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玩老鼠的游戏
应该说,历史曾赋予邓小平等掌权人重新评价“文革”、全面评价毛泽东的机会。但是邓小平却转移矛头,炮制了一出审判四人帮的闹剧。从而掩盖毛泽东的历史罪状,死保中共一党专政地位不变。一九八○年,“获胜者”邓小平对林彪“四人帮”的审判,是猫玩老鼠的游戏,是先定基调后审判的过程。
书记员先问被押进审判室的王洪文:“除了你自己可以在法庭申辩外,可以请律师辩护。你可以写个简单的委托书,法庭可以代转。”王洪文干脆地答道:“不要,不要律师。”说完就下去了。姚文元被押进来。书记员问:“要不要律师辩护?”姚鼓着眼睛望着天花板,想了半天,说:“我没想到这个问题。我没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该怎么办。”最有趣的是张春桥,当传送员将起诉书交给张春桥签收时,张春桥仰起头:“我不承认你,不。”书记员问他要不要律师辩护?张春桥说:“我不承认你们,还要什么律师,胡闹!”(歪着脖子下去。)江青被押进来。书记员问她要不要律师?江青答:“检察员问了一些问题,有些还没问完怎么就起诉?”书记员并没有解释她的提问,而是问她要不要律师。江青答:“我还需要跟检察员谈一次,我看了《刑事诉讼法》,有这样的规定。我想是需要个律师,有时我说不
出来,需要律师替我说……但是我不知是谁,是不是谈一谈。”(自言自语地说)谁还给我当律师呢?最后的结果是只有姚文元要了律师,其他三个人都不要。
在审判过程中,张春桥一言不发,江青则在法庭上咆哮,她一语道破了天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她藐视法庭的背后,可以看出整个审判毫无公正与透明可言。
秘密审判,为掩盖毛的罪行
在两个月零五天的“审判”时间,前后四十二次开庭过程中,都是秘密进行的。旁听人员都是指定的,既没有完整的现场直播,又没有任何外国记者到场。江青为何要在法庭上哮吼与怒骂?她哮吼与怒骂了些什么内容?为什么不敢公布出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因为对她的审判不公正,她才会咆吼与怒骂!而张春桥选择了沉默,他的沉默,是无声的抗议。他用沉默表达对邓小平审判游戏的不屑一顾。其次,对他们指控的罪证都发生在“文革”时期,主要是“反革命罪”,即所谓的“篡党夺权”。没有涉及到反人民、反人类的罪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一九八一年三月三日宣判的罪状是:“一、他们都有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二、他们不是犯有一种罪行,而是犯有数种罪行,如判决书所认定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策动武装判乱罪’。”
笔者看了当时部分庭审记录,只能用荒诞不经来概括。从罗列的这些“罪行”不难看出,这是二十世纪最滑稽可笑的审判。“四人帮”既然是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所谓“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从何说起?证据何在?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真正的祸根是中共体制,应该审判的是毛泽东和中共体制,邓小平集团不从根本上来一次精神上的斩首行动,而是将“四人帮”作为替罪羔羊。
这种审判,毫无公正与透明可言,实际上是窝里斗的集中体现。审判的过程,就是一场游戏演练的过程。
这场审判以后,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功过划分为“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根本没有触及毛泽东的罪恶。
解开“文革”死结,要审判主犯“文革”已经发生了四十年。要反思文革的罪恶,就要解开文革的“死结”。“四人帮”有没有罪?他们当然有罪!但他们仅只是“同案犯”而已,“主犯”是毛泽东。只有解开这个死结,把毛泽东的罪恶昭告天下,中国民众才能从“文革”的恶梦中走出来。
(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