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07-24 03:08:13作者：
极少有人知道80年前曾任过中华民国代总统的冯国璋，是今日相声演员冯巩的曾祖父。
按说，昔日的大总统，与今日的冯巩，不该再有什么联系。然而，因政治的原因，这两人不仅有联系，一度还曾是一种致命的联系。这种联系，让冯巩吃尽了苦头，但也为他提供了难得的生活基础。
(一)
当年的冯家，曾着实地辉煌过。但到冯巩这一代，所能享受的，只是祖宗留在天津民主道58号的一套老宅了。
这座小楼，是当年冯国璋曾居住过的私宅。冯巩，童年时代就在这座小楼里长大。那时，这座小楼充满笑语欢声。冯巩最小、嘴甜，父母和兄姐们都非 常溺爱他。冯巩无忧无虑，是这座小楼里的“皇帝”。因特别受宠，也就特爱撒娇。据说，冯巩七岁时，还吵闹着寻找妈妈的奶头；十岁时，离开妈妈还不能睡觉。
冯国璋在天津的故居。
“文革”中，扫荡“残渣余孽”的风暴，野蛮地冲击了这座小楼。历史上，冯国璋曾依附于袁世凯，替清廷镇压过山东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时，冯国 璋又作为清廷和袁世凯所委派的先锋，攻打过革命武装；“二次革命”期间，冯国璋镇压过南方的进步力量。虽然时光已过半个多世纪，但人们当时头脑发热发昏， 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正确地分析一个历史人物，仍把这些“陈年旧账”粗暴地强加在冯家第三、第四代人的头上。在一片“打倒反动军阀的孝子贤孙!”的口号声 中，冯家被抄、被砸，冯家人被挂上大牌子游街。
冯巩真正地认识世界，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听说了自己还有一位那样的曾祖父。在他那朦胧的意识中，曾祖父无疑是一颗 “灾星”。保姆被撵走了；他亲眼看着哥哥姐姐们如何离开了家；父母游街挨斗的场面，吓得他浑身颤抖；他不敢出屋，走出家门，街上的孩子们都敢揍他，稍不留 神，便会有一个不知何处飞来的西红柿狠狠砸在他的头上。
冯家被撵出了那座小楼，被赶到大昌兴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住进一间仅有12平方米、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的小屋。
这个大杂院，是个典型的“贫民窟”，30户人家挤在一起，没有一间不漏的屋，没有一块平坦的地，住的全是靠卖苦力挣钱的人们。不过，这里的人们，善良朴实，不像外面的人那样欺负冯家。
那时，冯家的日子过得很苦。冯巩的父亲工资停发了，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全家八口人的花消，全靠冯巩母亲79.50元的工资。就是这点钱， 每月要给冯巩的父亲寄20元，要扣除房租15元，还要接济远在内蒙古和甘肃下乡的三个儿女，以及瘫痪的七叔。为省钱，冯巩到菜市捡过菜帮儿，到工厂的废土 堆上捡过煤核儿。但是，冯巩却过得挺快活，因为这里少有歧视，有着可供冯巩充分发挥的自由和天地。
(二)
在冯家，对冯巩影响最深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那当中学教师的母亲。其母名叫刘益素，这位昔日“京东第一家”的刘家大小姐，早年毕业辅仁大 学数学系的高才生，在如此艰难的逆境中，竟能连年被教育系统评为优秀教师。用冯巩的话说：“就因母亲工作上极其能干，冯家才避免了全家被下放农村的危险。 否则，我也就不可能走上文艺这条路了。”
冯家历史上无人干过文艺工作。对冯巩来说，干文艺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是为了寻找一条政治出路。在那特殊年代里，像冯巩这样的小人物，要想出人头地，要想增强自身的“革命色彩”，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能够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宣传队”。
冯巩不漂亮，但具有一种独特的表演才能。九岁时，他就在一个全是由孩子们组成的宣传队当骨干。
进学校后，冯巩开始学样板戏。他拜了一位琴师，不到三个月，便能用京胡像模像样地拉出几段曲子了。他偷着卖掉祖传的一个大铁炉，换来一把胡 琴。这把胡琴，使他成为宣传队里不可缺少的人物。后来，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出台，这是“文革”开始后出现的第一个新相声，轰动了文艺界。校 宣传队老师要排演这个节目，选演员时，挑来挑去选中了身材瘦长、口齿伶俐的冯巩。冯巩接受了这个任务，不想从此就开始走向相声艺术的大门。
