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0-11 23:57:28作者：
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陈洪抽的烟也没有“与时俱进”：20年前，他抽1块多钱一包的“湘南”、“大庆”。10多年前，他抽3块钱的“白沙”或4块钱的“希尔顿”。现在 他抽“芙蓉”，两块钱一包，一天得两包。
他蜗居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建湘路上的一条窄巷里，路面混杂着土、沙、碎石、砖块和零散铺了几处的水泥。三层高破旧的筒子楼，他住一楼，11平方米的房间，临巷开了扇窗，出门往楼内拐，阴暗的过道旁有他一小间带窗的厨房和一小间不带窗的厕所。这是当初他母亲单位分的公房。
目前他靠开“摩的”为生。这门早被长沙市明令禁止的营生，前面常被冠以一个“黑”字。他下岗的那家厂子，原先每月发60%的基本工资，他的400多块工资“再打个6折”，也就200多块钱。最近4个月，厂里说连这部分钱也发不出了，所以他还没领到。
他开“摩的”并不拼命：通常每天下午5点以后等交警下班了，出去拉活，干到7点左右，挣个十几二十块钱，回家吃晚饭。夜里10点过，他再出去一趟，干到凌晨一两点。正常时一天能弄个三十几块钱。
其余时间，他常泡在网上。他的博客“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7月27日开博，贴了29篇旧作，并陆续增添了10余篇新作。结果，点击量超过63万次，有1.6万多条跟帖评论，成为网上热门博客之一。
这个48岁的下岗职工、“摩的”司机，用他那枝没经过理论训练的笔，描绘了一幅“底层表情”的图像。
我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陈洪最被关注的文章，名为《下岗职工的幸福生活之17：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文中写道：“我是一个非法营运的摩的司机，但我并非是一个天生的‘非法营运者’。我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在我求学的年代，一场政治风云剥夺了我们这一代人求学的机会和权利。
“转眼30个春秋。我已由一个精壮的小伙变成了夹杂着满头银丝在街边跑摩的的老头。可我今年却才满48岁。政府安排了我最美好、最具活力的青壮年时段，却在我们年近40时，将我们推向社会，自己安排自己。
“十年下岗，为了生计，我打过工，经过商，也自学了电脑操作并读了大量的书籍，并愿以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感受来为我们这一批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贡献了自己青春的40、50人员鼓与呼。所以，在近几年中，本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希望政府官员能更关注我们这批因历史原因而造成的所谓‘弱势群体’。无奈，只因人微言轻，地方父母官需要‘政绩、城市形象’来铺垫升官发财之路，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的今天，依然对下岗工人的小本经营进行围追堵截。
“我目前只能选择‘非法营运’的‘摩的司机’职业，因为，我已没有了选择。乘坐我摩托车者，我视之为‘衣食父母’。我会小心驾驶，平安地将您送达您的目的地。我不会因交警、运政的拦截而将您引入危险的境况。这就是我，一个有20多年党龄、30多年工龄的‘摩的司机’的自白。”
陈洪从今年3月起开始跑“摩的”，因此“自白”中还少见这一营生真正的艰辛。他在长沙市线材制品厂的同事、原来镀锌车间的骨干王力平，从1997年起就开始跑“摩的”了。
王力平夫妻俩都从线材厂下岗。妻子到私人店里站过柜台，后来到人家家里做饭、做清洁，10块钱一次。现在眼睛不行了，只能待在家里。她的眼睛以前工作时受过伤，一根钢丝弹在眼珠上。当时只休了十几天，就回去上班了，也未按工伤处理。
儿子在读交通技工学校，每年要6000多块钱。上面还有84岁的老母亲。一家人的生活全落在50岁的王力平身上。现在他们在外面还欠着1万多块钱的债。
1996年刚下岗时，王力平也出去找过工作。可是，“我们这个线材行业，比较专，没人要”。于是他咬牙花7000多块钱买了一辆江西产的冠军牌摩托车，跑起了“摩的”。据他说，厂里跑“摩的”的大概有十几个人。旁边东风钢厂也有人在跑，附近几个厂都有下岗职工在跑。
王力平比陈洪更小心，只是半夜出去跑。“我不能被他们抓住。要是被抓住了，就不可能有第二天的生活费了。”按照规定，黑摩的一旦被抓，要罚2500~3000元，不交罚款就没收车。可是，要不出去跑，他同样没有第二天的饭钱。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王力平从夜里12点拉到2点半，一共拉了18块钱，3趟5块的，一趟3块的。他每晚大约也就拉十几块钱。有时从12点干到4点，能拉30多块。他一年四季都出去跑，冬天虽然人少，但也得去，穿着厚棉大衣。
不光辛苦，关键惊险。一天晚上他拉着一个客人，路上遇着路政部门设站检查。让客人下来绕路走，不答应，他只有把自己名字告诉对方，再记住对方名字，装成朋友。检查人员果然把他俩分开询问，答出来相互名字才放行。
另一次也是晚上，客人下车时突然摔了一跤，其实是故意的，他的几个朋友早就等在那儿，气势汹汹上来问罪。“我身上只有100多块，没办法，只有全给他们了。”王力平回忆道。
还有送到地方了，客人耍狠说没钱，“没办法，你也只有让他走”。
更有甚者，“摩的”司机被抢、挨打，稀松平常。
陈洪虽算不上老司机，但他很有自我保护的经验。晚上载客到了人少路段，他一定会加速，这样即使背后客人有歹意，在高速行进中也不敢行动。
“摩的”司机大多说，若不是没有别的谋生手段，自己肯定不愿干这两头担惊受怕的活儿。
