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曾国藩说过，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他都赶不上。但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也赶不上徐世昌，没有过上一把总统的瘾。
不过，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并不那么好。虽金榜题名，入了翰林，但一连八九年，连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
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则到皇帝身边“上行走”，沾着皇家的仙气、皇帝的恩典，福分自然小不了；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收一堆弟子门生，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干在京师苦熬，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之外，自己也许还可以混个饱肚子，家人仆役未免吃不上穿不上的，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用的时候再赎出来。不用说，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
终于，徐世昌熬不下去了。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居然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节，翰林属于清望之职，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黑翰林固然穷点，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
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事实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事实上，徐世昌的仕途蹭蹬，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人（靠山），而毅然投身小站，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对于袁世凯来说，尚未发迹的他，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徐世昌而言，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二算是押宝，搏一下，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事实证明，他的运气很好，这一宝押下去，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
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跟对了人后，官运亨通。庚子以后，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时而尚书，时而总督，时而军机大臣。最奇妙的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后，满族亲贵要当家作主，排挤袁世凯出局，徐世昌却得以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中的一个，要知道，在这个内阁中，满打满算，汉人才四个，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自从庚子以后，清朝实行新政，徐世昌要缺、肥缺一个接一个，巡警部、邮传部、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衔太保的名义，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清帝逊位，作为太傅衔的太保，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闲了下来，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食指大动。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出来横挡，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辜负清朝的皇恩。哥俩熬了一夜，弟弟哭，哥哥也哭，哭到天亮，哥哥还是上了火车，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
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发起洪宪帝制，徐世昌自恃身价，没有积极响应，帝制成，袁世凯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很是不爽，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他明白，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
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徐世昌凭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时徐为东三省总督）：“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注：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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