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8-18 20:28:08作者：王友琴
四十年前开始的文革，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中国人。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力，则是文革杀戮的开端。
四十年了。今年8月，我们是否准备好纪念文革受难者了？
也许，依然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没有一座文革博物馆，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建议的巴金老人却已经在2005年去世了。他提出建议是在1986年，整整二十年前。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建立这个博物馆，但是博物馆就是无影无踪。
依然没有准备好，还不仅是因为没有文革博物馆，而且因为看不到将要建馆的计划和将能做事的团队。巴金老人去世之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评巴金发出了建议却只说不做没有后续行动。天哪，巴金提出建议的时候已经82岁，难道这不是应该由70，60，50，40，30，20岁的人来进行后续行动和付诸实现的吗？他们开始行动了吗？
依然没有准备好，因为还有一些很大的声音在说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代，阳光灿烂的年代，青春无悔的年代，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年代。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似乎仍然不能成为舆论平台上的共识：人的生命至高无上，不是可以用来为什么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来给无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来给精力过剩的人游戏的，更不是可以用来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没有准备好，因为还有窃窃私语却也相当得到共鸣的声音在说着，写出和纪念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义？——他们甚至拒绝使用“文革受难者”这一词语。文革“创造”了一大批新词语：红卫兵，造反派，红五类，黑五类，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等等。文革的话语系统中绝对不允许有“受难者”这个说法。四十年后，有人依然用文革的话语系统讨论文革。一条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认为也适用于中国人— 这样众多的受难者，这样大规模的群体迫害和杀戮，是严重的犯罪，需要得到正义的审判。
真的让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当我们因为悲观而准备放弃之前，我们要看到事情还有另一面。和那些强要人们忘却或者认为记忆毫无价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坚强的人始终在坚持记忆和见证。他们从来没有遗忘受难者。他们的愿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别的人却可能只是不知道。
在受难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尧的老人，他今年87岁了。四十年前，1966年8月5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当天晚上他被叫到学校，七名红卫兵和革委会负责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权力当局和他谈话（他保留了那张七个人手写下的名单）。他家从来没有照相机，因为那时相机是较贵的东西，但是他马上就到商店买了一架照相机。他拍下了妻子的布满伤痕和血窟窿的尸体，拍下了四个孩子环绕母亲遗体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时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的一缕青烟。他留下了见证，尽管要得到司法正义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王晶尧把妻子被打死的时候的所有东西都仔细保留了下来。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浸透血迹，上面还被用墨写上了“打倒”二字（可见该校红卫兵长期以来说她因“高血压心脏病”而死是怎样的谎言！），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还有家属用来擦拭尸体上的血的纱布和手绢。每一样东西，他都用塑料袋分别包好，再放进一个皮箱。箱子里还有手表，是卞仲耘老师戴的手表，当时一件比较值钱的东西。可以看到，当她遭到毒打的时候，她的手表上的钢制的表链被打得扭曲变形了。被打坏了的手表停摆在3点40分。
1966年8月5日3点40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的时间。她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后，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间，王晶尧曾经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一个灵堂。他和孩子们把她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鲜花。柜子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的纪念堂。在文革后，王晶尧向法院起诉，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从1978年一直告到1989年。但是没有结果。