据今年7月湖南媒体披露，长沙市目前共有10.8万名下岗职工，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4.3万人，大多年龄偏大，技能单一。
我算是比较早“下海”的
看过陈洪博客的一个记者回忆，1992年以前,报社开记者会，驻站记者来自全国各地，相互间散烟，都是各地自产的牌子。自1992年下半年起，他发现大家突然开始散“红塔山”了。当时各地还没有纷纷上马价格不菲的高档烟，作为全国性品牌的“红塔山”，10块钱一包，算是相当奢侈的烟。
直到今天，这个记者还常由此事引发感叹：“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能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经济大潮的活力和冲动。”
1992年，陈洪没有混到抽“红塔山”，但这股经济活力对他的影响也丝毫不弱。那会儿他在长沙市线材制品厂当车间书记，下班后时不时和几个工人一起出去接私活。一次，他们3个人给外面装3个大配电柜，每天晚上从6点半干到12点多，干了十多天，最后每人分了1700块钱。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陈洪还曾被厂里派到深圳搞过一段销售。他每月百把块钱的工资由妻子到厂里领取，他在深圳每天拿33块钱出差费，一个月就是1000块钱。但深圳消费也高，旅馆包吃住一天就得25块钱，再加上抽的是“希尔顿”，所以几乎分文不剩。
一年后他回到长沙。差不多同时，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了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南巡讲话。
1994年，陈洪停薪留职。“那个时候厂子已经在走下坡路，工资也低。另外老婆也在埋怨：人家的老婆，金项链啊，金耳环啊，就是攀比嘛。所以我压力挺大的。”
其实那时，他周围大部分的同事、同学、朋友基本上还是靠工资吃饭，厂里的待厂里，机关的待机关。毕竟，如他所说，“湖南这个地方开放比较晚”。
陈洪每个月交给厂里100块钱“停薪留职费”，开起了小饭馆。直到1996年店面拆迁，他3年间挣了十多万元。其时正赶上厂里集资建房，陈洪把原先分的一居室退了，买了套66平方米的两居室，用掉了3万块钱。装修又花了好几万元，手里所剩无几了。
1996年，由于一场至今扯不清楚的“兼并”，陈洪和他的同事们彻底下岗。他拿手里剩的钱，又借了一部分月息2%的高利贷，凑了十几万元，在工厂宿舍区附近开了一家自选超市。
陈洪今天把当初失败的生意总结为“错误的时间和地点”。那个时候大家都面临下岗，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敢花钱消费。而地点选在厂宿舍附近，“我那时还算混得比较好的，工人中间有一种相互嫉妒的心理”。所以生意做不起来。
生意不好，还经常有人来“找麻烦”。先是派出所来收联防费，张口1200元。陈洪也没和对方客气：“抢劫啊！我就是这里线材厂的下岗职工，我是因为没饭吃才来开的这个店。120我有，1200没有。”来收钱的户籍民警说：“那就给120吧。”陈洪说：“120都没有。”后来，给帮工办了两张暂住证，花了100多块钱，才算了事。
“但是有些人我还是惹不起啊。”店还没开张，税务监管员来了，拿着600块钱汽油票，让给报销。陈洪根本没有汽车，自己用三轮车拉货。但是他老老实实给了700块钱。“不然的话，他在税务上找你的麻烦，你也没有办法的。”
他租的是两层楼，想把楼上分租出去，减轻点儿负担，就在周围贴了几张小广告。结果城管来了，说是一张罚1000元。先说好话，最后，每人给搬两箱啤酒到车上。
居委会老太太来收卫生费。“当然得给了，她老太太，你惹她不起的。”标准局来检测衡器，合格了要贴张纸，“好，请交钱。”卫生防疫站也来抽查食品，像啤酒，看了厂家的合格证不算，还要搬一箱走，回去检验。检验合格了，“好，检测费。”抗洪救灾，街道上来收钱，说是做生意的都得交。陈洪说我没钱。“没钱？你开这么个店，怎么会没钱？”
“哪个地方不要钱？！”陈洪一肚子的苦水倒也倒不尽。
超市开了一年多，破产了。1998年春节前，陈洪把所有的账清了，又变得两手空空，连买厂里的两居室也拿出去抵债了。
此前不久，1997年年底，陈洪与妻子离婚。
那时，他万念俱灰，自杀的心都有。所有事情都了清的那个晚上，他走路回父母家，七八里路，他就走在大马路中央，汽车看了他都绕着开。“就想，谁倒霉，他撞着我算了。”说到这儿，陈洪一向乐呵呵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的失败不全是性格问题
其实，在38岁之前，陈洪在同龄人中算是比较成功的。可到了40岁，他一下子成了下岗职工，做生意也失败。当时还没觉得自己老，过了半年多，有一次他偶然照镜子，才发现自己头发白了、掉了，连胡子也白了。
后来，他炒过股、给私立学校打过工、印过名片、开过茶室、照过快相，最终开起了“摩的”。
“你干过的事情不少，都没干出名堂来，原因是什么呢，机遇，还是性格？”记者问他。
“性格、机遇都有。其实我的失败也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陈洪沉吟了片刻，“这个社会，下岗工人要做点儿事真是很难。因为他的起点太低，竞争太激烈。政府又很少为下岗职工提供具体帮助。政府重视的是招商引资，针对的是大的资本。”
接下来他分析：这个下岗职工能做的事，那个也来做，这就形成激烈的竞争。一激烈就容易乱，一乱政府就出来治理。要是政府不搞“经营城市”的话，像历史上，老百姓摆个小摊，总有条活路，虽说过得不富裕，但总可以养家糊口。现在政府讲“经营城市”，下岗职工摆个夜宵不行，卖个早点不行，蹬个三轮车不行，跑个“摩的”也不行，全部都禁止。然而下岗职工的技能是很单一的。像线材厂，大部分工人一辈子就干一个工种，脱壳、退火、拉丝、镀锌、打捆，一旦抛向社会，他们只能干一些被政府禁止或至少不情愿让市民干的事情，政府鼓励的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他们都干不了。“然而他们前面几十年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历史不能形成断层啊！”
