。
(二) 加强214部首的认识与了解，是为认识汉字之基础。
(三) 提高汉文教师之国文程度，加强他们学习史地与基本文字学之知识。
(四) 官方与民间，均应鼓励并提倡本国语文之学习。鼓励全体国民读书，养成读好书的风气。
(五) 凡印刷文字宜用“正体汉字”印行。鼓励国民认识并书写正体字。凡民间日用“约定成俗，流行成熟”之简体字，其书写或运用，听其自然，不加干涉。
(六) 中华文化渊源流长，文字是民族的命脉，应该再三审慎处理，才能“不负于前人，无愧于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