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邓小平主张判江青张春桥死刑立即执行。遭到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多人反反对，邓只得放弃。“
七七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是以否定“文革”取得合法性而上台的。另外一本不能在大陆出版的书稿中披露了这样一段事实：中共高层处理“四人帮”问题，邓小平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立即执行。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等都反对。徐向前坚决反对。陈云说：“如果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争论结果，一票主张杀头的邓小平最后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邓力群书中没有涉及这段重要的史实，但他以文件起草成员的身份对一九八○八月十八日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了这样的评价：“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的。”这或许能成为邓小平生前始终没有推进八一八讲话提出的目标，使得中国形成单纯经济的跛脚改革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发展经济采取的方式是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不符合提倡“鸟笼经济”的陈云派的主张。陈云在毛泽东时代，从来属于老右，但是有邓小平作为标杆，他就变成了老左。
邓小平一心一意谋发展，是为了挽救共产党，挽救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使得他还要从共产党的历史上寻找思想和政治资源。因此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泽东思想，甚至荒谬地把毛泽东和“四人帮”分开。在理论务虚会议上，他接受胡乔木的谗言，并委托其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使原本要反左的会议转为反右，而“四项基本原则”也称“四个坚持”，就变成专门整人的胡乔木、邓力群之流抵制改革开放，打击改革派的“狼牙棒”。
改革前十年，客观形成邓、胡、赵的三架马车，邓对胡赵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支持被空谈“共产主义理想”，全盘接受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理念的邓力群也看成“干资本主义”。因此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力群就从当年的“右倾翻案派”中剥离出来，投靠陈云，显示“铁杆左派”的本色，并与胡乔木共同掌管意识形态大权，干尽坏事，被党内外并称“左王”。
胡乔木邓力群共掌意识形态大权，邓性格死硬。是拉胡耀邦下台的主要打手。
胡乔木、邓力群观念相同，性格大谬。胡乔木当年是毛泽东的一支笔，毛选大部分文章出自他的手，但他性格软弱，遇压力就检讨，就转向，“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以揭发邓小平十大罪状而闻名。邓力群则死硬，不仅自己不认错，还保护他手下一群死党，这群死党实际是他的笔杆子，邓力群只能空讲马列主义，“自己不会写文章”（胡乔木语），邓力群参与起草众多中央文件，大多出自手下，最后由胡乔木修改。邓力群结党于文革期间红旗杂志的五七干校，当年副部级的“走资派”邓力群拿着几百元高工资，经常请干校中仅拿几十元工资的大学刚毕业的小青年们吃肉，凡是敢于吃他肉的就成了铁哥们儿，复出后都被他带进中央，死心塌地跟着他干都获得了荣升，反之被视为叛徒，打入十八层地狱。邓力群善于两面三刀，整人心黑手辣，延安时就有名。与“一日不可无君”的胡乔木不同，邓力群还是一个妄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大野心家。
胡耀邦是中共对文革否定最彻底的一位领袖，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中国改革开放披荆斩棘，奠定政治思想基础，对付邓力群一派人则不是对手。胡乔木、邓力群改革开放之初，就着手在人民日报、中央党校大搞清君侧，胡耀邦不仅保护不了胡绩伟、王若水、周扬，连改革前沿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也保护不了。邓力群早就在书记处研究室搜集整理胡耀邦的黑材料，一九八六年有人将此情况汇报给胡耀邦。胡耀邦非但没有引起警惕，反而豪爽地说：“我们都七十岁了，十三大我要和邓力群同志一起退下来。”
一九八七年邓小平指示薄一波主持解决胡耀邦问题的生活会，对胡耀邦是一个突然袭击，他原以为递上辞呈就算完了，没想到是一次文革式的批倒批臭的会议。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围绕一九八六年夏天北戴河邓小平与胡耀邦一次试探性的谈话，胡表态“同意（小平）全下”、“自己半下” 两句话展开的。邓力群开会第一天作主体发言，一个上午没批完，第二天又接着再批，凡是胡乔木、邓力群抵制干扰的事情。都是胡耀邦的罪过，胡耀邦破解“左王”们的招数也算是罪过，胡耀邦成为“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代表和总后台。胡耀邦在生活会上被迫做了违心检查，据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邓力群对心力交瘁的胡耀邦继续搞明枪暗箭，在生活会通报上大做手脚，成为党内外皆知的大丑闻。