做名片业务时，为了方便接生意和送货，陈洪买了辆飞狐牌摩托车，连上牌共花了8000块钱。不久，2003年2月，长沙市出台“禁摩令”：摩托车禁走“六路一桥”，也就是主干道全部不让走。
“这就是断了我的生路嘛。”陈洪感到不服，于是在“红网”的“百姓呼声”栏目里写文章。没想到几篇下来，点击率一路攀升，陈洪的内心也获得一种满足：“咦，看来我还不是一无是处啊，还有人承认我。”
“至于有人在网上质疑我不是中学文化程度，那说明我不错啊，自我感觉挺好。”他笑着提高了几分声调。其实他还真是中学文凭，1974年年底高中毕业后就下乡，在农村待了4年，参加过高考，但没考上，招工回城后做了8个月的工人，随后就一直在工厂里从事财会和管理工作。
2003年11月，长沙市市长在《长沙晚报》发表公开信，“痛斥那些不文明行为，号召全体市民都行动起来，关爱我们的城市，爱护我们的家园，珍爱城市的环境和形象。”
陈洪随即以“长沙刁民陈洪”的名义，在网上发表致市长的公开信《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称“现实的长沙，却真不像我们工薪阶层、下岗职工及贫困人群的家”。
后来这位市长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看了这封信后“深深地感到自责”，“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陈洪由此名声大噪，成了著名的“长沙刁民”。
他的网络写作也一发不可收拾。2005年年初,他听说了“博客”这玩意儿，便在“天涯”上开了个人的第一个博客，但两周就被人黑掉了。后来他开始上“和讯网”写博客，谁料还是不顺，这个博客又数次被人盗用篡改。2006年7月27日，他新开了目前这个博客。
像这种工厂聚居区，90%以上都是贫民
长沙市线材制品厂原厂址在左家塘，地理位置不错。经过一系列让厂里职工莫名其妙的“兼并”后，厂房没了、设备没了，那片地如今立起3栋高档楼盘，名曰“东方新世界”。
售楼处内的销控表布满红点，显然相当火爆。据销售人员介绍，该楼盘共有1200余套,去年11月开盘，今年12月入住,如今已所剩无几。这里的房子，均价3400元，在长沙算比较高的。
宣传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城市的繁荣与进步，映衬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品位。东方新世界，吸引着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精英们。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感情，如同对待亲人、朋友。
然而就在离这处楼盘不远的老宿舍区内，很多不是精英的下岗职工，以丝毫谈不上质量和品位的方式生活着。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真实感情，外人也许很难捉摸。
长沙人有喝早茶的习惯。不过在工厂宿舍区，这早茶可没有什么精致点心，就是街边一杯1块钱的清茶，下岗的同事几人坐在一起聊天。老人一般出来得早，6点过就坐下了。中青年稍晚点儿，中午11点过，各自回家吃午饭。下午出来的人不多。到5点过，外面打零工的人陆陆续续回来，大家也坐下喝喝茶。
上午8点半，陈洪开“摩的”来到宿舍区。大家照旧坐着喝早茶聊天。上面通知了，拖欠的4个月工资，今天会发3个月的。本来说是昨天发，但昨天陈洪和很多同事都去银行查了，并未到账。职工们质问主管领导，才承诺今天一定发。
与陈洪同龄的王跃进起身掐掉手里的烟屁股，“我去看看，到没有”。大家一起笑，说：“好，他去看看，他去看看。”大约十几分钟后，王跃进回来，说是到账了。然而他丝毫也不兴奋，3个月工资，扣掉每月水电费，他拿到手只有170多块钱。上个月，交完水电费，所有工资还得倒贴给单位9毛钱。
依旧是沉闷的一天。
街边停一辆卡车，车尾立块牌子：砀山梨，每箱10元14斤，欢迎品尝，又甜又脆。
“像这种梨子，10块钱14斤，在长沙算……”记者问。
“10块钱4斤，不算贵的。”陈洪说。
“是14斤。”记者强调。
“哦，我看花了。那是很便宜的。”陈洪笑道。
这时坐在旁边的人说了一句：“我们厂里没一个人买的。”
陈洪接话道：“真是，我还没看见一个。就是这么便宜的水果，还是没人吃。”
下午6点半左右，天色已开始变暗。一辆摩托车架着一副牛骨架驶来。有人喊一声：“骨头，买骨头哦”，街边坐着的不少人马上围过去。只听见议论声，“这块骨头砸碎了熬汤，很好吃的。”
陈洪在旁边看，笑着小声说：“开荤了，牛骨头。”
41岁的下岗女工周红看中惟一一块牛肉，黑乎乎的，显然是卖剩下了很不好的那种。卖肉的要10块钱，周红讲成8块钱。可她没带钱，找旁边同事借的。
脊椎骨卖3块钱一斤，有人要了一截，7块钱。于是从兜里掏出揉得皱皱巴巴的一堆零钱，一张一张数给卖肉的。还有人选了一个蹄子，4块钱。
卖肉的摸出一柄小斧，在地上使劲砍骨头。骨头上没有一点儿肉，发出“咔咔”的声音。
一个穿着肥大校服的小女孩儿走过，看见围这么多人，于是很感兴趣地凑过来。只瞄一眼，便做出受到惊吓的表情，“哦，好吓人”，然后就跑开了。
然而成人们显得非常快乐，相互开着玩笑，脸上堆满笑容。有人拎着牛腿，远远问：“你要不要啊？”那边答：“给你吧。”
“这是天天来吗？”记者问
“不，不会每天。”陈洪说，“他们这种，不是正规屠宰的，严格说来不让卖。这个地方牛肉肯定卖不动，吃猪肉都吃不起，还吃什么牛肉！像这种骨架，又能补钙，还有点儿油腥，这就是下岗职工的营养补充嘛。”
“他们天天能吃肉吗？”
“不可能！”陈洪拖长了尾音说，“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肉，算家境比较好的。”
“我看你那儿也是做的素菜？”第一次进陈洪家，床上铺张纸，放着上顿吃剩下的一碗萝卜菜、一碗苦瓜和一碗米饭。
