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撒谎的教化，不仅政治家高兴，就是受苦受压的老百姓也是同意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孩子的成长，家长、老师、国家等等可以撒谎一点点儿，孩子太小嘛，不能尽对他说实话，不能全对他说实话……以此扩而大之，政客及其“三帮分子”们也一致认为，对国民不能全说实话，对国民可以撒播“善意的”谎言。从韩非同志开始，中国人就一直为撒谎及其变种告密行为鸣锣开道。大家知道，巴金晚年惟一正面的意义就是提倡“说真话”；但就是这一提倡，实行起来也是难得很。在参与是否说真话的大讨论中，有北大以良知著称的教授就细致地区分过说话的各个层次，如他说在何种情况下应说实话，在何种情况下应不说假话，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或说不得不说一些假话……
高贵的、善意的谎言撒播久了，这个丛林社会就充满了毒恶的瘴疠之气，人们呼吸之间，不免充满了幻觉。个人的生存之不义，在这些幻觉中就一变而为另外一种无行的喜乐。离开了国家社会一类参天大树的暂时纳荫乘凉或参赞化育，孤苦的类人孩们仍会在谎言中找回到快乐，那是一种比朴实的老Q还要阿Q的无行。在跟胡少安等人谈到谎言问题时，我们一致承认，不少中国人每天是要靠说几句谎言提升一天的生存质量的，卑污粗砺的生活借助于对他者的两句三句谎言得到了升华，类人孩的心智借助于撒谎在想象中接近了人生的快乐。
有一个北大的理科生对谎言深恶痛绝，他后来反思北大的教育，也把撒谎当作一个重大的事件列出。他说司马迁在《史记》里，为重信义然诺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列传》；由此反推，在专制的中国做一个重信义然诺的人，便如刺客一般。----这位朋友在此似乎也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他要说的是，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少不说，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也比刺客们更加悲惨。专制社会的生态，就是让人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小骗子（其实就是类人孩）。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然诺的人，就如刺客一般；塞万提斯有言：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他们不是侠客不是主教也就没义务就打抱不平。总之，这是一个谎言的土壤，出产的也是谎言的人格。
此种撒谎生活有很多案例可以佐证。有一个老外神通广大，但他在谎言社会里却低下头来。他想把自己国内的某官员引介给中国的某官员，这边联系的是一个半官方机构，这个机构的人信誓旦旦地说没有问题，但会见前两天，这边通知说不行，没联系上。老外气得要跳河，他说他无脸面回到他的国家。但在陪他一起唉声叹气的中国人的宽慰下，他也心安理得了。他后来两手一摊地学中国人解释说，这个中国官员通上面，上面临时有要事要他去一趟，所以会见取消了。有一个大企业家搞剪彩一类的活动，没有请到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有人给他出主意，你可以说某某领导人的红旗轿车已经走到半路，办公厅有紧急情况要他回去决断，他只好回去了，表示不能出席深为遗憾之类。这个企业家大喜之下，跟到场的嘉宾们讲这个故事，当他跑到给他出意的朋友面前，一本正经、满脸遗憾、十分诚恳地讲这个故事时，朋友为他的真诚和天才打动，又觉得荒唐滑稽。
我不知道习惯撒谎的灵魂是否是中国特色的产物，但我相信他们是专制生活的原因和结果。哈威尔有名言：生活在真实中。这似乎可以说，谎言在他们国度里也盛行过。哈氏说，真实是抵抗专制的利器。由此看，中国社会远未达到真实地生活。而要真实地生活，对那些撒谎者的态度就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可惜，能坚持这一原则性的中国人就少，何况在那么多层次下可以说实话不说假话又可以说一点点假话了。那个北大人说，他到美国的第一个shock,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西方人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
我不知道，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异国他乡，是否也会在域外营造出一个发达的谎言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