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的老部下，《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原名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其寓所前被台湾情报局派遣的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陈启礼、吴放、董桂森等人暗杀。这就是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
1984年的台湾，还是处于国民党威权统治之下。一党独霸的国民党用什么来维持其独裁统治呢？毫无例外地，用独裁者的通用工具—谎言。但，人之所以区别于家猪等，是因为人有辨别真伪的逻辑思维能力，当人得到一个参照物后，就可以运用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来对他所接触的事物的真伪进行判断。但独裁政权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就毫无例外地用铁幕来将谎言和真相隔绝开来。对于当时的蒋经国政权来说，他最大的不幸是不得不与一个充满着自由和民主氛围的国家为盟友，那就是美国。这就决定了自由和民主的光箭有无数的机会刺破铁幕，让铁幕下的人民看到自由和民主的光芒。江南的《蒋经国传》就是这样一支光箭。独裁者当然是不能容忍其铁幕被刺破的。所以，折箭的流氓行径就成了其首选，江南先生也就成了这流氓行径的牺牲者。不过，江南先生的牺牲，成了结束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引子，这应该能让江南先生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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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应该让另外一位“江南先生”活着看到中共独裁政权的坍塌，那就是张戎先生。张戎先生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中文版即将出版，其详尽的史料对世界上最残暴的暴君毛泽东的暴虐罪行的揭露，无异于一支射向中共铁幕的光箭。如果说，〈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其他文字版的发行对中共的铁幕还没有构成直接威胁的话，那中文版的发行将能让生活在铁幕下的中国民众了解到毛以致其衣钵继承者的中共的更多真实。中共的恼羞成怒是可以想象的。对于中共这样的法西斯集团，为维护其铁幕统治，是可以采取任何流氓行动的。所以，我们应该提醒张戎先生注意安全，不要成为第二位江南先生。
“江南命案” 回放
1984年10月15日，台湾发生了一起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为李登辉全面接班，登上权力顶峰和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坍塌带来了机缘。
江南原名刘宜良，是蒋经国的老部下，1967年被派往美国任驻外记者。在美期间，江南边工作边学习，因为他对蒋氏家庭内情比较了解，他撰写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蒋经国”，后来又把论文改写成《蒋经国传》。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作了深入的揭露，引起了蒋家对他的极度愤恨，把江南看作是一个“叛逆”，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此事经过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的秘密策划后，台湾情报局便派台湾黑社会“竹联邦”分子陈启礼、吴放、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于1984年10月15日刺杀了江南。
“江南命案”发生以后，海外华人世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于天下。于是海内外舆论焦点对准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和蒋氏家庭，使蒋氏子弟在政坛上声名狼藉。对此，蒋经国也非常恼火，骂蒋孝武是“蠢货”，看到蒋孝武就摔东西，最后被迫“丢车保帅”，诿罪于台湾情治单位，判处了“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等人徒刑，并法办了具体执行这一罪恶行径的陈启礼等人。蒋孝武也被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这才稍稍平息了“江南命案”所带来的冲击波。但是也使蒋经国原打算传位于子的部署彻底破产。
蒋经国与其父相比，决策模式与政治统治要开明得多，但是在传位问题上，父子二人又极为相似。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蒋经国为身体每况愈下，他逐渐开始把接班问题当作首务来加以考虑，台湾朝野对此也一直十分关注。从蒋经国的最初构想来看，他在接掌国民党中央主席与“总统”之后，其基本方针就是传位于子。为此蒋经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
首先，他让蒋家第三代放手抓权。蒋经国与蒋方良两夫妇，育有三子一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璋，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蒋孝文自美国留学返台后，蒋经国安排 他了任桃园县党部主委，台电在台北两区的营务处主任等职，蒋孝文在台电工作期间，深得台电总经理孙运璇的多方照顾与刻意栽培。孙后来之所以能出任“行政院长”，与对蒋孝文的照顾与培植有关。正当蒋孝文在蒋经国的栽培下准备大展鸿图的时候，却患了一场大病，造成瘫痪，从而使他远离了权力中心。有人说，蒋孝文如果身体不出意外，以他50岁的年龄和蒋经国的刻意栽培，很可能是接班的第一人选。
蒋孝武是蒋家第三代中政治行情最看好的。早年蒋介石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军人，象自己一样光宗耀祖。但是，蒋孝武对军事不感兴趣，于是选学了政治学，并去美国留学。25岁返回台湾以后，就在蒋家最亲近的赵聚钰（湖南军阀赵恒惕之子）和严孝章（严复之子）两位叔叔身边学习做人做事。在26岁那年，蒋经国让他担任“辅导会”顾问，让他熟悉党务，充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与此同时，还让蒋孝武担任“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华欣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广播事业协会”理事长及“报业协会”理事等职。从1976年起蒋孝武又逐步涉足情报工作。以上蒋孝武所担负的各种职务，均属于握有实权的工作，虽然与台湾的文官制度无涉，但却涵盖了党务、军特、文宣等重要控制系统。蒋孝武对其父的精心安排心领神会，还学习他阿爸的平民作风，广泛交结，为其接班网罗“护航员”。
三子蒋孝勇也被蒋经国安排在党务机构和官营的金融、工商界行走。蒋孝勇是蒋氏家庭中一位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家。
其次，大力清除第三代接班的路障。当时，影响蒋家第三代接班的障碍，主要是权势欲望熏天的王升势力和与蒋家已发生离心倾向的蒋彦士。王升原来是蒋经国权力场中红得发紫的人，他之所以成了障碍要被清除，主要是因为1、操之过急，欠沉着稳健；2、弄权拔扈，四面树敌；3、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别人的才智；4、恃宠而骄，过分自信与蒋经国的关系；5、不该拉章孝严兄弟压蒋孝文兄弟。王升的这些举措，的确犯了大忌，所以蒋经国把他清除出决策圈，外放到巴拉圭任“大使”。 王升倒了以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蒋彦士成了蒋经国的红人。但是蒋彦士对蒋经国精心设计的传子部署不感兴趣，蒋经国在一怒之下，撤了他的秘书长职务，也被赶出了决策中心。
再次，部署“托孤”。古时候皇帝驾崩前，为使子承父业，都要找来信得过的老臣“托孤”。蒋经国效仿古人的这种做法，在1984年国民党十届二中全会和1986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安排的党政要员均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亲信，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蒋经国是在“托孤”。因为这些“老臣”均没有自己的班底，类似于当年的严家淦。
蒋经国的上述三个步骤，说明他在接班问题上开始是打算传位于子的。但是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命案”的发生，打乱了蒋经国的既定方针与部署，使他不能不看到蒋家的第三代已完全不能继承他的权位，从而不得不改变初衷，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为此，他先后启用了他的得力干将李焕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并纳入中常委；任命其弟蒋纬国出任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安安全会议”秘书长，掌握军、特实权。尽管兄弟二人曾有过一些小误会，但在关键时刻，又体现出“上阵还需父子兵”。同时，又启用了在蒋经国看来没有派系色彩、亦无班底、身为学者的本地人李登辉当“副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一蒋二李（蒋纬国、李焕、李登辉）集体接班的班底。这一部署为急欲使“台湾人出头天”的李登辉“登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也是国民党威权统治坍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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