“我也是素菜，一个月能吃上两次肉差不多。当然，朋友来了，也叫我出去吃。”
听见这边在讨论肉的事，有人走过来说：“卖不掉嘛，像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没人要。”
“像这种场景，你要不是来这里，是看不到的。”陈洪说，“像这种工厂聚居区，说白了，90%以上都是贫民。”
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
下岗10年来，陈洪觉察到，不仅先富者和按理应当后富却始终未富者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拉大，而且精英与民众的分野也在逐步扩大。
他的感觉是：说好为了明天的幸福，咱们大家都要“摸石头过河”，但如今还在河里摸索的全都是昨天的工人和今天的农民。河中没有精英，只有瞎摸乱闯的穷人。新一代领导人想救我们上岸，但一些我们昨日的同伴，今天的贵人却把守着河岸，不准我们靠近。
很不幸，他自己的博客就见证了这种“社会断裂”。
一个署名“郭锋”的人，在《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后跟帖：“作者，我比你大4岁，今年已经52岁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我在上初一的时候，已经从北京去了农村，靠挣工分自食其力。此后，经过努力，我当了兵、当了工人并在1978年靠自学(用三个月时间自学了初高中数学的全部课程)考上了人民大学。此后，又考上了研究生。现在，我没有下岗的顾虑。我可以凭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生存下去。我大学同学中，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我也没有任何高干子弟的背景。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什么天才或者幸运儿。
“讲这些，无非是想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50年代出生活到现在的人不止你一个。在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政府和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并未厚此薄彼。咱们都是站在同一条时代的起跑线上的。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
陈洪则写了《一个下岗职工给同龄“研究生”的回信》：“我们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道路、不一样的经历，我们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说，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阶层之间，目前在思想上、认识上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可以不客气地说，这条巨大的思想鸿沟已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安定团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你们作为‘政府精英’或‘国家理论精英’阶层就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政府及领导阶层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政策、法律、税收、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
“我们之间所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经历，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长期关注和研究民间思想的学者丁东，看过陈洪的博客后连呼“有意思有意思”。他认为，郭峰把下岗职工的遭遇不是归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缺陷，而只视为个人奋斗，“目前社会上弥漫的是这套逻辑，但它肯定不占理”。一般人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而这次郭峰跳出来把很多人暗自相信和遵循的规则挑明了。
丁东对陈洪博客的意义评价颇高。“陈洪自己出来说话，和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为他们说话，是不一样的。关于下岗职工这个群体的外部描述我们其实都见过，以前总是‘他’，而以‘我’的身份出来发言的还没有。”
他很肯定陈洪使用博客这一网络新工具，认为这对建立和拓宽底层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非常有意义。
事实上，陈洪在写第一篇博客时还不自觉，但在和读者的互动中已变得越来越自觉。他写道：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因为，我也是穷人。各阶层有各阶层的需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声音……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工人成了改革的最大牺牲者，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改革成了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合理借口……穷人不是害怕改革，也不是反对改革。他们反对的是由少数人控制的、缺乏监督的、损不足补有余的改革。
