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年秋季新学期开学,我们进入初中三年级。我们班上有一个很活跃的同学,姓夏,大家都戏称他瞎(夏)摆唬,是个公认的侃大山高手,幽默风趣,只要有他在,周围的气氛就很活跃,笑语连珠。他的作文很受老师赏识、经常被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
有一个星期一,同学们都纷纷从家里返回学校,唯独瞎摆唬没有来校上课,也没有请假,同学们不知何故,都觉得班上少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到了课外活动时间,还未等同学离开课桌,校政治辅导员老师突然走进教室,要召集我们全班同学开会。
老师说:“夏XX同学不能来上课了,他有反革命罪行,已经被抓到看守所去了。今天召集你们全班开会,就是要揭发他的反动言行。” 同学感到惊诧,面面相嘘,嘁嘁喳喳的气氛顿时肃杀寂静,半天没有人说话。
老师鼓励大家说:“没有关系,与你们无干。揭发他的反动言行,什么都可以说。只要是他说的、他做的,你们认为不好的都应该说。”
半饷,有个同学发问:“老师常说少年最单纯,是国家的花朵,少年也有反革命罪?” 政治辅导员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犹豫停顿一下,还是坚定回答:“反革命罪不分年龄。”
又过半饷,还是没有人发言。辅导员就启发地说:“大家都说他的作文很好。作文不仅要看文字好不好,还要看思想好不好。他有一篇作文被选为范文贴在全校的范文壁报栏里,我看就有问题。其中有一段写的是,上级领导来县里视察,坐着小轿车从大街开过,沿途溅起雨水,冲击着两边的行人和摊贩,就像鲁迅在《水乡》一文中写的,洋人的小火轮从河中心开过,河两边的摇橹小船只得抓住岸边的草木,等待小船摇晃停止。这种描写显然是对新社会不满,对上级领导不满。”
一再启发,同学们还是不知道说什么。一个同学问:“说女同学坏话可以吗?”老师回答:“说吧。”
“他说XXX同学像青蛇,XXX同学像白蛇,就是找不到许仙。许仙那里去了,原来许仙被法海师傅压到金山寺的郑江达(一同学名字)家里去了。”该同学的话,把全班同学说得哈哈大笑。气氛开始缓和下来。
接着一个同学说:“他在做厨房帮厨的那天,给女同学发热水时,人家说水不热,他就说‘要那么热干吗,也不是烫猪’,把那个女同学都气哭了。”
另一个同学发言:“他还说老师的坏话。班主任老师给语文课老师代课时, 解释‘轮番轰炸’是飞机轮子翻过来底朝天,把炸弹都倒出来。在给物理老师代课,做水压试验时说,和小孩撒尿相反,大个彪得近,小个彪得远。瞎摆唬就造了一个歇后语:‘班主任代课──滥竽充数。’”
政治辅导员看看同学的发言都无关痛痒,急忙插话启发:“一般说坏话,没有政治意义就不要说了。要有政治内容的坏话一定要说。” 当时班上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对于“政治”的涵义还不十分明白。等了半天,一个同学问:“抗美援朝的事可以说吗?”老师一听,这倒是政治问题,以鼓励语气:“说吧”。
这位同学说:“在宣传抗美援朝时,为演话剧准备道具,瞎摆唬说,杜鲁门的帽子必须两尺长,否则就不是堵着门。麦卡瑟的帽子至少一尺深,否则没卡死。”同学们又是一阵窃窃嘻笑。
政治辅导员觉得学生的发言越来越牛头不对马嘴,加上学生最喜欢每天一个小时的课外活动,早就在座位上不耐烦了,最后也只得草草收场,无果而终。
后来得知,夏XX的爸爸于当年的春季,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历史反革命被逮捕,就在前些日子被处决。处决后就把他的全家,母亲、哥哥和他同时逮捕了。同学们也回忆起,在上个学期开学不久,学校中有一天突然来了数名警察,一次逮捕了四个老师:唯一的一个校医生,唯一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一名语文教员,一名物理教员。占全校二十来个教职员的五分之一。一时缺教员上课,这才闹出班主任给语文老师和物理老师代课时所出现的笑话。
此后这些被逮捕的老师再也没有回到学校来。而夏XX一家三口人被分别送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去劳动教养。瞎摆唬当时还是个十五岁男孩,也是一去无回,至今不知是死是活。更有甚者,当时还有一个更小的低年级同学,因为爸爸被逮捕而全家遭株连,离开学校而一去不复返。
实际上,逮捕反革命的家属,送去劳动教养,根本不需要任何罪证。毛泽东就亲自在中共中央关于反革命份子处理的文件中规定说:“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 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明文规定株连亲属。镇反运动中被杀的达三百万,株连的人少说也有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