那时，冯巩若是一个“根红苗壮”的学生，他的艺术之路或许会很平坦，但他是冯国璋的曾孙子，于是就有了强大的政治阻力。
马季、唐杰忠听说天津有两个学生能说他们的《友谊颂》，特从北京赶到天津，戴着大口罩，亲自看他们的表演。事后，马季非常高兴，不仅要收冯巩为徒，还要把冯巩带走。可惜冯巩难过政审关。
冯巩会说相声的信息传出后，各部队文工团纷纷前来挖“宝”。但是，冯巩统统过不了那道政审关。
冯巩清楚，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军入伍。因此，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参军。
机会来了，沈阳军区某基建工程兵宣传队派人找到冯巩，说：“只要你们愿意，什么都可以解决，一到部队就让你们穿上军装。”冯巩豁出去了，当时他任钳工的工厂领导坚决不答应，他和另一同事刘伟却悄悄上了火车，不顾一切地去了部队。
部队在东北一个蛮荒之地。冯巩、刘伟作为文艺兵进部队，花名册上却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当了两年的“黑兵”，入伍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最后又 不得不退回天津。工厂里，一张大字报贴在墙上：冯巩、刘伟二人目无组织纪律，擅离职守，旷工达一年多，经研究决定予以自动离职处理。鉴于两人已一年多未参 加团组织活动，作自动离团论处……
面对无数次挫折，若换另一个人，意志恐怕早已消沉了，冯巩却不然。他从母亲身上看到学习的榜样，母亲的出身也不好，况且又是冯国璋的孙媳 妇，但母亲凭自己的奋斗，不仅成为优秀教师，还被评为劳模。因此他在相声这一艺术领域里，拼命地勤学苦练，终于练就一副独具特色的工夫。
冯家的大总统给冯巩留下了政治灾难，也留下了可供冯巩磨炼意志和性格的好机会。如今，冯巩朋友遍天下，人们都说冯巩脾气好，为人和蔼，总 是一副谦虚模样。冯巩却说：“咱哪是谦虚呀，这是形成习惯了。是人都比咱强，人家能跟咱平等地说话办事，咱就感激不尽了，还敢跟人家摆谱?说出来不怕您笑 话，我觉得我最适合给别人当秘书，因为我从小就是看着别人的脸色长大的，专会观察别人的脸色。到现在，已成习惯了，不好改了。”冯巩的话中，不无调侃的意 味，但几十年的磨难，确实养成了他谦虚好学和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而这些良好品格，使他在艺术创作、为人处世上都获益匪浅。
按说，昔日的大总统，与今日的冯巩，不该再有什么联系。然而，因政治的原因，这两人不仅有联系，一度还曾是一种致命的联系。这种联系，让冯巩吃尽了苦头，但也为他提供了难得的生活基础。
(一)
当年的冯家，曾着实地辉煌过。但到冯巩这一代，所能享受的，只是祖宗留在天津民主道58号的一套老宅了。
这座小楼，是当年冯国璋曾居住过的私宅。冯巩，童年时代就在这座小楼里长大。那时，这座小楼充满笑语欢声。冯巩最小、嘴甜，父母和兄姐们都非 常溺爱他。冯巩无忧无虑，是这座小楼里的“皇帝”。因特别受宠，也就特爱撒娇。据说，冯巩七岁时，还吵闹着寻找妈妈的奶头；十岁时，离开妈妈还不能睡觉。
冯国璋在天津的故居。
“文革”中，扫荡“残渣余孽”的风暴，野蛮地冲击了这座小楼。历史上，冯国璋曾依附于袁世凯，替清廷镇压过山东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时，冯国 璋又作为清廷和袁世凯所委派的先锋，攻打过革命武装；“二次革命”期间，冯国璋镇压过南方的进步力量。虽然时光已过半个多世纪，但人们当时头脑发热发昏， 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正确地分析一个历史人物，仍把这些“陈年旧账”粗暴地强加在冯家第三、第四代人的头上。在一片“打倒反动军阀的孝子贤孙!”的口号声 中，冯家被抄、被砸，冯家人被挂上大牌子游街。
冯巩真正地认识世界，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听说了自己还有一位那样的曾祖父。在他那朦胧的意识中，曾祖父无疑是一颗 “灾星”。保姆被撵走了；他亲眼看着哥哥姐姐们如何离开了家；父母游街挨斗的场面，吓得他浑身颤抖；他不敢出屋，走出家门，街上的孩子们都敢揍他，稍不留 神，便会有一个不知何处飞来的西红柿狠狠砸在他的头上。
冯家被撵出了那座小楼，被赶到大昌兴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住进一间仅有12平方米、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的小屋。
这个大杂院，是个典型的“贫民窟”，30户人家挤在一起，没有一间不漏的屋，没有一块平坦的地，住的全是靠卖苦力挣钱的人们。不过，这里的人们，善良朴实，不像外面的人那样欺负冯家。