他蜗居在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建湘路上的一条窄巷里，路面混杂着土、沙、碎石、砖块和零散铺了几处的水泥。三层高破旧的筒子楼，他住一楼，11平方米的房间，临巷开了扇窗，出门往楼内拐，阴暗的过道旁有他一小间带窗的厨房和一小间不带窗的厕所。这是当初他母亲单位分的公房。
目前他靠开“摩的”为生。这门早被长沙市明令禁止的营生，前面常被冠以一个“黑”字。他下岗的那家厂子，原先每月发60%的基本工资，他的400多块工资“再打个6折”，也就200多块钱。最近4个月，厂里说连这部分钱也发不出了，所以他还没领到。
他开“摩的”并不拼命：通常每天下午5点以后等交警下班了，出去拉活，干到7点左右，挣个十几二十块钱，回家吃晚饭。夜里10点过，他再出去一趟，干到凌晨一两点。正常时一天能弄个三十几块钱。
其余时间，他常泡在网上。他的博客“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7月27日开博，贴了29篇旧作，并陆续增添了10余篇新作。结果，点击量超过63万次，有1.6万多条跟帖评论，成为网上热门博客之一。
这个48岁的下岗职工、“摩的”司机，用他那枝没经过理论训练的笔，描绘了一幅“底层表情”的图像。
我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陈洪最被关注的文章，名为《下岗职工的幸福生活之17：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文中写道：“我是一个非法营运的摩的司机，但我并非是一个天生的‘非法营运者’。我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牺牲品。在我求学的年代，一场政治风云剥夺了我们这一代人求学的机会和权利。
“转眼30个春秋。我已由一个精壮的小伙变成了夹杂着满头银丝在街边跑摩的的老头。可我今年却才满48岁。政府安排了我最美好、最具活力的青壮年时段，却在我们年近40时，将我们推向社会，自己安排自己。
“十年下岗，为了生计，我打过工，经过商，也自学了电脑操作并读了大量的书籍，并愿以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感受来为我们这一批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贡献了自己青春的40、50人员鼓与呼。所以，在近几年中，本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希望政府官员能更关注我们这批因历史原因而造成的所谓‘弱势群体’。无奈，只因人微言轻，地方父母官需要‘政绩、城市形象’来铺垫升官发财之路，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的今天，依然对下岗工人的小本经营进行围追堵截。
“我目前只能选择‘非法营运’的‘摩的司机’职业，因为，我已没有了选择。乘坐我摩托车者，我视之为‘衣食父母’。我会小心驾驶，平安地将您送达您的目的地。我不会因交警、运政的拦截而将您引入危险的境况。这就是我，一个有20多年党龄、30多年工龄的‘摩的司机’的自白。”
陈洪从今年3月起开始跑“摩的”，因此“自白”中还少见这一营生真正的艰辛。他在长沙市线材制品厂的同事、原来镀锌车间的骨干王力平，从1997年起就开始跑“摩的”了。
王力平夫妻俩都从线材厂下岗。妻子到私人店里站过柜台，后来到人家家里做饭、做清洁，10块钱一次。现在眼睛不行了，只能待在家里。她的眼睛以前工作时受过伤，一根钢丝弹在眼珠上。当时只休了十几天，就回去上班了，也未按工伤处理。
儿子在读交通技工学校，每年要6000多块钱。上面还有84岁的老母亲。一家人的生活全落在50岁的王力平身上。现在他们在外面还欠着1万多块钱的债。
1996年刚下岗时，王力平也出去找过工作。可是，“我们这个线材行业，比较专，没人要”。于是他咬牙花7000多块钱买了一辆江西产的冠军牌摩托车，跑起了“摩的”。据他说，厂里跑“摩的”的大概有十几个人。旁边东风钢厂也有人在跑，附近几个厂都有下岗职工在跑。
王力平比陈洪更小心，只是半夜出去跑。“我不能被他们抓住。要是被抓住了，就不可能有第二天的生活费了。”按照规定，黑摩的一旦被抓，要罚2500~3000元，不交罚款就没收车。可是，要不出去跑，他同样没有第二天的饭钱。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王力平从夜里12点拉到2点半，一共拉了18块钱，3趟5块的，一趟3块的。他每晚大约也就拉十几块钱。有时从12点干到4点，能拉30多块。他一年四季都出去跑，冬天虽然人少，但也得去，穿着厚棉大衣。
不光辛苦，关键惊险。一天晚上他拉着一个客人，路上遇着路政部门设站检查。让客人下来绕路走，不答应，他只有把自己名字告诉对方，再记住对方名字，装成朋友。检查人员果然把他俩分开询问，答出来相互名字才放行。
另一次也是晚上，客人下车时突然摔了一跤，其实是故意的，他的几个朋友早就等在那儿，气势汹汹上来问罪。“我身上只有100多块，没办法，只有全给他们了。”王力平回忆道。
还有送到地方了，客人耍狠说没钱，“没办法，你也只有让他走”。
更有甚者，“摩的”司机被抢、挨打，稀松平常。
陈洪虽算不上老司机，但他很有自我保护的经验。晚上载客到了人少路段，他一定会加速，这样即使背后客人有歹意，在高速行进中也不敢行动。
“摩的”司机大多说，若不是没有别的谋生手段，自己肯定不愿干这两头担惊受怕的活儿。
据今年7月湖南媒体披露，长沙市目前共有10.8万名下岗职工，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4.3万人，大多年龄偏大，技能单一。
我算是比较早“下海”的
