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当泄露的化学品沿着松花江流入俄罗斯境内时，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曾一度引起了邻国的恐慌。美国加州的研究学者近日发现，洛杉矶上空的污染物有25%是从中国飘过来的。这样，中国的环保斗争又升级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引起国际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还有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污染出口国这一事实。
鉴于问题异常严重，中国领导人誓言将采取应对措施。中国中央政府计划在2006-2010 年期间在环保方面投资1.3万亿人民币（1,620亿美元）。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是新一轮的污染治理行动总负责人。周生贤郑重承诺将为中国再现碧水蓝天的美好景象。不过，他的誓言，且不说繁多的环保法规，仍未取得任何效果。批评家认为，国家环保总局不过是个“纸老虎”；而环保人士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叹气。
国家环保总局本月初启动组建11个地方派出执法监督机构。它们受环保总局领导，对环保总局负责，不受地方政府牵制。这似乎表明，环保工作不再向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官员低头。多年以来，中央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当地的GDP；因而，地方官为了仕途顺利，双眼紧盯着这一指标，完全忽视环境保护工作。
正是这种心理作祟，导致了去年吉林的石化工厂爆炸演变成震惊世界的河流污染事件。一个位于松花江畔的石化企业11月13日发生爆炸后，地方官员一心只想掩盖事实，糊弄舆论。当约有100吨的苯等化学物流入松花江后，官员们又急急忙忙关闭了下游居民的供水设备。
吉林的地方官员起初否认，爆炸造成任何污染；而在长约85公里的污染带流经黑龙江省会哈尔滨，流向中俄两国的界河黑龙江（俄称阿穆尔河）时，当局却谎称因要抢修管道而被迫切断了380万市民的供水。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和人民对即将到来的污染毫无知晓。
多亏了一些正直的当地记者，吉林污染事件的真相才得以大白于天下。11月26日，中国外长李肇星约见俄罗斯驻华大使，向俄方就松花江污染问题表示正式道歉。这一突发事件，不仅暴露了中国令人堪忧的环保纪录，更让人对中国官场的腐败窥豹一斑。一旦发生环境事故，地方官员们最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将损失降至最小，而是如何欺上瞒下，保住自己的饭碗。
吉林污染事故后，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周生贤接任。从那时起，环保总局在国民生活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吉林污染事故，不仅提高了公众的环保意识，也给中央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其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任何地方都随手可能再次上演吉林发生的环保灾难，其后果可能更加可怕。
在吉林事故之前，中央政府从未对沿江（河）的化工企业进行过统计。今年1月，在进行拉网式的排查后，国家环保总局发现全国目前拥有规模以上化工企业大概有21000多家，其中沿长江、黄河分布的就占50%以上。长江流域养活着近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另有1亿人生活在黄河流域。
周生贤说：“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任何一次重大化学品泄露事故，其后果均不堪设想。”他进而表示，经过了27年“不计后果”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如今将有必要提高环保意识。国家环保总局估计，自吉林泄露事故后，中国平均每两天就会发生一起环境事故。
周生贤决意扭转这种局面。他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由环保措施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这些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改革官员考核标准，打碎他们对GDP的盲目崇拜。他解释道：“我们将把官员的环保工作纳入考核之中。那些不重视环保，漠视环保法规的，将不得不付出代价。”
言辞的确犀利，但它能帮助中国的河流变得清澈，灰蒙蒙的天空再现蓝色吗？
据了解，中国70%以上的河流湖泊已遭受不同程度污染。在松花江污染事故不久，中国先后又发生了多起河流污染事故：12月15日，广东北江发生镉污染事件；12月24日，湖南资水（冷水江市）发生化工污染；今年初，湖南湘江发生镉污染事件。这些污染事件令人泄气。
国家环保总局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同样令民众对这场抗污染斗争信心受挫。这份报告证实，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硫（造成酸雨的罪魁祸首）排放国，而中国已“蝉联”该头衔10多年。报告称，中国的环境问题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全国去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高达2,550万吨，比2000年增加了27%，造成627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照此趋势，真不知中国该如何实现总理温家宝所承诺的“在2010年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目标。
二氧化硫排放增长，主要是因为火力发电长连轴运转，竭力维持中国长达20年的超过9%的经济增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将如此。
国家环保总局预测，环境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2,000亿美元的损失，占GDP的10%。世界银行（World Bank）称，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独占16个；而且环境污染导致每年40万人提早死亡。随着中国私家车保有量剧增，专家们认为中国将在下一个10年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科学家称，温室效应气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元凶。
故而，摆在国家环保总局案头的工作有很多。在中国开展环保工作，是否真的不可能？让地方官员对环境问题负责，已为环保事业开了个好头。广东省与香港8月2日达成的《珠三角火力发电厂排污交易试验计划》，也表明前景一片光明。
根据该方案，两地的火电站将购买或被授予一定的排污额度。若企业排污指标仍有所剩余，则可出售给其它企业。既然该方案鼓励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那么排污权就会越来越少，且更加昂贵，污染排放量大的企业则需付出更多的代价。美中不足的是，这个计划缺乏强制性，而且香港电力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不高。理论上再行得通，实际操作却很难收到效果。
广东省和香港的这个例子，说明了：尽管媒体一致看好，在扎根多年的从头到尾的集权管理传统面前，实施一套有效的环保战略并非易事。
国家环保总局组建11个地方派出执法监督机构，则显示出了地方经济利益与中央环保目标的矛盾。尽管国家环保总局早已同六大电力企业（它们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的60%）和二氧化硫污染严重的七个省份达成了排放控制协议，去年的排放量依然再创新高：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高达2,550万吨，比2000年增加了27%。
要使中国的环保事业真正有所成就，一系列能带来积极影响的配套措施必不可少。比如，解放媒体，让它们自由报导正发生在周围的环境问题。再譬如，让居民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并确保政府切实贯彻“依法治国”的理念。
即便有了这些，绿水蓝天短期内也很难重现中国。可见，中国的环保之路在“柳暗花明”之前，经过“山重水复”在所难免。看来，远在加州的人们还不得不继续担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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