另一件丑闻是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邓力群到长沙与胡耀邦见面，竟然邀请耀邦与他联手倒赵，被耀邦严词拒绝。这桩丑行几年前被李锐在文章中揭露，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中毫不知耻地予以粉饰，竟说耀邦如何高兴地欢迎他，对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的情意。无中生有是邓力群墨写春秋的一大特色。邓力群以两面三刀手法大写耀邦如何对紫阳那套作法不满，不 敢点名地 指责李锐两年前的揭露是编的。
胡耀邦下台后，邓竟拉胡倒赵紫阳，被胡严词拒绝。但回忆录中加以粉饰。并以文革理论攻击赵是“走资派”
《十二个春秋》出版后，耀邦当年的警卫秘书李汉平写文章揭示长沙会见真相。李文说邓力群打电话要求在长沙与耀邦见面，被耀邦拒绝，第二次再打电话来，耀邦才答应见。会见时工作人员都要求离开，大概持续两个小时。会见结束后，李汉平看到耀邦脸色非常难看，问：“邓力群来做什么？”耀邦说：“找我和他一起反赵。”李说：“好哇，报仇的时候到了。”耀邦勃然大怒，大发脾气，斥责李汉平：“你跟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想？赵也是逼出来的，今天倒这个，明天倒那个，还有完吗？我们党的合法性表现在哪？”
邓力群一辈子干的事就是今天倒这个，明天倒那个，最擅长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搞党内斗争，很少失手。在赵紫阳执政时期，他本人政治上却 遭遇滑铁卢。从本质上讲是丧尽党心、民心的咎由自取。但从另一面讲，这位党内斗争的专家，遇到了真正的政治对手，紫阳一个五一三讲话就打垮了他借胡耀邦倒台继续兴风作浪，大反“干资本主义”的势头 .《十二个春秋》对赵紫阳着墨远不如对胡耀邦多，因为总书记才是邓力群这个野心家觊觎的位子，当他与胡乔木倒胡成功之后，离他自己倒台也近在咫尺，所以邓力群对赵紫阳充满发泄不完的仇恨，为此不惜把他的《十二个春秋》又延长两年，一直写到六四之后。邓力群在他自己在国内印刷的《征求意见稿》的八百一十二页有这样一段神来之笔：“先念同志给我讲，他给陈云同志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李先念文革中是受毛泽东保护的台上派人物，文革之后成为元老级重臣，职务继续提升，一直到国家主席。陈云这个毛泽东昔日不感冒的右派人物，成为唯一能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分庭抗礼的保守派的总后台。毛泽东发动文革，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是“走资派还在走”，只要有了这句话，党内除毛泽东之外任何人都可以打倒。直到八九年，李先念、陈云口中，毛的文革理论仍这样盛行，令人吃惊。由此可见，就连当过文革“走资派”的邓小平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倒胡赵，也应该是文革理论的应用，这一点正是《十二个春秋》在今年出版的另一番意义。
为诋毁赵紫阳发泄仇恨，《十二个春秋》多处造谣中伤。《十二个春秋》自去年十月在北京开始广为流传，因六四反对开枪而下台的总书记赵紫阳属于邓力群在书中臧否的不下五 、六 十位人物之最，邓力群列举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事实依据” ，有的荒谬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为此记者最近在北京和四川先后走访了一些知情者，走访结果竟产生了迫不及待要揭露邓力群“文革笔法”的心情。按时间顺序可归纳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采访实录
一、赵紫阳在四川的政绩
六四之后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二百三十八页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这应属于最权威的官方评价。
对照邓力群书中所述：“赵紫阳在四川没有搞包产到户，他进行的是基本耕作方面的改革……后来才知道，赵紫阳结合这个改革，动用了库存的粮食，四川原来有不少存粮，赵紫阳去了之后，挖了不少存粮，都用得差不多了。当然也是为了救济农民，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老百姓那句顺口溜也反映了这个情 况'”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
赵紫阳于一九七五年去四川赴任，那时全国大乱，四川更是重灾区，开国库放粮，根本不是赵紫阳干的，而是李井泉时候。再早廖志高时候，四川一年往外调粮最多达四十亿斤，支援全国，导致天府之国饿死几百万人。邓力群不知是无知，还是故意张冠李戴蓄意造谣，四川的老百姓和干部至今认为七五年至八零年赵紫阳五年治蜀是发展最快最红火的时期，对紫阳充满尊敬和怀念。
赵紫阳从解决农民吃饭入手，除改变四川的耕作制度， 将双季稻改为中季稻，引进红薯杂粮，留下著名的“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水路不通走旱路”。一九七八年推广广汉金鱼公社包产到组，一九七九年向全省部署包产到户。一九八零年省委批准广汉县取消人民公社，成立乡政府，实行政企分开，是全国第一家。根据国家档案记载：四川一九七五至一九八零年粮食总产量由五百一十六亿斤上升到六百八十七亿斤，每年平均增产百分之五点九，超过全国增长百分之四点八。全省粮食库存从一九七五年的三百七十一点二亿斤的最低水平到一九八零年达到四百亿斤，一九八四年更达到六百七十七亿斤的最好水平。当时国家征购任务未变，增产主要留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紫阳治蜀五年，库存增长三十亿斤，实属不易。
至今四川干部回忆， 赵紫阳的思想工作作风平易近人，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接收新事物极快，他在四川还组建起一个主张改革的团结的领导班子，当时段君毅任常务书记，杜星垣任工业书记，农业书记李子元亲自下稻田，政法书记是赵苍碧，副省长杨汝岱，四川人至今有口皆碑。
(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