看过陈洪博客的一个记者回忆，1992年以前,报社开记者会，驻站记者来自全国各地，相互间散烟，都是各地自产的牌子。自1992年下半年起，他发现大家突然开始散“红塔山”了。当时各地还没有纷纷上马价格不菲的高档烟，作为全国性品牌的“红塔山”，10块钱一包，算是相当奢侈的烟。
直到今天，这个记者还常由此事引发感叹：“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能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经济大潮的活力和冲动。”
1992年，陈洪没有混到抽“红塔山”，但这股经济活力对他的影响也丝毫不弱。那会儿他在长沙市线材制品厂当车间书记，下班后时不时和几个工人一起出去接私活。一次，他们3个人给外面装3个大配电柜，每天晚上从6点半干到12点多，干了十多天，最后每人分了1700块钱。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陈洪还曾被厂里派到深圳搞过一段销售。他每月百把块钱的工资由妻子到厂里领取，他在深圳每天拿33块钱出差费，一个月就是1000块钱。但深圳消费也高，旅馆包吃住一天就得25块钱，再加上抽的是“希尔顿”，所以几乎分文不剩。
一年后他回到长沙。差不多同时，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了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南巡讲话。
1994年，陈洪停薪留职。“那个时候厂子已经在走下坡路，工资也低。另外老婆也在埋怨：人家的老婆，金项链啊，金耳环啊，就是攀比嘛。所以我压力挺大的。”
其实那时，他周围大部分的同事、同学、朋友基本上还是靠工资吃饭，厂里的待厂里，机关的待机关。毕竟，如他所说，“湖南这个地方开放比较晚”。
陈洪每个月交给厂里100块钱“停薪留职费”，开起了小饭馆。直到1996年店面拆迁，他3年间挣了十多万元。其时正赶上厂里集资建房，陈洪把原先分的一居室退了，买了套66平方米的两居室，用掉了3万块钱。装修又花了好几万元，手里所剩无几了。
1996年，由于一场至今扯不清楚的“兼并”，陈洪和他的同事们彻底下岗。他拿手里剩的钱，又借了一部分月息2%的高利贷，凑了十几万元，在工厂宿舍区附近开了一家自选超市。
陈洪今天把当初失败的生意总结为“错误的时间和地点”。那个时候大家都面临下岗，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敢花钱消费。而地点选在厂宿舍附近，“我那时还算混得比较好的，工人中间有一种相互嫉妒的心理”。所以生意做不起来。
生意不好，还经常有人来“找麻烦”。先是派出所来收联防费，张口1200元。陈洪也没和对方客气：“抢劫啊！我就是这里线材厂的下岗职工，我是因为没饭吃才来开的这个店。120我有，1200没有。”来收钱的户籍民警说：“那就给120吧。”陈洪说：“120都没有。”后来，给帮工办了两张暂住证，花了100多块钱，才算了事。
“但是有些人我还是惹不起啊。”店还没开张，税务监管员来了，拿着600块钱汽油票，让给报销。陈洪根本没有汽车，自己用三轮车拉货。但是他老老实实给了700块钱。“不然的话，他在税务上找你的麻烦，你也没有办法的。”
他租的是两层楼，想把楼上分租出去，减轻点儿负担，就在周围贴了几张小广告。结果城管来了，说是一张罚1000元。先说好话，最后，每人给搬两箱啤酒到车上。
居委会老太太来收卫生费。“当然得给了，她老太太，你惹她不起的。”标准局来检测衡器，合格了要贴张纸，“好，请交钱。”卫生防疫站也来抽查食品，像啤酒，看了厂家的合格证不算，还要搬一箱走，回去检验。检验合格了，“好，检测费。”抗洪救灾，街道上来收钱，说是做生意的都得交。陈洪说我没钱。“没钱？你开这么个店，怎么会没钱？”
“哪个地方不要钱？！”陈洪一肚子的苦水倒也倒不尽。
超市开了一年多，破产了。1998年春节前，陈洪把所有的账清了，又变得两手空空，连买厂里的两居室也拿出去抵债了。
此前不久，1997年年底，陈洪与妻子离婚。
那时，他万念俱灰，自杀的心都有。所有事情都了清的那个晚上，他走路回父母家，七八里路，他就走在大马路中央，汽车看了他都绕着开。“就想，谁倒霉，他撞着我算了。”说到这儿，陈洪一向乐呵呵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的失败不全是性格问题
其实，在38岁之前，陈洪在同龄人中算是比较成功的。可到了40岁，他一下子成了下岗职工，做生意也失败。当时还没觉得自己老，过了半年多，有一次他偶然照镜子，才发现自己头发白了、掉了，连胡子也白了。
后来，他炒过股、给私立学校打过工、印过名片、开过茶室、照过快相，最终开起了“摩的”。
“你干过的事情不少，都没干出名堂来，原因是什么呢，机遇，还是性格？”记者问他。
“性格、机遇都有。其实我的失败也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陈洪沉吟了片刻，“这个社会，下岗工人要做点儿事真是很难。因为他的起点太低，竞争太激烈。政府又很少为下岗职工提供具体帮助。政府重视的是招商引资，针对的是大的资本。”
接下来他分析：这个下岗职工能做的事，那个也来做，这就形成激烈的竞争。一激烈就容易乱，一乱政府就出来治理。要是政府不搞“经营城市”的话，像历史上，老百姓摆个小摊，总有条活路，虽说过得不富裕，但总可以养家糊口。现在政府讲“经营城市”，下岗职工摆个夜宵不行，卖个早点不行，蹬个三轮车不行，跑个“摩的”也不行，全部都禁止。然而下岗职工的技能是很单一的。像线材厂，大部分工人一辈子就干一个工种，脱壳、退火、拉丝、镀锌、打捆，一旦抛向社会，他们只能干一些被政府禁止或至少不情愿让市民干的事情，政府鼓励的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他们都干不了。“然而他们前面几十年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历史不能形成断层啊！”
做名片业务时，为了方便接生意和送货，陈洪买了辆飞狐牌摩托车，连上牌共花了8000块钱。不久，2003年2月，长沙市出台“禁摩令”：摩托车禁走“六路一桥”，也就是主干道全部不让走。