2006年，王晶尧接受独立电影制片人胡杰的采访，作了一个纪录影片。他要把他的证物，他的照片，他的证词，他四十年来对妻子的死亡的翻来覆去的思考和分析，永远保留下来，告诉后代。不再是奥威尔说的“控制现在的人控制过去，控制过去的人控制将来”的时代了。数码相机和电脑网路给了普通人机会，也能用传播性的文字和画面来记录过去和纪念死者。现在，王晶尧已经准备好了，在光碟电影上纪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在1966 年夏天遭到毒打的人中，还有一位老师，写下了一本书。她是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她和其他40名老师在该校的“劳改队”中。有一天在厕所中她正弯腰清扫便池，有红卫兵在她背后打了一棒，她当时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亏一位难友扶她起来，给她服了自带的云南白药。（那是老师们得随身携带治疗外伤的云南白药的时代！）接着，她又被驱逐出北京到老家农村务农。脊椎伤势发展，后成弓形，无法再伸直了。已成痼疾，残废一生。
她在80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写下她的经历。她知道不会有出版社给她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写文革的书有严格规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费时间去送审书稿碰钉子。）她自己花钱就把书印了出来。书的名字是《难圆的梦》。她在书里写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并不只写她自己。她的心胸阔大，关怀及人。她还写了其他老师们怎么遭到“斗争”和受苦，写了女十五中学的校长梁光琪怎么被红卫兵学生侮辱折磨，在教学楼里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体上永远打弯了这位老师的背，但是在她自费印出的书里，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挺直的脊梁和一个丰富坚韧的灵魂。
我们为什么不站到这两位老人身边，和他们一起来纪念文革受难者和那个悲惨的年代呢？
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前校长，最近坐在轮椅上接受前学生的访问，讲述了1966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龙路学校位于北京西城区，中央教育部隔壁。徐校长被抄家，被 “批斗”。那年9月，他被红卫兵押到安定农场“劳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劳动，还被该校和广州八一中学来“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红卫兵把他和张放老师等“牛鬼蛇神”埋在坑里，填上土，再挖出来。然后，几个红卫兵抬着身材瘦小的张放，喊着“一二三”，把她扔进两三米深的大粪坑，张放满身粪污爬出来以后，他们又抓起她把她扔进粪坑。他实在看不下去，说：“她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请不要这样对待她。”红卫兵大骂他想要“包庇牛鬼蛇神”，把他双手绑上，当作活靶子练刺杀动作。他们用和真步枪一样大小的木枪向徐校长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数根肋骨骨折。
看了这段采访记录，我立刻意识到我以前发表的关于张放老师受难的文章，还远不够充分。已经有人在指责我写的文革历史夸大了黑暗面，徐校长的见证说明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想为暴力迫害充当辩护者的人，应该好好倾听徐丕凯校长的声音。老人正在告诉我们事实。如果听不见，那是有人的耳朵有了问题。
我们更应该像胡杰那样，来为记录历史真相和寻求人间真理而行动。他自己买了摄像机和有关设备，自己买了硬座火车票，前往全国各地，采访有关人员，拍摄有关地点，剪辑整理，做出了一部电影《寻找林昭的灵魂》。看过电影的人，为林昭的悲剧英雄色彩深深感动，也深深敬佩胡杰的工作精神。他今年和王晶尧制作了新的电影《卞仲耘：我虽已死》。他不但给我们记录了文革历史，而且表明，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了不起的艺术家，正义、认真并富有才华。这给我们带来了鼓舞和希望 。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诉我：“你不知道啊，中国人现在只知道钱，根本不想看这些什么文革的事情。”我不以为记忆文革和挣钱有那样的冲突。我记得，文革真是不让人挣钱的时代。那时候，农民到市场卖个鸡蛋买盐买针买线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厂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奖金被指控为是“不突出政治”而取消，知识分子出书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则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最会挣钱的民族，但是他们也建立了最好的纪念受难者的博物馆和资料库（可看www.yadvashem.org ）。当然人不应该只知道钱，但是如果真不喜欢只知道挣钱的做法，不是应该放弃记忆文革，而应该来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纪念文革受难者的人，看看自己印书的驼背老师（她可不是富翁，是个年老有病退休多年的中学老师），看看自己花钱拍电影的胡杰（他可是个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养的正需要用钱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来致力于为妻子找回正义的王晶尧老人（他可是个已经年近九十本来可以远离世事安享晚年的人）。