那时，冯家的日子过得很苦。冯巩的父亲工资停发了，被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全家八口人的花消，全靠冯巩母亲79.50元的工资。就是这点钱， 每月要给冯巩的父亲寄20元，要扣除房租15元，还要接济远在内蒙古和甘肃下乡的三个儿女，以及瘫痪的七叔。为省钱，冯巩到菜市捡过菜帮儿，到工厂的废土 堆上捡过煤核儿。但是，冯巩却过得挺快活，因为这里少有歧视，有着可供冯巩充分发挥的自由和天地。
(二)
在冯家，对冯巩影响最深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那当中学教师的母亲。其母名叫刘益素，这位昔日“京东第一家”的刘家大小姐，早年毕业辅仁大 学数学系的高才生，在如此艰难的逆境中，竟能连年被教育系统评为优秀教师。用冯巩的话说：“就因母亲工作上极其能干，冯家才避免了全家被下放农村的危险。 否则，我也就不可能走上文艺这条路了。”
冯家历史上无人干过文艺工作。对冯巩来说，干文艺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是为了寻找一条政治出路。在那特殊年代里，像冯巩这样的小人物，要想出人头地，要想增强自身的“革命色彩”，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能够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宣传队”。
冯巩不漂亮，但具有一种独特的表演才能。九岁时，他就在一个全是由孩子们组成的宣传队当骨干。
进学校后，冯巩开始学样板戏。他拜了一位琴师，不到三个月，便能用京胡像模像样地拉出几段曲子了。他偷着卖掉祖传的一个大铁炉，换来一把胡 琴。这把胡琴，使他成为宣传队里不可缺少的人物。后来，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出台，这是“文革”开始后出现的第一个新相声，轰动了文艺界。校 宣传队老师要排演这个节目，选演员时，挑来挑去选中了身材瘦长、口齿伶俐的冯巩。冯巩接受了这个任务，不想从此就开始走向相声艺术的大门。
那时，冯巩若是一个“根红苗壮”的学生，他的艺术之路或许会很平坦，但他是冯国璋的曾孙子，于是就有了强大的政治阻力。
马季、唐杰忠听说天津有两个学生能说他们的《友谊颂》，特从北京赶到天津，戴着大口罩，亲自看他们的表演。事后，马季非常高兴，不仅要收冯巩为徒，还要把冯巩带走。可惜冯巩难过政审关。
冯巩会说相声的信息传出后，各部队文工团纷纷前来挖“宝”。但是，冯巩统统过不了那道政审关。
冯巩清楚，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军入伍。因此，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参军。
机会来了，沈阳军区某基建工程兵宣传队派人找到冯巩，说：“只要你们愿意，什么都可以解决，一到部队就让你们穿上军装。”冯巩豁出去了，当时他任钳工的工厂领导坚决不答应，他和另一同事刘伟却悄悄上了火车，不顾一切地去了部队。
部队在东北一个蛮荒之地。冯巩、刘伟作为文艺兵进部队，花名册上却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当了两年的“黑兵”，入伍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最后又 不得不退回天津。工厂里，一张大字报贴在墙上：冯巩、刘伟二人目无组织纪律，擅离职守，旷工达一年多，经研究决定予以自动离职处理。鉴于两人已一年多未参 加团组织活动，作自动离团论处……
面对无数次挫折，若换另一个人，意志恐怕早已消沉了，冯巩却不然。他从母亲身上看到学习的榜样，母亲的出身也不好，况且又是冯国璋的孙媳 妇，但母亲凭自己的奋斗，不仅成为优秀教师，还被评为劳模。因此他在相声这一艺术领域里，拼命地勤学苦练，终于练就一副独具特色的工夫。
冯家的大总统给冯巩留下了政治灾难，也留下了可供冯巩磨炼意志和性格的好机会。如今，冯巩朋友遍天下，人们都说冯巩脾气好，为人和蔼，总 是一副谦虚模样。冯巩却说：“咱哪是谦虚呀，这是形成习惯了。是人都比咱强，人家能跟咱平等地说话办事，咱就感激不尽了，还敢跟人家摆谱?说出来不怕您笑 话，我觉得我最适合给别人当秘书，因为我从小就是看着别人的脸色长大的，专会观察别人的脸色。到现在，已成习惯了，不好改了。”冯巩的话中，不无调侃的意 味，但几十年的磨难，确实养成了他谦虚好学和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而这些良好品格，使他在艺术创作、为人处世上都获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