“这就是断了我的生路嘛。”陈洪感到不服，于是在“红网”的“百姓呼声”栏目里写文章。没想到几篇下来，点击率一路攀升，陈洪的内心也获得一种满足：“咦，看来我还不是一无是处啊，还有人承认我。”
“至于有人在网上质疑我不是中学文化程度，那说明我不错啊，自我感觉挺好。”他笑着提高了几分声调。其实他还真是中学文凭，1974年年底高中毕业后就下乡，在农村待了4年，参加过高考，但没考上，招工回城后做了8个月的工人，随后就一直在工厂里从事财会和管理工作。
2003年11月，长沙市市长在《长沙晚报》发表公开信，“痛斥那些不文明行为，号召全体市民都行动起来，关爱我们的城市，爱护我们的家园，珍爱城市的环境和形象。”
陈洪随即以“长沙刁民陈洪”的名义，在网上发表致市长的公开信《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称“现实的长沙，却真不像我们工薪阶层、下岗职工及贫困人群的家”。
后来这位市长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看了这封信后“深深地感到自责”，“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陈洪由此名声大噪，成了著名的“长沙刁民”。
他的网络写作也一发不可收拾。2005年年初,他听说了“博客”这玩意儿，便在“天涯”上开了个人的第一个博客，但两周就被人黑掉了。后来他开始上“和讯网”写博客，谁料还是不顺，这个博客又数次被人盗用篡改。2006年7月27日，他新开了目前这个博客。
像这种工厂聚居区，90%以上都是贫民
长沙市线材制品厂原厂址在左家塘，地理位置不错。经过一系列让厂里职工莫名其妙的“兼并”后，厂房没了、设备没了，那片地如今立起3栋高档楼盘，名曰“东方新世界”。
售楼处内的销控表布满红点，显然相当火爆。据销售人员介绍，该楼盘共有1200余套,去年11月开盘，今年12月入住,如今已所剩无几。这里的房子，均价3400元，在长沙算比较高的。
宣传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城市的繁荣与进步，映衬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品位。东方新世界，吸引着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精英们。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感情，如同对待亲人、朋友。
然而就在离这处楼盘不远的老宿舍区内，很多不是精英的下岗职工，以丝毫谈不上质量和品位的方式生活着。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真实感情，外人也许很难捉摸。
长沙人有喝早茶的习惯。不过在工厂宿舍区，这早茶可没有什么精致点心，就是街边一杯1块钱的清茶，下岗的同事几人坐在一起聊天。老人一般出来得早，6点过就坐下了。中青年稍晚点儿，中午11点过，各自回家吃午饭。下午出来的人不多。到5点过，外面打零工的人陆陆续续回来，大家也坐下喝喝茶。
上午8点半，陈洪开“摩的”来到宿舍区。大家照旧坐着喝早茶聊天。上面通知了，拖欠的4个月工资，今天会发3个月的。本来说是昨天发，但昨天陈洪和很多同事都去银行查了，并未到账。职工们质问主管领导，才承诺今天一定发。
与陈洪同龄的王跃进起身掐掉手里的烟屁股，“我去看看，到没有”。大家一起笑，说：“好，他去看看，他去看看。”大约十几分钟后，王跃进回来，说是到账了。然而他丝毫也不兴奋，3个月工资，扣掉每月水电费，他拿到手只有170多块钱。上个月，交完水电费，所有工资还得倒贴给单位9毛钱。
依旧是沉闷的一天。
街边停一辆卡车，车尾立块牌子：砀山梨，每箱10元14斤，欢迎品尝，又甜又脆。
“像这种梨子，10块钱14斤，在长沙算……”记者问。
“10块钱4斤，不算贵的。”陈洪说。
“是14斤。”记者强调。
“哦，我看花了。那是很便宜的。”陈洪笑道。
这时坐在旁边的人说了一句：“我们厂里没一个人买的。”
陈洪接话道：“真是，我还没看见一个。就是这么便宜的水果，还是没人吃。”
下午6点半左右，天色已开始变暗。一辆摩托车架着一副牛骨架驶来。有人喊一声：“骨头，买骨头哦”，街边坐着的不少人马上围过去。只听见议论声，“这块骨头砸碎了熬汤，很好吃的。”
陈洪在旁边看，笑着小声说：“开荤了，牛骨头。”
41岁的下岗女工周红看中惟一一块牛肉，黑乎乎的，显然是卖剩下了很不好的那种。卖肉的要10块钱，周红讲成8块钱。可她没带钱，找旁边同事借的。
脊椎骨卖3块钱一斤，有人要了一截，7块钱。于是从兜里掏出揉得皱皱巴巴的一堆零钱，一张一张数给卖肉的。还有人选了一个蹄子，4块钱。
卖肉的摸出一柄小斧，在地上使劲砍骨头。骨头上没有一点儿肉，发出“咔咔”的声音。
一个穿着肥大校服的小女孩儿走过，看见围这么多人，于是很感兴趣地凑过来。只瞄一眼，便做出受到惊吓的表情，“哦，好吓人”，然后就跑开了。
然而成人们显得非常快乐，相互开着玩笑，脸上堆满笑容。有人拎着牛腿，远远问：“你要不要啊？”那边答：“给你吧。”
“这是天天来吗？”记者问
“不，不会每天。”陈洪说，“他们这种，不是正规屠宰的，严格说来不让卖。这个地方牛肉肯定卖不动，吃猪肉都吃不起，还吃什么牛肉！像这种骨架，又能补钙，还有点儿油腥，这就是下岗职工的营养补充嘛。”
“他们天天能吃肉吗？”
“不可能！”陈洪拖长了尾音说，“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肉，算家境比较好的。”
“我看你那儿也是做的素菜？”第一次进陈洪家，床上铺张纸，放着上顿吃剩下的一碗萝卜菜、一碗苦瓜和一碗米饭。
“我也是素菜，一个月能吃上两次肉差不多。当然，朋友来了，也叫我出去吃。”
听见这边在讨论肉的事，有人走过来说：“卖不掉嘛，像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没人要。”
