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臣吕蒙正,在太宗、真宗两代三任宰相。他为人直朴宽厚,以正道自恃,深有众望。特别是他为官清廉,生活俭朴,从不受身外之物的拖累,更是令人击节赞叹。当时,有个朝臣家里收藏了一面珍奇希罕的古镜,自称能照二百里。这人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将这面古镜送来做个见面礼,以求日后得到重视、提携。一天,他的弟弟找个机会故作不经意地提起了这件事。吕蒙正笑着说:“我的脸只不过碟子大小,哪里用得着能照二百里的镜子呢?”他的弟弟也便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十分叹服吕蒙正不为物累的贤者风范。
不为物累,古代那些清正、耿介的大臣,大多都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操守,这样的修养。宋代有位侍读,名字叫孙甫。侍读,是为皇上、皇子讲学之官,自然经常接触皇上以及朝中的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于是就有许多人想亲近他,以期寻个阶梯向上攀附。有人为巴结他,送来一块价值三千钱的名砚。他问:“这砚怎么这样贵呢?”那人带着几分炫耀几分讨好的口气说:“砚,以石湿润不干为贵重,为上品,这块石砚只要朝它呵一口气,就会流出水来。”孙甫一脸正气地说:“京城一担水才值三钱,要这样的石砚有何用处?”坚辞不肯接受这样的馈赠。
吕蒙正自然清楚那面古镜是个值钱的玩艺儿,孙甫也自然明了这块名砚身价不菲。但是,他们更清楚、更明了,这般的物件再名贵,再值钱,若是和自己的道德、人格、名节来比,它是一文不值的。这也诚如清初江苏巡抚张伯行在他的《禁止馈送檄》一文中所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把接受“一文”的馈赠,提高到“我为人不值一文”的高度来认识。这样的官,肯定不会在公务活动中去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哪怕是“一丝一粒、一厘一毫”的馈赠,更不用说什么古镜、名砚了。
他们为官不接受馈赠,不为古镜、名砚这些值钱的物件而砰然动心,这还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只存国家、百姓、事业,从无当官就为发财的念头,更无搜罗什么珍玩异物的癖好,平素自然养就了淡泊名利、不慕金钱、不为物累的人生态度。他们的日常生活自然也常是甘于清贫、安于俭约、不图享受、不求奢华。司马光曾说:他家的器皿杯碗全是普通的瓷器漆器,家人的服饰也都十分的简朴。当然,这也不是说,为官就不能有个人的物质欲望,只不过他们将个人的欲望限制在自己俸禄的容器之中罢了。北宋大臣羊次膺就曾这样说过:“除了薪俸之外,不该接受的东西,我绝不敢受领。”
一个人当了官,如果不能如此这般地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是任物质欲望、本能需求恣意膨胀,在当今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还不是看人家有什么,自己就眼馋什么,拼命地去追逐权势、暴敛财富、沉湎酒色、大讲排场?馈赠,对他们来说已不解渴,早以伸出手来去索、去要、去贪、去占。不过,到头来,必定为物所役,为物所累,乃至身为物败,名为物灭。这样的事,已屡见不鲜,不说也罢。
不为物累,无论当官还是不当官,把这四个字牢牢地记在心中,与人与己大概都是大有裨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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