他们作了他们做的，绝不是为了钱。（但我也认为如果有人愿意付钱支持他们是非常好的。）他们为迫害作见证，他们为正义而努力，也是记录历史真相的义工。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他们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让我们肃然起敬。看看他们吧，没有借口让我们不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报告，尽管1966年8月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破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也腐蚀锈损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灵，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正在从中学习到教训，并且做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和研究。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筑设计图，是一份建筑文革博物馆的概念设计，一个年轻学生的学位论文。我还特别感到高兴地得知，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已经授予了这个年轻人学位。导师和学生，两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着精致整齐地画在纸上的这座建筑物，以及说明词，我知道这不是纸上谈兵或画饼充饥，这是实实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许听起来过于乐观，但是，至少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已经在构想中，甚至已经构想出来了。一座真的博物馆是一定会建立起来的。
两个星期以前，在北京，一名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举办了一个关于文革烈士遇罗克的展览。他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罗克在文革中写作的文章，制作了展板，邀请了遇罗克的家人来参加（他和他们从不相识素昧平生）。这个展览只有几个小时。时间虽然短促，规模虽然很小，但是我感到，意义无比丰富。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就这样用自己的行动，在为未来的文革博物馆准备了内容，这是在建造之前就必需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正在得到记录、研究并且成为学校课程教育的一部分内容。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从1997年以来印入哈佛大学的文革课读本，那里一个四年级大学生设计了问卷调查，开始做文革对人的心理的影响的毕业论文。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国家的中学生的来信，有中学生在作关于中国文革的课堂表演，有中学生制作了展览板块参加全国性的“历史日”展览竞赛。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文革的历史灾难得到的教训也可以超越时间和国界。
多年以来，我访问了上千的文革经历者，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出版了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鼓励我继续这一研究的读者中，不但有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还有并未见过文革的年轻人。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每星期“老泪纵横”地听这本书的朗读。一位在文革后出生的年轻读者说，他花了两倍的价钱买到了这本书。当我闻此高价深感抱歉的时候，他却说他觉得“值”。我深深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2005年，有好几位读者来告诉我，《读者》杂志登载了我的书的前言的一节，〈牛鸡之间〉。他们说，这可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每期发行七百万册。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读，就有三百五十万名读者看到了这个故事。这篇文章讲了一个我在采访中听到的真实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人说，他养一群牛，常常带牛群去一棵大柳树附近吃草，那里的草长得特别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树旁杀了一头因为太老而不能干活的老牛。此后，他再带牛群去柳树边吃草的时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记得他们被杀的同伴。但是鸡就不一样。杀了一只鸡后把鸡肠子什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会奔过来争抢啄食。