“像这种场景，你要不是来这里，是看不到的。”陈洪说，“像这种工厂聚居区，说白了，90%以上都是贫民。”
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
下岗10年来，陈洪觉察到，不仅先富者和按理应当后富却始终未富者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拉大，而且精英与民众的分野也在逐步扩大。
他的感觉是：说好为了明天的幸福，咱们大家都要“摸石头过河”，但如今还在河里摸索的全都是昨天的工人和今天的农民。河中没有精英，只有瞎摸乱闯的穷人。新一代领导人想救我们上岸，但一些我们昨日的同伴，今天的贵人却把守着河岸，不准我们靠近。
很不幸，他自己的博客就见证了这种“社会断裂”。
一个署名“郭锋”的人，在《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后跟帖：“作者，我比你大4岁，今年已经52岁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我在上初一的时候，已经从北京去了农村，靠挣工分自食其力。此后，经过努力，我当了兵、当了工人并在1978年靠自学(用三个月时间自学了初高中数学的全部课程)考上了人民大学。此后，又考上了研究生。现在，我没有下岗的顾虑。我可以凭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生存下去。我大学同学中，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我也没有任何高干子弟的背景。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什么天才或者幸运儿。
“讲这些，无非是想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50年代出生活到现在的人不止你一个。在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政府和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并未厚此薄彼。咱们都是站在同一条时代的起跑线上的。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
陈洪则写了《一个下岗职工给同龄“研究生”的回信》：“我们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道路、不一样的经历，我们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说，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阶层之间，目前在思想上、认识上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可以不客气地说，这条巨大的思想鸿沟已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安定团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你们作为‘政府精英’或‘国家理论精英’阶层就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政府及领导阶层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政策、法律、税收、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
“我们之间所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经历，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长期关注和研究民间思想的学者丁东，看过陈洪的博客后连呼“有意思有意思”。他认为，郭峰把下岗职工的遭遇不是归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缺陷，而只视为个人奋斗，“目前社会上弥漫的是这套逻辑，但它肯定不占理”。一般人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而这次郭峰跳出来把很多人暗自相信和遵循的规则挑明了。
丁东对陈洪博客的意义评价颇高。“陈洪自己出来说话，和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为他们说话，是不一样的。关于下岗职工这个群体的外部描述我们其实都见过，以前总是‘他’，而以‘我’的身份出来发言的还没有。”
他很肯定陈洪使用博客这一网络新工具，认为这对建立和拓宽底层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非常有意义。
事实上，陈洪在写第一篇博客时还不自觉，但在和读者的互动中已变得越来越自觉。他写道：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因为，我也是穷人。各阶层有各阶层的需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声音……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工人成了改革的最大牺牲者，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改革成了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合理借口……穷人不是害怕改革，也不是反对改革。他们反对的是由少数人控制的、缺乏监督的、损不足补有余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