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必有是非主体，是非主体的包容力愈大，文明发展的空间就愈大。例如基督教比同源的犹太教发展大，因为新约比旧约更具包容力。中国人也知“有容乃大。”，作为古时中国是非主体的“仁义思想”包容力很大，因此中华文明到了汉朝已经发展到了沙漠、大海的地理极限。
孔子以求真的精神理解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与时事之间的关系后，发展出来“仁义思想”，其实它就是一种以仁义为主体的是非论述。仁与义都是价值观，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爱与真，仁义为“是”，不仁不义为“非”，分明之至。仁义的论述起于“孝”，孝出于自然，故包容性很大，是以在近代西方斗争思想介入之前，中国一直都是多元社会。
※是非主体的瓦解四百年来，西方帝国主义者为了排除掠夺的障碍，倡导“社会进化论”，肯定“弱肉强食”，这个论述从知识界展开，与基督教和仁义思想的“生生不息”尖锐对立，然而发展至今，美国的基督教依然坚固，而仁义思想的主体地位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已溃散，究其原因，乃因社会结构的不同。维护基督教的是教会，但维护仁义思想的却是知识界自己，知识界反仁义，仁义非倒不可。因此中国的失去是非主体，知识界应负全责。
中国是非主体瓦解之后，中国人的习性依旧，老百姓还是习惯向知识份子问是非，惜知识份子已无是非，还迷惑于西方的“斗争论”，遂“包容”尽失，内斗不断，中国陷入长期不稳定的状态。
现在知识份子最爱说的就是务实主义，例如邓小平“摸着石子过河，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的“经济论”，再就是“台独”、“民主万能”、“自由万岁”等目标主义。但知识份子在鼓动人民奔向目标时，却提不出行为上的是非标准，因此不管目标如何，社会的秩序都因百姓的迷惑而日趋混乱。
※有什么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么样的选民以台湾民主为例，选民虽是民主政治的主人，却还是爱听知识份子的话，每次选举前，知识份子各为其主，或谋划、或献策、或站台、或为文、或开讲，他们的行动与见解都成了选民投票的依据。因此选民最后的整体选择，其实就等于是知识份子选边角力后的结果。笔者常常听到一些说法：“再坏的孩子，也还是自己的好。”，“失掉了政权，什么都没了。”，“赢者全拿。”。台湾的知识份子实际上已经默认了“只要达成目标，有什么不可以？”。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敬告媒体：选举不是战争。”的文章，希望纠正一下选举的概念，结果无效，“选战”还是挂在知识份子的嘴边。试问，既是战争，“兵不厌诈”、“无所不用其极”，岂不全是可以接受的手段了。
笔者最近参加台北某个“民主”讨论会，会上不满陈水扁的人很多，主持人一开始就宣称：“有什么样的选民，就有什么样的民主。”，话虽不错，但更深一层的想，在中华文化的社会里，“有什么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么样的选民。”，似乎更为正确。
※中国的知识份子何时觉醒？
台湾的民主拼成不堪的局面，大陆的政治内外矛盾，经济也拼出许多问题，归根究底，就是缺乏是非主体。
中国人要复兴，关键在于找回“仁义”的是非主体，为此，却不得不依靠推倒“仁义”的知识份子，因为中国百姓的儒家习性牢不可破，还是爱听知识份子的话。但是，呜呼哀哉，不知中国的知识份子何时才能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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