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凤琏是光头，那脑袋几乎没有完整过，总是破碎的，抹着红药水或包着纱布。梅有许多孩子，大约五六个吧，一大串，最大的是女儿，也才十四、五岁，老婆似乎目不识丁，很老实安份的那种农村妇女，头上还包个手巾的，除了害怕，也不能给他什么安慰帮助。梅大约是看到前途毫无希望，当下受罪无穷，就走了绝路。即或有一丝希望，我想他也会熬下去，因为他有那么多孩子，还那么小。那个时代给他绝望，他无路可走了！他是走资派，是阶级敌人，毛主席说要打倒他。
梅凤琏死在学校的菜窖里，上吊自尽的。梅死时我离开学校回家探亲已有近一年了，但仍使我至今负疚甚深，因为我曾经在文革前期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梅时写过一张大字报："天大的大事！"——那个时代毛主席跟苏修（前苏联）誓不两立，老说人家要打我们，我们要备战。新疆接邻苏联，1965、1966年就布置各单位挖防空洞。梅凤琏在一次全校大会上传达备战文件，骂了一阵苏修后，具体落实防空洞问题时说我们学校的菜窖正是天然的防空洞，不必新挖。我的大字报从菜窖上面只有薄薄一层土、通风不佳、没有另外出口……诸如此类的问题引申到梅让祖国的花朵在苏修空袭时藏到这一炸就塌、无处可逃的菜窖居心何在云云。梅恰好又出身地主，正是阶级敌人。毛主席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在磨刀霍霍"……梅不正好都对上号了吗！梅凤琏的死，现在想来，毛泽东固然是罪魁祸首，但作为同类的我们也是有很大责任的。那打他的、批他的、斗他的，那巧妙地把矛头转向他的无德的有德，尤其是那在他绝望的时刻不敢安慰他半句的保皇派的友人、亲信……几乎都泯灭了人性。当时，只要有一个人私下给他以一点点同情、温暖，他就不会走绝路。这个人，不可能是我们造反派，只能是保皇派，他以前的朋友、红人、亲信。可惜的是，保皇派在个人品质上似乎普遍地比造反派差，逢迎、趋利、见风使舵、没有担当、善做表面文章……是他们的共性。老舍的妻儿公开认真地与他划清界线之举，对老舍的绝望肯定是致命一击。罗隆基的情人对他的背叛揭发比什么都让他伤心。翦伯赞夫妇双双自尽，他得意弟子的反戈一击是他至死不忘的。反右与文革中，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梅凤琏那么多的红人亲信没有一个敢公开或私下为他说半句公道话、给他片言只语的安慰，这比造反派对他的批斗、学生对他的殴打，恐怕更使他绝望。我至今对保皇派老师没有制止他们这一派学生殴打梅凤琏的行为不解，公开不敢，私下完全可以，而且能制止住，因为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无论公私、保皇派中梅的亲信红人都与他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只能说，这些保皇派在人性上太自私了。保皇派杀人于无形！保皇派杀人于无形！当然我们造反派也罪不可赦。我们都在助纣为虐，都放了那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草。在梅凤琏面前、在他的老婆孩子面前，我是有罪的。我不求宽恕，也无从宽恕，只希望人们永远记住那个可怕可怜的时代，那个悲哀的时刻，忏悔自己的愚昧和软弱，反省自己对人性的背叛、践踏，让那可怕可怜与悲哀永不重演！让人重新做名副其实的人！
#p#我比梅凤琏幸运！
1966年夏天我被批斗时穿一个背心，一件军衣，两个月无心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几乎谁都不理我。我萌生过死念。一次，吃完饭洗碗，洗碗处就我和一位同乡金老师。我因没胃口，只吃了半个馒头，剩下的半个馒头迷糊糊地随手扔进了泔水桶里。未料，旁边的金老师开口了："河清，你找死啊！快捡起来。"那时这种糟蹋粮食的行为是可以上纲上线到对抗运动的，而对抗运动是死有余辜的。金老师又说："要吃啊，身体要紧。"我至今记得金老师的这两句话，因为当时给了我很大的温暖。1967年6月13日，我被石河子驻军指挥部以反对解放军、反对中央文件的罪名拘捕，在监狱、劳改场关了半年，九死一生。同年的12月23日我突然被放了，说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我回到学校，学校贴满了"劳改犯黄河清不老实就叫他灭亡"之类的标语。一帮学生围上来乱打一气，亏得他们只拿着木枪和扫把，没有铁器。我紧抱住脑袋高喊"同学们，你们是受蒙蔽的，我不怪你们。" 之类的话。当然是越喊越打得凶，因为我侮辱了他们的革命行动。现在想来，这就是人性！被打的不可能说打的对打的好，最多是不吭气。打人的要被责为打的不对，一定不高兴，一定打的更凶，以证实打得对、你该打。我被打时保皇派的老师一个也不见，自己这一派的战友也杳无踪影。原来当时保守派得势，学校的造反派都躲出去或趁机回乡探亲了。而保皇派老师大约是人性未泯，出现的话，打我不好或不忍，不打或阻止学生打那更不好，是立场不坚定，同情庇护反革命。毛主席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毛主席就有本事把全中国人跟人的关系摆弄成如此模样！当时，我绝对地认为是保皇派的某些老师怂恿、指使学生打我；现在，我则坚定地认为他们中特别狂热的个别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幸灾乐祸罢了，绝大多数人是不忍又无可奈何。这是人性使然。"保皇派杀人于无形"——无论他有心或无心，当时的境况就是如此。