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余杰的文章“以真话来维权”后，我感到，自郭飞雄事件后，此篇文章再一次清楚地反应出余杰的思维方式和人品。
余杰只简单地附和吴宏达之说，自己没有举出一例证据或反证或推理说明，就断言法轮功对中共大量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证不实，余杰同样用这种方式断言“三退”是伪造数字，然后洋洋洒洒地用说教的方式整篇幅地大谈“不说谎言”的大道理，一付大义凛然为正义疾呼的上帝似的威严，同时还不忘捎带地影射指点其他知名维权人士。这种整篇幅的大道理式的说教，除了力图攻击对方说谎外，已经失去了道理本身的实际意义。
这种没有任何证据推理，空泛地断言，并用高谈大道理的方式力图压倒对方的文章即不负责，又不道德。
关于中共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不是法轮功方面给中共造谣，而是中共自己报导的惊人数据反证了它的罪恶。法轮功方面掌握的活体器官移植的数据来自 中共官方自己的网站，法轮功方面只是根据中共官方自己提供的活体器官移植的大量数据，以及法轮功方面所做的多方面电话调查的结果，对中国国内数百家医院现在正进行的大规模的活体器官移植活动做出合理推断，即，中共正在对法轮功学员以活体器官移植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杀戮。
事情发展经过大致如下，今年三月，有两个知道沈阳市苏家屯区医院摘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牟利的证人逃到了海外，并与法轮功取得联系揭发了这个惊人黑幕。法轮功方面马上进入多个中共官方移植中心和有关医院的网站进行了解。结果发现，为了招揽生意，中国从国家一级到地区一级到医院一级的网站对器官移植都有大量的对海外报导的详细数据。从这些中共官方自己的网站的报导，法轮功方面得知，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反常地大幅度窜升。
这里只简单例举三个中共官方数据就可简单说明问题。１９９９年后，中国器官移植中心和医院已有五百多个，而在这之前只有二十几家。中共官方自己报导的数据是，自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五年中中国器官移植的总数是四万一千多个，根据中国报导，在这五年中，平均每年的死刑犯是一千六百多个。五年也不到一万个。那么，人们不仅要问，就算近一万的死刑犯的器官都被用作活体器官移植了，那么中共官方报导的进行了四万一千个器官移植中的其余的三万多个器官是从哪来的？
法轮功方面随即给五百家医院中的几十家医院打电话询问器官移植情况，所有介绍器官移植的医生都毫不掩饰地告诉询问者，器官是年轻的，鲜活的，并且可以最快在一个星期内给受者找到可匹配的器官。
加拿大组织的独立调查是根据中国网站的官方报导，对中国医院医生的电话调查，以及对几个证人取证着手进行的，他们并根据这些调查写出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主页４８页，附录２６页，它通过大量的证据，用论证以及反证的方法进行推论，最后推断，中国这些器官移植中心和医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体器官移植的事实是存在的。
主要的两个参加独立调查的加拿大律师在答记者问时说，这个结论是令人遗憾的，但我们不得不说真话。
在中共严格的控制下，海外民间的调查团还不可能进入中国对如此大量的惨无人道的活体器官移植活动进行调查，但是当前现有的大量确凿数据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即便一个非专业的普通头脑也足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了。
其实余杰不妨自己给五百个医院中的一个医院的器官移植科室或器官移植中心打个电话问几个问题，了解一下这五年中这个医院有多少活体器官移植案例，现在能否提供年轻鲜活的器官，要多长时间可以找到可匹配活体器官。我想不需费太大力气，余杰就能找到与自己现在断言的截然不同的感觉。
余杰文章中除了一带而过地附和吴宏达的撰文外，他并没有例举自己的任何证据。而吴宏达撰文中指出的“诸多不实之处”中的一个主要证据的可信度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吴宏达撰文中提到，在法轮功方面公布消息的当天他就给国内的一个线人打电话，这个线人马上到了沈阳市苏家屯区医院进行调查并在医院周围照了相，这个线人没有发现任何活体器官移植的可疑现象。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能力，背景，专业程度是明显有限的，如果余杰连法轮功方面列举的诸多的大量证据都不相信的话，余杰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吴宏达撰文中指出的更不令人信服的所谓的“诸多不实之处”？ 尤其是余杰怎么能够相信这么一个孤立线人的简单说词？如果一个个人撰文能够证明这一切不存在，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中共官方网站自己报导的器官移植的大量数据？
另外，余杰武断地说法轮功在退党上伪造数据，这同样是不明智的简单断言。我最初也象余杰一样，对“三退”数字表示怀疑。我亲自进到大纪元退党网站去浏览了几个小时，对“三退”的情况有点儿初步的了解。
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三退”的个人或团体在填入“三退”人数一栏后还要写有一个简短声明，大纪元退党网站是根据这些声明用“人工智能”程序的过滤筛选识别的方法来统计“三退”的人数。我流览了几百个各不相同的声明，有平静地数说中共罪恶的，有激昂大骂中共的，声明有长有短，情绪文风各不相同。我感到，制造一天两三万“三退”数字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制造两三万这样的各不相同的三退声明却是非常难的，此类编造工作所需的人力和时间是难以想像的。有人说计算机用复制的方法对一千或一万个声明重复复制，就能做到造假。但是对这种造假复制也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计算机监察出来。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想调查此事的真相，那么在做相应的检测造假的调查前，只靠自我感觉而武断断言法轮功编造数字，这种态度是不负责的。在得不到证实前，人们有权利一直保留自己的怀疑，但是如此正式撰文以公允的口气断言指责批评，则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
