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中共当局，企图利用思想专制铸成的铁的墓穴，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永远埋葬在黑暗的沉默中。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的“文化的革命”，本质上是由无数惨绝人寰的反人类罪行构成的历史，是沐浴在中国人滔滔血海中的历史。中共当局完全清楚，把“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永远埋葬在谎言深处，乃是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逃避历史审判的唯一途径。
我已经看到，王友琴女士孤独而艰难地发掘真实的“文化大革命”；郑义先生写出了“文化大革命”中吃人的兽行；刘国凯先生开始从与中共官方完全不同的角度审视“文化大革命”；晓明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书写出《广西文革列传》；我在小说《文殇》、《自由在落日中》、《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中，也以文学的笔触，纵情倾诉了“文化大革命”中属于自由人性的苦难；或许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自由写作者，也为书写真实的历史作出了令人尊敬的努力。但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已经作出的，同全面重现 “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还相去甚远。
用坚硬的理性和激情，撕裂铁铸的墓穴，让重重反人类罪行呈现在历史的聚焦之下——这是一切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价值的起点与归宿。
因为，反人类罪行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真实，揭示并控诉罪恶，是重建正义的前提，而失去了真实的历史的民族，只能永远生活在谎言之中；
因为，让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逃脱正义的审判，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无数冤魂，就永远不会停止响彻漫漫长夜的痛哭，中国民族的良心也永远不会得到安宁；
因为，真实的历史才可以为鉴，有能力直视真实罪恶的民族，才能够避免罪恶的循环。
基于以上理念，与求索真理一致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应首先把探讨的锋芒指向下列重大课题：
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这是御用文人刻意使之变得最不清晰的问题之一。他们极力想让历史相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思索。而事实上，中共暴政的本质与历代皇朝并无二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动因，在于毛泽东建立绝对皇权的心理冲动，以及专制政治逻辑与这种心理冲动的一致性。
二、“文化大革命”中，中共高级官员的实际行为。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共欺骗宣传雕刻出的毛泽东的道德形象。“文化大革命”后，为继续欺骗历史，御用文人们开始竭力塑造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道德形象。但是，这种道德形象是彻底的伪善。周恩来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帮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面临个人政治危机时，曾背信弃义，试图牺牲或嫁祸于他人。或许正是由于此，邓小平才要求“研究文革宜粗不宜细”——一旦“细致研究”，中共官僚集团的整体道德形象便会崩溃。然而，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必须对中共高级官员“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作细致入微的研究。
三、“文化大革命”中各项重大社会悲剧。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悲剧连绵不绝的过程。无论对于汉族，还是蒙古族、回族和藏族都是如此。这些凝聚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的重大社会悲剧，才是“文化大革命”最真实之处。但是，它们却正在被中共暴政阴影下的时间所埋葬。任由血写的社会悲剧被时间抹去，中国自由知识份子将愧对历史。
四、由太子党组成的“联动”红卫兵的反人类罪行。
太子党组成的“联动”红卫兵，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反人类罪行的序幕。他们在六六年“红八月”中的罪恶，并没有真正被全面揭露。这些反人类罪行的罪犯至今仍逍遥法外：有的利用腐败的权力攫取的金钱，在海外纸醉金迷；有的甚至还在中国国家权力体系中身居高位。因此，研究这一问题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真实的罪恶，更在于提醒人类，如德国法西斯分子一样罪恶深重的罪犯，迄今还未受到法律的追究。
五、“文化大革命”受难者名录。
“文化大革命”中，难以计数的“现行反革命”和其他政治犯，被处死，被虐杀，或者被迫自杀。即使“难以计数”，也要上穷碧落，下入黄泉，寻找到他们生命的踪迹，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精神宇宙。记住这些死难者，是为了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一个不尊重生命的民族，不会尊重真理，也不会相信道德。
六、“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迫害人民的反人类罪的罪犯名录。
记住罪犯的名字和他们的罪行，是重建正义的前提。忘记罪犯的名字和罪行，历史就丧失了一半的真实。而残缺的真实有时候比纯粹的虚假更具欺骗性。
七、“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精神价值的危害。
在伪善的“神圣”理想的旗帜下，把疯狂的兽性发挥到极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特征之一。达于极致的疯狂的兽性究竟给中国的民族人格、民族心灵、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是一个仍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能力对属于自己历史的兽性，作深刻的反思，兽性的轮回就不可避免。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精神价值的危害的研究，正是对兽性的历史最深层次的反思。
八、“文化大革命”中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对暴政的抗争。
“文化大革命”中与专制暴政及其意识形态的兽性肆虐无度，但是，自由人性的意志和良知同暴政和兽性的搏斗也从未停止。这或许正是“人民文革”概念的客观基础。忽略自由人性同暴政和兽性的抗争，就忽略了对中国命运的信心，忽略了对中国民族人格的信心，也忽略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
上列八个方面问题的研究，是拯救真实历史的过程，也是民族的灵魂忏悔罪恶历史的过程，还是书写把中共暴政押上历史审判台的控诉书的过程。
近来有人奢谈宽恕。我也愿意承认宽恕是一种美德。我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英雄人格哲学”。“英雄人格哲学”的最高哲学意境是“殷红的虚无”。以虚无为心灵归宿的哲学，还有什么不可宽恕？但是，对反人类罪的宽恕必须以公正的审判为前提；没有审判的“宽恕”，是对罪犯献媚。因此，我坚信，对中共暴政进行正义的历史审判，乃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必须对正义和良知作出的承诺。审判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罪恶不再重现。
现在有人在争论，“文化大革命” 到底是三年还是十年。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死难者，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处决和被虐杀的所谓“现行反革命”和“阶级敌人”而言，“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因为，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罪恶还没有受到审判。对我，袁红冰，一个在十六岁时就向苍天和大地发誓要和暴政作百年决战的自由的灵魂而言，“文化大革命”也仍然没有结束。理由同样在于，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罪恶还没有受到惩罚。只要我袁红冰还有咽喉三寸气在，就永远不会停止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下反人类罪行罪犯的道德追诉，以恢复必须用铁和血证明的正义——一思想的铁与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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