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海信基督信的明白。基督教诲信徒对当权者驯服，邪恶者却除外。所以89年5月12日徐永海高举十字架，走上了北京街头游行，声援大学生反腐败。徐永海当时不到30，没有今天某些30多岁的基督徒世故，愣愣地成了民运人士。
6月3日晚上，坦克车驶入天安门广场。警察和军队由长安街西边过来，徐永海竟往西边走，在枪声如鞭炮的声响中，他走向被点燃的汽车（路障）。是热血和爱引领着他，是正义优先，并非少不更事，并非不晓利害。
面对受伤者淋漓的鲜血和惊慌失措四处乱跑的老百姓，徐永海没有惊慌，参加了把伤员送到邮电医院的行列。从六四午夜12点到凌晨5点，他非常痛苦地目睹一幕幕惨景：一个人胳膊上一个大洞，连着一点肉，骨头已经断了；一个人后脖子上挨了一枪，死亡在地；姐弟俩一起来医院，弟弟还没等到救治就断了气，姐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成为徐永海今天很不愿意回忆的心痛，也成为他以民运人士为荣、不惧中共邪恶、勇于退队弃共的经历基础。
对于被怀念六四的人捧红了却不知感恩、还不合格的基督徒来说，“六四”已成包袱，害怕被中共惨烈地对待。但对于亲历“六四”民运的徐永海来说，“六四”却是一笔终生难忘的财富。中共枪弹制造的血案让他真正懂了什么是博爱，如何去爱他的第一个伤员——一位在木犀地第一波冲上来拿木棍打阻拦他们进天安门广场的群众的武警——他为这位武警作了缝合手术。这位武警比郭飞熊幸运。在中国不知感恩、不懂博爱的基督徒有三个就多了，知恩报爱者一亿还嫌少。
而今的徐永海是个穷人，但他晓事理：“过去的资本家是经过几代人努力，成为百万富翁。而中国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是一夜暴富。他们把劳动人民多年的劳动积累变成他们自己的了，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他不容这种人欺压人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虽是基督徒，受基督的平和教导，他也一直跟兄弟们在维权。
徐永海加入少先队是真诚的，加入共青团是被动的。现在从共产党许可的年龄上来说，他已经不是了。但他不愿他的人生路一直被中共安排着，额上盖着红龙印羞辱基督。因此他在大纪元发了郑重声明：我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共产主义在人民心中早已荡然无存！我已经是基督教，有了自己信仰与追求。”徐永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退队、退团是干干净净的身心给基督。
徐永海是一个跟法轮功学员携手合作而非争强好胜的基督徒。徐永海看过《九评共产党》，却没有显示比法轮功学员更聪明的心。他从网上看到千万人退党的消息，以真名加入了“弃共三退”的人潮，让做公民从三退行为上开始。
惧邪恶、与正信者不合作的基督徒是不合格的，徐永海以其行动证明他深明这一道理。这样的基督徒才是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真正需要的。做基督徒并不妨碍成为一个中国好男儿。中华基督徒好男儿一万、十万太少，百万、千万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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