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逝世，终年73岁。中国学生自发的悼念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
从4月16日开始，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此后，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在以后的日子里，悼念胡耀邦的纪念活动逐渐的演变成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的游行和示威运动。
后来，学生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过、新闻言论自由、政府官员和家属财产公开、取消游行限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
学生当时主要的抗议方式是在天安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在抗议的过程中，曾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3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
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
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对于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表示赞同，并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引起部分人和学生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
学生们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江泽民用强力的镇压手段关闭了《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时任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
4月28日，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绝食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
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
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
5月19日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了感情激动的谈话，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当天，学生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市区前进，均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未能进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鹏正式签署戒严令，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23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1人死亡。
25日，中共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26日，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天安门清场
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联合发出了措词更为严厉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由于军队被阻，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军队对企图反抗以及旁观的民众开枪射击，一些企图对伤亡市民学生进行救护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也遭到军队射击。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途中的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
有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另据中国中央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
而另一方面，香港报章报导有杨尚昆旗下的军队因为拒绝执行任务，与一支从外地调来的军队在长安大街对峙。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呈国务院报告《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文件真伪目前未能证实]：
城市 群众死亡 群众受伤 军警死亡 军警受伤
北京 523 11570余 45 6240余
成都 277 2100余 9 550余
武汉 12 170余 —— 125
贵阳 29 290余 —— 150余
哈尔滨 7 90余 —— 190余
郑州 6 130余 —— 150余
兰州 21 200余 2 120余
但此数据之真伪目前还不能判断。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据传说，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
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而后来死亡的军人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车速过快而翻车至油箱起火死亡。
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了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遭到通缉的学生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有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王丹、封从德、王超华等。而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
6月4日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和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各地政府开始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关押。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异见人士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在六四之后，中共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对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渐倒退。而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
至今中国政府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悼念亡灵的私人活动也进行骚扰和镇压。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
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有人认为，六四是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平民。
中共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一些长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
写在六四来临之际
本文部分内容摘自 维基百科和《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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