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的早上9点多，得胜口村年轻的妇女唐玉香陪同王丽荣到外村请大夫为孙子看病，当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走到外澜城村子西边路口时，王丽荣过马路，被从侧面急驰而来的一个小卡车一下撞倒在地，当场撞昏。肇事汽车被卡在路边砖垒的道芽子上不能挪动。情急之下，唐玉香一边照顾王丽荣，一边打110报警。肇事司机下车来浑身抖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
周围有好几家私营小企业，里边干活的人迅速围了过来，很快就围了好几十人。没有人帮着抢救，没有人报警，也没有人帮着出主意想办法。他们只是指指点点地议论着：
“撞得够呛。”有人说。
“是够呛，不准活的了。”
“鞋掉了吗？要是鞋掉了就活不了了。”
如果是自己的亲人，他们当然不希望出事，就是出了事也是越轻越好，至于旁不相干的别人，人们就不这样想了：撞得越重越好，这样他同别人谈话时也就有了谈资，显得自己见多识广。这些人过来就是为看热闹，他们甚至连兔死狐悲都做不到。
唐玉香和肇事司机在路边拦截过往车辆，想着有好心人能见义勇为救救他们，但是没有用，没有人为他们停车。一辆又一辆各种各样的车从他们跟前擦身而过，似乎各人的事都很急，没有人顾得上这个生命垂危急需救护的人。
这时过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他边掏手机边说：“别拦车了，我给你叫车，一会儿就过来。”说着，他拨了手机号，像是要找信号强的地方一样边打边走到了别处去，一会儿，他过来说：“行了，车马上就到。”
果然，不到20分钟，一辆天津产的很旧的面包车开了过来，上边下来几个人帮着把人抬到车上，迳直向霸州市胜芳医院开去。从出事到去医院前后过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虽然在刚出事时唐玉香就报了警，虽然最近的派出所离出事地点只有两、三公里，但是直到他们离开现场，连一个警察的影子还没有看到。
到了胜芳医院，由急救大夫作了初步检查，结论是：“这里治不了了，你们去天津环湖医院吧。”唐玉香和司机马上给急救中心打电话。就在他们拨打120时，开面包车送他们来的那几个人找他们要来时的车费。他一开口就要1,200元。
从出事地点到胜芳医院总共12公里，汽车10分钟的路程，要1,200元，这不明摆着是乘火打劫吗？肇事司机说没有钱，那几个人立刻围上来嚷嚷着：
“你不给是吗？你不给是吗？你有种敢说句不给，我他妈要了你的命！”说着拉开架式准备打架。
经过反覆协商，最后给了他们800元钱才算了结。这些人，是专干这生意的，准备一辆旧车，出去几个人，专找出车祸的事，找到一个，就狠狠敲竹杠。今天的事，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又过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120急救车来了，要了400元的救护费，把王丽荣送到了天津第一人民医院。医院急救大夫过来后，不是忙着问病人的病情，采取措施急救，却急着问是怎么弄伤的，是自己还是别人，是不是车祸，公费还是自己掏钱？这样，他们就可以决定怎样从这个患者身上榨钱。最后，他们在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的情况下要遇害者家属交8,000元押金。由于家属当时没有带够钱，人就被放在了一个大病房里等着，任凭遇害者在病房里痛苦地抖动，直到家属交了押金，医院才进行医治。
如今，距王丽荣遇害已一年多了，她还躺在炕上，成了一个植物人。不能活动，不会说话，不能吃饭，用她残存的生命，见证着这个社会的残忍和道德缺失。她需要一个长人护理。
受害者和肇事司机打了官司，法院的判决也下来了，他们可以得到14万赔偿，只是还没有执行。
最初，由于家里生活困难，为了省钱，他们想自己去打这个官司，但法院不予受理，只得又花3,000元请了律师，并花了2,000元的起诉费。现在，虽然被判得到了很多赔偿金，但一时又拿不到。据说，肇事司机家里很穷，拿不出那么多钱，最多只能出四万元。其实王丽荣家自己已经花去四、五万了，今后不知道还要往里花多少钱。现在，他们一家陷入极度困境之中。
这个故事到这里讲完了。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刚刚开始。故事中有一系列让人深思的情节：
◆围观而不施援手的人们；
◆匆匆而过见死不救的车辆；
◆接到报警却不及时出警的警务部门；
◆乘火打劫敲竹杠的黑社会团伙；
◆打着救死扶伤旗号却弃人道主义于不顾，不见钱不救人的医院；
◆穷人就不能打官司的法院。
这一桩桩一件件说明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冷酷的社会性环境中。
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钱也没有权势的人就没有自我救助的资源，在受到重大伤害后紧接着还要承受一系列附带伤害。这一系列伤害足以使你受到的伤害达到最大化。当权者在富丽堂皇的大厅口口声声强调法律和道德。其实，他们正是中国社会法律和道德的破坏者，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来源，在肆意践踏了法律和道德之后还要坐在那里欺骗公民，好像他们是法律和道德的倡导者。
我不是大夫，不能科学地说出车祸后及时救护和过四、五个小时后再救护对结果会造成多大影响。但我固执地认为，有很多在突发事件中死去的人和造成终身重残的人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治疗，失去了救助的最佳时间。
在我们讲述的这件车祸中，那些围观的人，那些见死不救的车辆所要承担的也许只有道义责任，而敲竹杠的黑社会、见死不救的医院、和不作为的警务部门，却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只可惜一般当事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肇事者身上而把他们漏掉了。其实，就算是有人知道该追究那些人的责任，也同他们打官司，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也是不可能打赢的。一般人知道这点，也就知难而退了。知难不退的，就是那些长年累月坚持上访的人。
每当我路过小学校，听着学生们用整齐的童音高声地喊着“我是中国人”时，我的心里就浮想联翩：我不知道外国人是不是也让孩子们每天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喊。我真的不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一切，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如此骄傲，必须要一遍遍地喊才能抒发我们的高兴之情。好像一个人如果不是中国大陆的公民，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一定会很不幸、很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