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费明君被逮捕后，全家7口人被赶出华师大宿舍，他们无处可去，只好住在一个水泥涵洞里。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后来全家被公安局押到甘肃。路上，在火车上，要给他们戴手铐，小孩子手太小，手铐戴不住，自己掉下来。费明君的妻子恳求警察不要铐小孩。警察说：“铐不住也要套上。”
到了甘肃，劳改农场不收他们。他们一路讨饭，走路回到上海，又住进水泥涵洞，检垃圾为生，一直到1961年。当时安徽因为大饥饿，死了很多人。费明君的家人被送到了安徽定远县严桥公社。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去过费明君的家人所住的村庄。他说，那个村庄60％的人饿死了，地荒了一半。他住的人家，没有门，桌子是泥巴作的。饿死人，最早的一批是地富和地富子女。公共食堂优先干部和干部亲属，地富和地富子女没有吃的。有的人饿得快死了，爬到食堂要点稀饭吃还要不到。死了就用门板抬走埋掉。死一个抬一个，因此门板都抬光了。费明君的女儿嫁不出去，后来给一个富农儿子作媳妇，富农儿子常拿她出气，日子很难受。
1972年，费明君在青海死了。青海劳改农场通知了严桥公社。公社开大会“批斗”费明君的妻子。费家第三个儿子质问公社武装部长为什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来。后来他跑到山东学木匠，拜了拳师，两年以后才回到村子里。
文革结束后，费明君的儿子到上海找华师大要求平反。华师大把事情推给法院。法院说，你父亲不是胡风份子，是汉奸。费家第三个儿子去北京，找到了费明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是国务院参事室主任。一周后他见到了中央领导人赵紫阳。
费明君的儿子从北京回到上海的时候，华师大当局已经接到了北京的通知，见了他先问“你怎么见到赵紫阳的？”他被安排在总务科工作。去考木工，他也名字都写不好，因为没上过学。后来他当了木材厂厂长。他哥哥在华师大门口开了个饭馆。
作者惠寄 原载《文革受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