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美的亚洲官员回国后讲：“我在国内时别人见我就点头哈腰，可是在这美国连有些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我没有去过美国，不知道这位官员讲的是真是假。只听说西方民主国家的老百姓都这样，见了官员不仅不点头哈腰，有时候不高兴了，还可以指着官员的鼻子骂上两句。
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何敢如此胆大妄为？他们就不怕惹官员大人生了气，背后给一双水晶小鞋穿？
最近看到大陆一位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出外考察回来写的观感，多少明白了一些其中的奥秘。
这位学者讲，他在国外问过许多农民相同的一个问题：“假如农会不给你贷款，腐败了，你怎么办？”他们回答：“不可能的拉。”又问：“就是腐败了，你怎么办？”农民说：“那我告到法院去。”他接着问：“法官也腐败了，你怎么办？”被问的农民感觉这问题很荒唐，放高声音答：“不可能啦。”再问，农民答：“那我找区议员，他会去指责法官。” 这位学者不依不饶，仍追着问：“区议员也腐败了，你怎么办？”这回农民被问急了，在说完“不可能啦”之后，紧接着补上一句：“那我下次不选他！”
原来，选举权象一条栓马的缰绳，任什么样的劣马或烈马被套上这缰绳后，都只有乖乖地为主人服务的份；而人民手里攥着这条缰绳，自然趾高气扬腰板挺得笔直了。
范学德先生在美国生活有年，他有一次回国探亲，与母校的同学老师叙旧，当有人问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的回答同样给我启发。他是这样记述的：
“1997年夏天，我回国探亲，其间，回了一趟母校吉林大学，看望了一些哲学系的同学和老师。有一天，七七级的几位学长请我吃饭，当时，高清海老师也在座。高老师曾经担任过吉林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而那几位学长，有的是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有的是哲学系主任，等等。吃饭期间，几位学长问了我一个问题：老范，你到美国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想了一想，我回答说：自由与尊严。我切实地享受了作为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我说，很惭愧，这些年来，我在学术上一无所长，事业上一无所成，但是，我却深深地感到了一点，我是一个人，我是作为一个独立而又自由的人而有尊严地活着。我想说的话，我就说，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些话是否符合美国政府的观点，也不在乎总统说了些什么, 更不必为了保持正确，说违心的话，去迎合谁的说法，也不必违心地检讨自己的内心。
我说，这些年来，我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像你们这么显赫的社会地位，但是，我很知足。虽然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我的尊严却得到了尊重。我说话办事，不必违背自己的良心，不需要委屈自己对上卑躬屈膝，低三下四。那些政府的官员，他们不标榜自己是社会公仆，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把公民放在眼里，不然，他们就得走人。他们做点好事，那是他们份内的事，我不必对他们歌功颂德。反过来，他们要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哪怕是在背地里干的，也要被揭露出来。”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事却呈现一种完全相反的秩序：人民手里没有选票，官员完全由“上面”任命。依照“谁给官帽为谁服务”这一放之全球而皆准的原理，中国官员们见了人民吹胡子瞪眼，见了上司点头哈腰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所以一切的一切在我们这里就颠倒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腰板挺得直直的，如今却弯着腰弓着背；官员是人民的仆人，本该在人民面前毕恭毕敬，如今却耀武扬威起来。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件事：有个英俊少年，听到老百姓受官员欺负的事很生气，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个为民请命为民鞠躬尽瘁的官，可是有人问他：如果你的上司是个欺压百姓的坏蛋呢？这个少年答：我争取当他的上司，他不听我的，我就把他开了。又问：你当了大官，可是大官头上仍有大官，他也是个恶官，你该如何？少年答：那我当最大的官，让所有的官都听我的。
明眼人一定看出来了，这是人治社会下典型的思维模式。也难怪，整个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生活在其间的人不如此思考问题又能怎样思考问题呢？
从这个故事我联想到一件事：中国人，除了金字塔顶那个“万民之主”外，腰基本上都难伸直。
我们从基层说起，村长大人在村民面前腰是直的，可是见了乡长腰就得弯下来；乡长大人在村长面前腰是直的，可是见了镇长腰就得弯下来……我们顺着金字塔的阶梯往上看，无论哪一级的官，他在部下面前腰能挺直，人模人样的，他在上司面前腰就弯了，如同一只可怜的狗。
泱泱13亿人的大国啊，只一人腰是直的，可悲可叹！
13亿中国人，什么时候见了官员能理直气长说一声：“我是纳税人，你们是靠我养活的”？13亿中国人，什么时候，哪怕一个捡破烂的，也能把自己的腰挺得直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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