我用这个故事来讨论怎样对待文革受难者。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这个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来信的标题就是“我不愿再做鸡了。”感谢读者的理解，也感谢《读者》杂志传播这个故事给百万读者。道德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得到滋养就会生长。同情，怜悯，惭愧，温柔和爱，会在我们心头盖过那种“死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冷酷论调，会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来对待他人和自己，也会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一个没有“斗争会”和没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对于文革历史研究现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悲观，也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乐观。而最重要的是，悲观或乐观都不能成为我们是否纪念文革受难者的主要因素。这种纪念是建立在正义、理性和道德的基础上的。这一纪念已经开始，也将继续。
今年8月，我们一定会纪念受难者。我甚至相信，8月5日，卞仲耘老师的忌日，有一天会正式成为“受难者日”，写在我们的日历上。这样的纪念，才能使我们不再沦为受难者。在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纪念并不是我们给予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什么，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给了我们寻求拯救的启示。
8月了，让我们一起纪念受难者。
── 原载 《开放》8月号
四十年了。今年8月，我们是否准备好纪念文革受难者了？
也许，依然没有准备好。我们还没有一座文革博物馆， 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建议的巴金老人却已经在2005年去世了。他提出建议是在1986年，整整二十年前。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建立这个博物馆，但是博物馆就是无影无踪。
依然没有准备好，还不仅是因为没有文革博物馆，而且因为看不到将要建馆的计划和将能做事的团队。巴金老人去世之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些人批评巴金发出了建议却只说不做没有后续行动。天哪，巴金提出建议的时候已经82岁，难道这不是应该由70，60，50，40，30，20岁的人来进行后续行动和付诸实现的吗？他们开始行动了吗？
依然没有准备好，因为还有一些很大的声音在说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年代，阳光灿烂的年代，青春无悔的年代，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年代。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似乎仍然不能成为舆论平台上的共识：人的生命至高无上，不是可以用来为什么革命作靶子的，不是可以用来给无事可做的人消遣的，不是可以用来给精力过剩的人游戏的，更不是可以用来为某些人的“革命理想”作祭品的。
依然没有准备好，因为还有窃窃私语却也相当得到共鸣的声音在说着，写出和纪念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义？——他们甚至拒绝使用“文革受难者”这一词语。文革“创造”了一大批新词语：红卫兵，造反派，红五类，黑五类，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等等。文革的话语系统中绝对不允许有“受难者”这个说法。四十年后，有人依然用文革的话语系统讨论文革。一条最基本的法律仍然不被认为也适用于中国人— 这样众多的受难者，这样大规模的群体迫害和杀戮，是严重的犯罪，需要得到正义的审判。
真的让人悲哀。四十年了。
但是，等一等，当我们因为悲观而准备放弃之前，我们要看到事情还有另一面。和那些强要人们忘却或者认为记忆毫无价值的人相反，有一些坚强的人始终在坚持记忆和见证。他们从来没有遗忘受难者。他们的愿望和毅力如此深沉，而别的人却可能只是不知道。
在受难者家人中，有一位名叫王晶尧的老人，他今年87岁了。四十年前，1966年8月5日下午，他的妻子卞仲耘，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被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当天晚上他被叫到学校，七名红卫兵和革委会负责人宋彬彬等代表新的权力当局和他谈话（他保留了那张七个人手写下的名单）。他家从来没有照相机，因为那时相机是较贵的东西，但是他马上就到商店买了一架照相机。他拍下了妻子的布满伤痕和血窟窿的尸体，拍下了四个孩子环绕母亲遗体的悲哀面容，拍下了火化时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的一缕青烟。他留下了见证，尽管要得到司法正义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王晶尧把妻子被打死的时候的所有东西都仔细保留了下来。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浸透血迹，上面还被用墨写上了“打倒”二字（可见该校红卫兵长期以来说她因“高血压心脏病”而死是怎样的谎言！），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还有家属用来擦拭尸体上的血的纱布和手绢。每一样东西，他都用塑料袋分别包好，再放进一个皮箱。箱子里还有手表，是卞仲耘老师戴的手表，当时一件比较值钱的东西。可以看到，当她遭到毒打的时候，她的手表上的钢制的表链被打得扭曲变形了。被打坏了的手表停摆在3点40分。
1966年8月5日3点40分，那是卞仲耘被毒打的时间。她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在她之后，在北京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
