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12）
这副邪恶的对联是1966年7月29日，由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贴出的，但使这副邪恶的对联流毒全国的关键人物则是北京工业大学三系的学生刘京和谭力夫，8月12日，这两个脑子里灌满了共产邪灵的邪理的大学生，贴出一张提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要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换句话说，是要把“血统论”写进党章法律。8月20日，在刘京的主持下，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辩论会上大肆吹捧“对联”，叫嚣对出身不好的师生实行“阶级斗争”，“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谭力夫的讲话很快被中共的各级组织和全国红卫兵翻印了数百万份，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提倡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来用。在北京的一所中学里，“大门外面两侧贴了这副对联，大门里面两侧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学楼门的里面外面都贴了这副对联，教室的前门后门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室前部的黑板两侧贴上了，教室后面的墙报栏两侧也贴上了。整个学校，凡是有门的地方都贴了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北京其他中学的情况相仿。这副对联又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住在南部沿海的厦门的当时的中学生说，他们那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随着全国性的大中学生的大串联，邪恶的对联流毒全国，不长时间，这种比希特勒的党卫军更加凶残，更加邪恶的邪灵附体的党卫军式的邪兵－－红卫兵就在全国出现了。其严重后果是：全国各地至少有上百万人在“血统论”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仅北京一地，在红八月中便被活活打死1772人之多！
红卫兵一产生就带有共产邪灵附体的暴力基因，但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疯狂，点燃这疯狂之火的就是共产邪灵附体在人世间的代表人物毛泽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一些学生开始自己开批斗会，公然大打出手，打伤甚至打死老师的事件发生了。共产邪灵附体还觉得这邪恶之火还烧的不够，毛泽东到了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时，问献花的女红卫兵的姓名，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清是“文质彬彬”的“彬”后，说了一句：“要武吗！”当时，毛的话是最高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这个红卫兵便改名为“宋要武”，这件事，经中共宣传机器的煽动随之而生的就是全国一片打砸抢之风，草菅人命之风！
共产邪灵附体这些青少年，操控这些红卫兵所干的毫无人性，禽兽不如的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以下举几例:
1。人活活被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在街上走着，就碰上了这种景象：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见《树与林同在》１９９９年３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2。在北京市，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老人的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3。在北京市，祟文门，一个地主婆竟被一壶壶开水(强制附近居民提供)活活烫熟而死。
4。“另一个场景是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老爸。胡女是一个很文静的大姑娘，长得很秀气，据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胡乔木被拉到北钢批斗，是得惠于其女在北钢读书。彼时，这是一种风气时尚。胡女发言最后也喊口号，口号中也有‘砸烂胡乔木的狗头！’女儿要砸父亲的狗头，这在彼时的我更难接受。彼时的口号是一组一组的，毛万岁、毛思想万岁、毛路线万岁……这叫基本口号，就有五、六句，再加上具体的打倒人事，总有十几句。胡女尽可多喊几句‘坚决打倒胡乔木！’之类，免了这句砸烂狗头，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她为什么就不呢？我不感到滑稽了，说不出味儿来。”
(<<和胡乔木女儿一起喊砸烂胡乔木狗头>>)
………。
有史以来，从未见过有如此多的青少年处于这样一种狂热的无理智，无人性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残忍搏杀遍及全社会，学习反人性的斗争哲学也是从娃娃就抓起、就做起。学校频繁组织的批判会和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使十几岁的孩子变成了以残酷为乐为荣的刽子手。
“在小学，学生年龄最大的是１３岁左右。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学学生用皮带抽了四位女老师，把她们的头发剪去一半。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打死。”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称文革浩劫中红卫兵在学校里的暴行为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只是一个方面的描述，红卫兵在学校里的暴行，还有是红卫兵的学生对非红卫兵的学生的革命；“８月２６日，清华附中高中三年级６３１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了班里四个‘出身不好’的学生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等人。他们被打成重伤，后来又被罚‘劳改’。被访者中一位当时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至今仍清楚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的景象。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郭惠兰，父亲是‘右派份子’，她被同学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这个学校还有一位初中的女同学因不堪侮辱而卧火车轨自杀，未死，但是遭致终身残疾。”（《“文革”中的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在北京市暴发的打人，杀人狂潮，随着中共宣传机器的煽动，尤其是随着红卫兵的全国性的“串联”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进行“串联”。打人风传往全国。比如，８月１１日，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上海外语学校，把那里的‘牛鬼蛇神’们揪出来打了。８月１２日此校的学生已学会了，又打这些‘牛鬼蛇神’们，剃了他们的阴阳头，打出的血流在地上，叫他们自己舔。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说：“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直到较小的县城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也一样打了老师和校长。但是一般时间比北京晚。１９６６年底，在江苏扬州湾头公社中心小学，先斗了校长，剪了校长的‘阴阳头’，又开始斗副校长张匀。她白天被拉出去斗，晚上被关在一间教室里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诉丈夫说：‘我被打得受不了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杀身死。”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上述的各种暴行在许多学校中曾经普遍发生过。此外，各校还有不同的手法，比如用开水烫，用屎尿浇，用火烧，往身上倒脏水，让“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椅子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在有些学校还自设刑室，比如北京第六中学。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红卫兵说，他们曾因打人不够狠而被组织去北京第六中学参观学习这个刑室，她看到刑室里地上血迹重重，墙上用血写了‘红色恐怖万岁’ 。这个刑室后来才被当做反面教材供人参观，在‘红八月’中却是被当做楷模来效仿的。”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许多看起来还未脱稚气的青少年表现出来的却是像魔鬼一样的行为。这时的中华大地，称之为人间地狱是毫不过份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