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水――帐篷拆了，示威的人散了，警察撤走了。可大牢里还关着村民，母亲仍要照顾畸形的婴儿，平静的表面下有怒火在燃烧。
污染令画水变得满目疮痍，这个人口稠密的乡镇广为人知不仅仅是因为2005年4月的那场大规模的抗议行动（10000名警察出动镇压村民暴动），还因为这是一次由民众组织反抗特权阶级既得利益的罕见事例。几个月前，该地区的最后13家化工厂、农药厂被关了。
没有反抗就没有改变。中国的污染问题和加利福尼亚上空飘荡的毒云、排入太平洋里的受污染的河水一样，长期以来都是国际批评的焦点。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街头呼吁停止污染。工业废水、毒庄稼、肮脏的空气正在剥夺他们的生存环境，甚至生命。
“环境问题为中国动荡不安局面亮起了一个红灯，”人权观察的中国区研究员尼古拉斯•贝克林（Nicholas Bequelin）说，“这不是某片林地大小或者该不该伐古老树木的问题，这是关乎村民生死的问题。”
画水人关掉了那些污染工厂，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十多个村民被关押判刑，有的在里面还挨了打，他们虽不是麻烦的制造者，被投进监狱的却是他们。当地政府通过间谍、窃听、要胁、监视等手段把画水镇牢牢掌握在手中。一名记者正在村民王某家采访，10名警察和当地官员随后赶到，或许是有人打手机告的密，或许就如后来宣称的“一个爱国村民”上报了这次“非法”聚会。那名记者和一个村民在东阳派出所里被审了三个小时，记者的包被翻，手机信息遭捡，笔记被没收，数码相机里的照片被删，然后还逼他签了自白书，又派两名外事办代表和他呆了15个小时，才把他送到机场。
据中国的官方报纸《中国日报》报道，去年中国发生了50000起和环境有关的暴动、抗议、争论活动，许多活动还与一些敏感性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政府蚕食土地的非法占地活动密切相关。
自上而下的一党制是分析家们批驳的一个原因，政府为了完成五年计划只顾经济增长，不管群众意见；结构问题也是个因素。国家环保总局势单力薄，很容易受到强势的经济部门的控制，地方环保部门的工资要由地方政府发放，做起工作来难免缩手缩脚。
“政府里有许多人担心经济增长不快会引发不稳定，”环境法和政策耶鲁中心的负责人丹尼尔C•伊斯蒂(Daniel C. Esty) 说，“可我认为更大的威胁来自那些发觉自己正处于一个被污染的环境中的人。”
7月中旬，政府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化工厂建在人口稠密地区和饮用水源附近。这一问题及其引起的反响迫使北京政府最近承诺，要拨款1750亿美元用于今后五年的环境保护工作。
一些迹象也透漏出改变。一些团体已经开始把污染的制造者告上法庭，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我们胜诉的案子越来越多了，”负责农民环境诉讼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副主任许可祝说，“但是并不容易。”
2001年化工厂建设之初，村民们是愿同政府合作的，希望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事实的发展令村民们改变了态度，死产数目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孩子一出生就是畸形或者听觉丧失。
化工厂一座座建起来，当地人眼看着围绕工厂的“死亡地带”不断扩大，方圆6里地的树木、庄稼都被毒死。
“如果吃刚收的新米，肚子就会疼。”44岁的农民江永根（音）说。“菜根本就不长了。”
村民们还发现晚上工厂排出的阵阵发臭的毒气到早上时刺得孩子们睁不开眼睛。可是当他们拿着发黄发皱的玉米杆到政府和工厂领导那里反应时，得到的说法是化肥用得太多了。
这样的托词讲了四年，越来越多的化工厂又来安营扎寨，村民们决心换一种方式行动。
2005年3月，村民们搭建临时帐蓬当路障封住到化工厂去的路，并在工厂墙上贴上“还我土地”、“我们要生存”的标语。退休的人被召来轮流巡视帐篷四周，发现政府的人来了就放鞭炮报警。
三个星期后的4月10日凌晨，几千名村名听到鞭炮声赶来保护路障，据目击者称，与他们对持的是3000名警察和政府人员。
按照官方说法，冲突是村民先动手的，没有死亡，受伤的全是警察。然而村民们说至少死了两个老人，在一个消息如此被小心控制下的乡镇，这种说法很难查证。
暴动后担任画水党委书记的蒋阴生说，他没有亲眼目睹警察渎职，死产、畸形婴儿问题也不能过早下结论。“我不相信有村民被打，”他说，“一些村民没受过教育，怀孕期间吃药，不能确定死产、畸形婴儿就是污染造成的。”
44岁的农民蒋某在东阳监狱关了117天后几乎不能走路，警察用鞋子打他的脸，还让鼓动其他犯人打他，不然就得挨打。
“整个体制是不公平的。”农民刘贸天（音）说。他31岁的儿子因暴动时刺上警察被判了五年。
刘说他儿子在冲突中是踢了警察，但并没有刺伤任何人。
“那些人踩着我们这些穷人的背变得越来越富，”他说，“要是他们对我们老百姓有一点点关心，就不会有暴动发生。”
── 原载 洛杉矶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