在文革期间，王晶尧曾经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一个灵堂。他和孩子们把她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鲜花。柜子的门随时可以关上。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的纪念堂。在文革后，王晶尧向法院起诉，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从1978年一直告到1989年。但是没有结果。
2006年，王晶尧接受独立电影制片人胡杰的采访，作了一个纪录影片。他要把他的证物，他的照片，他的证词，他四十年来对妻子的死亡的翻来覆去的思考和分析，永远保留下来，告诉后代。不再是奥威尔说的“控制现在的人控制过去，控制过去的人控制将来”的时代了。数码相机和电脑网路给了普通人机会，也能用传播性的文字和画面来记录过去和纪念死者。现在，王晶尧已经准备好了，在光碟电影上纪念他四十年前被害的妻子。
在1966 年夏天遭到毒打的人中，还有一位老师，写下了一本书。她是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语文老师。她和其他40名老师在该校的“劳改队”中。有一天在厕所中她正弯腰清扫便池，有红卫兵在她背后打了一棒，她当时倒在地上，痛得直呼。幸亏一位难友扶她起来，给她服了自带的云南白药。（那是老师们得随身携带治疗外伤的云南白药的时代！）接着，她又被驱逐出北京到老家农村务农。脊椎伤势发展，后成弓形，无法再伸直了。已成痼疾，残废一生。
她在80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写下她的经历。她知道不会有出版社给她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写文革的书有严格规定，一般出版社也都不想费时间去送审书稿碰钉子。）她自己花钱就把书印了出来。书的名字是《难圆的梦》。她在书里写了自己的一生遭遇，但是她并不只写她自己。她的心胸阔大，关怀及人。她还写了其他老师们怎么遭到“斗争”和受苦，写了女十五中学的校长梁光琪怎么被红卫兵学生侮辱折磨，在教学楼里被用棍子活活打死。
是的，文革在肉体上永远打弯了这位老师的背，但是在她自费印出的书里，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挺直的脊梁和一个丰富坚韧的灵魂。
我们为什么不站到这两位老人身边，和他们一起来纪念文革受难者和那个悲惨的年代呢？
北京二龙路中学的前校长，最近坐在轮椅上接受前学生的访问，讲述了1966年夏天的暴力迫害。二龙路学校位于北京西城区，中央教育部隔壁。徐校长被抄家，被 “批斗”。那年9月，他被红卫兵押到安定农场“劳改”。除了每天要做繁重的劳动，还被该校和广州八一中学来“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任意侮辱和毒打。红卫兵把他和张放老师等“牛鬼蛇神”埋在坑里，填上土，再挖出来。然后，几个红卫兵抬着身材瘦小的张放，喊着“一二三”，把她扔进两三米深的大粪坑，张放满身粪污爬出来以后，他们又抓起她把她扔进粪坑。他实在看不下去，说：“她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请不要这样对待她。”红卫兵大骂他想要“包庇牛鬼蛇神”，把他双手绑上，当作活靶子练刺杀动作。他们用和真步枪一样大小的木枪向徐校长胸前狠戳猛捅，造成他数根肋骨骨折。
看了这段采访记录，我立刻意识到我以前发表的关于张放老师受难的文章，还远不够充分。已经有人在指责我写的文革历史夸大了黑暗面，徐校长的见证说明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不想为暴力迫害充当辩护者的人，应该好好倾听徐丕凯校长的声音。老人正在告诉我们事实。如果听不见，那是有人的耳朵有了问题。
我们更应该像胡杰那样，来为记录历史真相和寻求人间真理而行动。他自己买了摄像机和有关设备，自己买了硬座火车票，前往全国各地，采访有关人员，拍摄有关地点，剪辑整理，做出了一部电影《寻找林昭的灵魂》。看过电影的人，为林昭的悲剧英雄色彩深深感动，也深深敬佩胡杰的工作精神。他今年和王晶尧制作了新的电影《卞仲耘：我虽已死》。他不但给我们记录了文革历史，而且表明，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了不起的艺术家，正义、认真并富有才华。这给我们带来了鼓舞和希望 。
北京的一名作家告诉我：“你不知道啊，中国人现在只知道钱，根本不想看这些什么文革的事情。”我不以为记忆文革和挣钱有那样的冲突。我记得，文革真是不让人挣钱的时代。那时候，农民到市场卖个鸡蛋买盐买针买线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厂工人工作出色得到的比例很少的奖金被指控为是“不突出政治”而取消，知识分子出书写文章得到一点稿费，则被扣上“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罪名。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最会挣钱的民族，但是他们也建立了最好的纪念受难者的博物馆和资料库（可看www.yadvashem.org ）。当然人不应该只知道钱，但是如果真不喜欢只知道挣钱的做法，不是应该放弃记忆文革，而应该来看看上述正在努力纪念文革受难者的人，看看自己印书的驼背老师（她可不是富翁，是个年老有病退休多年的中学老师），看看自己花钱拍电影的胡杰（他可是个上有老下有小有家庭需要供养的正需要用钱的中年人），看看四十年来致力于为妻子找回正义的王晶尧老人（他可是个已经年近九十本来可以远离世事安享晚年的人）。他们作了他们做的，绝不是为了钱。（但我也认为如果有人愿意付钱支持他们是非常好的。）他们为迫害作见证，他们为正义而努力，也是记录历史真相的义工。他们的工作的意义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他们在道德上的崇高和超越让我们肃然起敬。看看他们吧，没有借口让我们不和他们站在一起。