余杰的文章引起我的不少朋友的议论和猜测，他们分析说，“余杰在郭飞熊的事上栽了，遭到那么多人的批评，他丢了面子还死抗不认错，可又要争回这面子，他就不得不再另生枝节，用把法轮功说成与共产党一样的说谎者把法轮功钉在耻辱柱上，以证明他上次排斥为法轮功说话的郭飞熊是正确的行为。所以他抓住吴宏达这根救命稻草，写了这篇说教式的文章。”
我希望人们的这些猜测仍象上次郭飞熊事件时余杰引用的基督的一句话一样不值余杰一驳，余杰说到“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我更希望余杰“所做的”的事所表现出的余杰依然是我们当初心中保留的美好形像的余杰，而不是一个总用上帝和说教来抬高自己形像的余杰。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９日
附文：
以真话来维权/余杰
近日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先生在网络上撰文指出，法轮功媒体所报道的苏家屯事件存在诸多不实之处。吴宏达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劳改、计划生育和人体器官买卖问题，我
个人比较信服他的观察和评论。 (博讯 boxun.com)
中共是一个倚靠谎言和暴力治国的庞大机构。要战胜中共，手无寸铁的我们，惟有倚靠真话和真相的力量。如果我们也像中共一样说谎，那么我们在中共的面前将变得更加脆弱不堪。甚至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与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模一样，将说谎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本能。这是当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许多维权人士亦深受共产党文化之潜移默化，许多人在其言语行事中，不自觉地混淆了真话和谎言的界限，逐渐习惯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谎言，并享受这些谎言所堆砌出来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两三名警察的跟踪，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却非得夸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这样夸大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再比如，有人明明是“独行侠”，在海外却宣称自己掌控数万复员军人，可以一声令下，揭竿而起……这些惊人的言行，在短期内可能会给维权活动带来“轰动效应”，但长远来看却会给维权活动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不能低估民众的判断力，一旦民众发现其支持的勇敢者本身亦谎言连篇，便会迅速抛弃之。
对维权活动中的种种谎言，该不该揭示并批评之？有人拿出中共“统一战线”的策略来，认为不能破坏这个好不容易形成的、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大家应当尽量“求同存异”。如果有人敢于揭露“同一阵壕”中的谎言，则会被指责为“不顾大局”和“道德洁癖”。但是，我不同意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简单思维。宽容是重要的，但宽容并不意味著默认谎言的泛滥。对我来说，真话、真相和真理高于任何策略。我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我只是一名热爱真话、真相和真理的知识分子。
我愿意使用“维权活动”这个平实的定义，而不愿使用“维权运动”这个过于炫耀的概念。“运动”强调事件的整全性、组织性和一致性，人们参与该“运动”的方式是单一的，其诉求也是单一的；“活动”却强调事件的个体性、自发性和独特性，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是多元的，其诉求也是多元的。维权活动没有、也不需要领袖，它呈现为各自为战的状态，但它理应服膺于一个大原则，那就是：拒绝谎言。
我既拒绝来自压迫者的谎言，也拒绝来自被压迫者的谎言。多年来，我一直为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而呼吁，同时我也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法轮功朋友，我完全不认同他们在“退党”活动中伪造数字的做法。此种做法既无法真正打击中共，更不能在海内外争取到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对于维权活动中某些热衷于权谋和权力的人士，我选择不跟他们做朋友，不与他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亦是我的权利所在。因为在“团结”的考量之上，还有更高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正如哈维尔所说：“知识分子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著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们所书写的历史。”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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