我不过比校长梅凤琏运气好一些罢了：我被打后，有人公开对我表示同情，给我帮助；我没有被不小心给予致命的一击，那种打，就是小说里写的"雨点般地落下"，很可能会有一下是致命的，幸亏没有，我若被打死，也就白死了，会比梅凤琏后来的"平反"惨许多，因为我是造反派、是劳改犯、是反革命，坚持反动立场，激怒学生，死有余辜，学生充其量是"失手"、"一时过火"罢了。一位中立偏造的袁老师把被打的鼻青脸肿、血迹斑斑、厚棉军服支离破碎的我接到她的房间，冲了一大杯用奶粉调和的牛奶给我。新疆冬天户外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从零下二十多度的户外到了室内，因寒冻、被打、气愤，激动的发抖的我，端着滚烫的牛奶说不出话来，那位袁老师只是为我擦血，也一声不响，但我看到她眼中闪着泪光。我习惯地掏出衣袋里的毛主席语录，翻开，看着扉页上毛主席那笑眯眯笑眯眯的笑脸，悲从中来，委屈感、亲切感化为倾盆泪水，嚎啕而出，惹得那袁老师也情不自禁陪我抽抽嗒嗒，呜呜咽咽个不停。袁老师先停住了哭，劝我喝牛奶。我这才突然感到了牛奶的诱惑，一口气喝干了杯中的牛奶。这是我此生喝到的味道最好的牛奶。因为家乡盛传我越狱被开枪打伤了，老母焦虑不已，我在春节期间回乡探亲了。在我回乡后，同派的老师陆续回校，其中有上海的李老师。学生打腻了梅，又找不到我这个可以打的替换品，就找上了李，说李是我的同伙和后台。学生把李的长裤、内裤脱到膝盖，用木板和教鞭抽打光屁股，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才扬长而去。李除了向学生讲大道理外，决不求饶，决不说我半字的坏话以求得"从宽"。可怜当时没一个老师在场。李苦苦地自己挣扎起来，哆嗦着系好裤子。幸亏当时的李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自以为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受了如此丑恶、下流的侮辱、毒打，没有想不>>开。我的被打、李因我被打光屁股，除了有小孩子恶作剧的一面外，若是没有在当时很严肃的大背景——打人者是在替毛主席、党中央惩罚我们、教训我们；被打者可怜打人者被蒙蔽、被欺骗，也是在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牺牲，却不明白自己正比打人者更可怜可悲；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真正大彻大悟、先知先觉的人寥若晨星、凤毛麟角。打人的、挨打的大多都以为自己是在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贡献、作牺牲，愚昧到纯然的工具。李的被打，肯定有保皇派个别老师的作恶，自己不出面，而唆使学生作恶。历史的黑暗、民族的悲哀、人性的堕落已无以复加！在当时阶级斗争文化的语言词典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这一说，凡不得不提，不得不说到人性的时候，一定要冠以"无产阶级"四字，绝大多数时候，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来代替人性说法，任谁都不敢、不能、不会越此雷池一步，竟至于人性一词，谈虎色变，竟至于前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被毛泽东召见时，小心翼翼地问文学作品里可不可以写人性，人性到底有没有。毛泽东回答曰："口之于味，有嗜则同。"也算是认同了"食色，性也"的动物法则。无产阶级的人性由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确定于止于此境，复杂、高级一点的人性都给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所以当时这种阶级斗争文化把人类固有的善良、仁慈、爱心、悲天悯人、融融相处、太平祥和……扫荡殆尽，而代之以勇敢、无畏、仇恨、你死我活、誓不两立、水火不容……但是，毕竟人性是存在的，不分阶级的，毕竟五千年的文化积淀绝无可能被完全摧毁，人性中、文化中光明的、向上的、积极的、善的、美的……部份并未消亡净尽，会不时闪烁火花。我的被批打，李因我被打光屁股，现在看来，当然非常可笑、非常悲哀。但我至今仍感安慰与感激的是金、袁、李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的仁爱之心、仗义之气、忠信之德——这就是五千年尤其是两千年儒家文化的传统美德在当时不知不觉所起的作用。不管如何反常、黑暗，这些美德永不泯灭，人类、民族、历史就是这样延续、发展、美好起来的。可惜梅凤琏没有我这么幸运，在那个疯狂年代被毛泽东剥夺殆尽的人性阳光，丝毫也照临不到他的身上。成了保皇派的他的原先的亲信、红人们没有半个对他正眼一瞥。应该说，导致梅凤琏自杀，造反派固然有责任，但保皇派更难辞其咎！愿他在天上安息，愿他的妻子、儿女度过浩劫，平安地活着！那三位使我感到了人性温暖的人的全名是金丽丽、袁晓昕、李功成。金丽丽，现在在浙江某大学当教务主任，我们是好朋友，时有联系。袁晓昕，在新疆，大约已退休或下岗了，惜无联系，我深深地怀念她。李功成，已从浙江某中学退休，我们是好朋友，时有联系。
06、6、25重写于地中海畔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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