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一个庄，首先要吸够筹码。实际上，了解中国股市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上市公司往往做本公司股票的庄，甚至有一些公司并不兢兢业业的做生意，而醉心于做庄。中共就象是在经营一个公司一样，拥有这个公司的全部财产。当宣布改革开放时，吸引外资时，就是在国际市场挂牌上市了。中共作为庄家是占尽优势的: 强势控制公司全部的资源和股份，完全省去了多数庄家需要小心吸筹的麻烦；全面控制媒体，想要怎么粉饰都尽可随心所欲；全面支配经济管理体系，尽可以任意灵活的配合庄家宣传的需要改变各项规划和配置；完全免去了公众和舆论的监督，即使在阳光下的操作也可以有密室操纵的效果。
上市以后，有一个拉高震荡洗盘的过程。自从吸引外资以来，中共一方面以一些特殊的政策吸引外商前来，另一方面并不真正实行市场经济所赖以存在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制度，继续在商品经济的花哨的外包装下推行专制统治。外商受到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的吸引，纷至踏来，逐年增多。但是，中共政权治下的地方政权的惟利是图、各行其是，以及各级官僚的腐败，甚至常常是当局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导致大批外商并不赚钱，有不少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市场付出了高额的成本。二十多年来，许多外商丢盔弃甲离开了中国市场。
《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依森。葛特曼在书中说：“我所认识的金融分析家没有一个能够得出有多少美国公司获得利润的确切资料，特别是那些最早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在北京的企业首脑，私底下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如果连首期的投资也计算在内，那么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公司赚钱。”
洗盘的结果，留下来的都是不会轻易离开的了。“不肯轻易离开”这个现象，其背后是人类贪婪的本质在其作用。美国金融界的典型看法是，中国是最后一个有开发潜力的大市场。美国举世无与匹敌的资本力量，在世界上的新兴市场中，唯有在中国才可能存在与其资本力量相匹配的投资机会。正是美国金融界的这个看法，使得这个领域的跨国公司成为在中国市场冒险逐利的先锋部队。正是这个先锋部队的永无停歇的逐利欲望，造就了中共国家垄断资本做庄圈钱的成功。在此，其贪婪表现出不顾现实缺陷的非理性集体冲动。
这就如同股市上的跟庄者，之所以会上庄家的当，是因为其贪心，想极了要靠着庄家赚大钱，完全忘记了庄家为何而坐庄，因而上当受骗。
金融界的所持的对于中国市场的类似于“强迫症”一样的看法，使得离开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冒着一个较大的风险：公司前景不广，拓展市场不力，因而形象不好。
在这个阶段，中共采用了一切改善包装的手法来制造市场对其价值的非理性判断：大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公路、机场、港口、通讯设施等，各省市县竞相赶超，令外国人对其速度于规模叹为观止；所有大中小城市一齐搞城市经营，提升城市景观，力促房地产业，最典型的是上海浦东，十年之间将一大片稻田变成中国第一的中央商业区；将干部花巨资送到外国培训，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在国际上造成一种中国人力资源迅速提升的印象。这一切之所以说是一种包装，是因为中共只关心表面的和短期的影响效果，而不考虑实质性的和长期的变化于后果。
但是这一整套大面积的包装，正符合了国际资本寻找大规模高额利润的诉求：国际金融资本看到中国如此起劲的证明自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市场，就更加起劲的去炒热中国市场。在这里，中共政权找到了其贪婪的西方同盟：推荐中国国企上市的跨国公司，赶上了中共的班车，一并做了庄家。虽然他们的获利还远不能与中共的获得相比，但是如果他们与国际投资者比起来，首先会获得可观的利润。如果他们够精明，他们甚至可能尽量不损失，而只是把国际投资者套进来。
当然，这些推荐国企上市的跨国投资银行，由于其非理性判断，还会认为他们在中国大企业海外上市的蛋糕中占据了一个份额。而为了未来的份额，他们事实上也在不惜牺牲原则的与中共妥协，推荐所有中共的日程表上排队上市的国企，而不是按照投资银行的业务标准推荐符合要求的国企上市。这，就是中国银行的负责人，在中行连续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大案后，仍宣称中行上市不受影响的原因！
可见，迄今为止，中共做庄的手法是成功的。国际资本热望的机会，中共给造出来了。而国际资本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已经失败的今天，仍不知反省的执意谋取暴利，仅仅是满足了中共政权对资本的急切需求，并没有真正参与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国际资本急功近利的非理性冲动，给中共提供的资金，并不能起到帮助中共稳定并走向更大市场的作用。最终，中共的游戏将很快玩不下去，就象亿安科技一样；西方金融界于投资者最终将发现自己被绑架上一艘已经在下沉的破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