我也想要报告，尽管1966年8月兴起的红卫兵运动，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破坏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也腐蚀锈损了一代人的道德和心灵，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正在从中学习到教训，并且做出了建设性的思考和研究。
我收到了一份厚厚的建筑设计图，是一份建筑文革博物馆的概念设计，一个年轻学生的学位论文。我还特别感到高兴地得知，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已经授予了这个年轻人学位。导师和学生，两代人的心是一致的。我看着精致整齐地画在纸上的这座建筑物，以及说明词，我知道这不是纸上谈兵或画饼充饥，这是实实在在的朝向理想的一步。“心想事成”也许听起来过于乐观，但是，至少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已经在构想中，甚至已经构想出来了。一座真的博物馆是一定会建立起来的。
两个星期以前，在北京，一名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举办了一个关于文革烈士遇罗克的展览。他精心收集了烈士遇罗克在文革中写作的文章，制作了展板，邀请了遇罗克的家人来参加（他和他们从不相识素昧平生）。这个展览只有几个小时。时间虽然短促，规模虽然很小，但是我感到，意义无比丰富。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就这样用自己的行动，在为未来的文革博物馆准备了内容，这是在建造之前就必需也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文革也像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正在得到记录、研究并且成为学校课程教育的一部分内容。我写的《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从1997年以来印入哈佛大学的文革课读本，那里一个四年级大学生设计了问卷调查，开始做文革对人的心理的影响的毕业论文。我也多次收到不同国家的中学生的来信，有中学生在作关于中国文革的课堂表演，有中学生制作了展览板块参加全国性的“历史日”展览竞赛。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文革的历史灾难得到的教训也可以超越时间和国界。
多年以来，我访问了上千的文革经历者，建立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出版了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鼓励我继续这一研究的读者中，不但有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还有并未见过文革的年轻人。一位读者来信说，他每星期“老泪纵横”地听这本书的朗读。一位在文革后出生的年轻读者说，他花了两倍的价钱买到了这本书。当我闻此高价深感抱歉的时候，他却说他觉得“值”。我深深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2005年，有好几位读者来告诉我，《读者》杂志登载了我的书的前言的一节，〈牛鸡之间〉。他们说，这可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每期发行七百万册。只要其中有一半被读，就有三百五十万名读者看到了这个故事。这篇文章讲了一个我在采访中听到的真实故事。一名文革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人说，他养一群牛，常常带牛群去一棵大柳树附近吃草，那里的草长得特别好。有一次在那棵柳树旁杀了一头因为太老而不能干活的老牛。此后，他再带牛群去柳树边吃草的时候，牛群哞哞吼叫不肯前往，牛群记得他们被杀的同伴。但是鸡就不一样。杀了一只鸡后把鸡肠子什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会奔过来争抢啄食。
我用这个故事来讨论怎样对待文革受难者。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这个故事常被提及。有一封来信的标题就是“我不愿再做鸡了。”感谢读者的理解，也感谢《读者》杂志传播这个故事给百万读者。道德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得到滋养就会生长。同情，怜悯，惭愧，温柔和爱，会在我们心头盖过那种“死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冷酷论调，会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多一点清明的理性，多一分高尚的道德，来对待他人和自己，也会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一个没有“斗争会”和没有“牛棚”的明天而努力。
四十年了。对于文革历史研究现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悲观，也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乐观。而最重要的是，悲观或乐观都不能成为我们是否纪念文革受难者的主要因素。这种纪念是建立在正义、理性和道德的基础上的。这一纪念已经开始，也将继续。
今年8月，我们一定会纪念受难者。我甚至相信，8月5日，卞仲耘老师的忌日，有一天会正式成为“受难者日”，写在我们的日历上。这样的纪念，才能使我们不再沦为受难者。在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纪念并不是我们给予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什么，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给了我们寻求拯救的启示。
8月了，让我们一起纪念受难者。
── 原载 《开放》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