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人们几十年生活在这个没有自由的国度里使大家都麻木了，甚至有许多人习惯了没有自由的日子，就如同我和高律师在出京讲真相过程中听到有些人至今还将民主视为西方产物一样。可以说，还有大多数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新闻自由，到今天这一日子里，网络异见人士、自由派学者、自由撰稿人以及良心作家还没有公开庆祝这一日子的权利。
人在思维上可能有这样一个惯性，他们喜欢或者说是为了尽快忘掉自己的伤痛愿意做阶段性比较，而不愿意做连贯性比较。就拿我说吧，和高律师回到了北京，一头扎进了那多日没有开过门的小屋，第一天睡在久违的床上，耳边没有了那些和我们朝夕相处的“隐形人”的骚扰声，顿觉似神仙一样。这一晚，我做了一月来的第一个美梦，尽管我知道在距我不远的胡同口仍然有那些“隐形人”在日夜值守。我的阶段性比较就是离京后的那一个月，那发生的一件件事就如同是一场恶梦一样。今天同样的是没有自由，可我却很满足，因为终归比昨天要好啊。
正是这样的阶段性比较的惯性思维使我们许多人在分析事情时就有了一种错误的比较，在我身边的一位资深的民运朋友就说过：“我看现在的中共是进步了，要比几十年前强多了，那时我们要敢对国家主席直呼其名是要被打成反革命，要被杀头的。现在，你可以写文章向海外投稿、通信再也不会担心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了，也可以骂这个执政党了。”说到这时，他还颇有感慨并动情的劝导道：“你就知足吧！”。也正是许许多多有这样想法的人，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他们认为是有了充足的新闻自由。也正是这样，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看到了多如牛毛般赞誉盛世新闻自由的文章。可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中国是目前关押网络异见人士最多的国家，师涛、杜导斌、郑贻春、张林、李元龙等几十名网络异见人士因为在网上发表与当局观点不同的文章而被捕，有的被判处长期监禁。这难道就是盛世下的新闻自由。
我们看到，近两年当局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以中国网络作家郭飞雄和长沙记者师涛为例说，郭飞雄因报道广东太石村民的抗议活动和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被捕，石涛则因公开了中宣部对其所在报社的控制和传播有关纪念“6．4”15周年的信息，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十年。此外，两名外国记者在太石村采访时受到殴打，其他记者也受到警方的骚扰和讯问。中国目前有32名被关在监狱的记者，其中有18人的被捕是与互联网络有关的。
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9日大陆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网》（www.77sea.com）被浙江省新闻办公室和通讯管理局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封杀关闭。两会期间为劳工利益责斥《中国工人网》、《工农兵ＢＢＳ》以及《共产党人网》也遭关闭。在此前《民主与自由》（观点）也被第47次关闭。这些网站官方关闭的依据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于2005年9月25日联合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05年，全世界共有24个国家的125名记者被关进监狱，与往年相比有增加趋势。其中四个国家关押记者的人数超过被关押记者总数的2/3。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位居第一位。
而在中国，真正享受到新闻自由的只有那些充当中共喉舌的媒体，他们才是所谓的新闻自由的受益者，在这样的国家政体中只有他们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制造假新闻，在这个造假新闻最大的国度里，他们可以指牛为马，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有人这样评价当前的新闻控制说：“现在，还不如国民党时期的新闻自由！”的确如此。有这样一份资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938年3月30日，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汉口成立。成立大会还通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此后，学会竟能公开的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0多个分会和办事处，会员达2,000多人。此后，这一组织在中共领导下，成为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并为中共培养了大批的新闻记者，在突破当时的国统新闻封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共自己承认的一段史实。另据中共的一份记载中称：国民党政府压制进步舆论的企图破灭。尽管国民党新闻审查机构和暴力机关对进步报刊和革命言论实行打击、压迫的专制政策，但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文化界的不懈斗争，进步报刊仍在曲折中艰难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在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统战经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其他进步报刊也屡禁不绝，《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民立报》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一份大事记的记载中我还有幸找到了这样一个资料：1945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十次常委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进步人士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争取新闻自由的阶段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队伍取得了反封锁、反管制的标志性成果。
请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到底是屡禁不绝呢？还是废除了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才使中共在当时有了新闻自由的空间。
谈到新闻自由，世界各国是言必称中国。结果是：新闻自由这个词在中国政府眼里不但没有越来越光辉，反而渐渐进入了实际忌讳区域。从文化革命到今天，中国的新闻自由走了一条曲线。80年代可以说是新闻相对自由的一段时间，在那时的世界经济导报等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讨论。8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后，90年代可以说是新闻自由度往回走的年代。进入2000年后，可以说中国进入了由政府调控的最大极限，一方面，当局对不喜欢的言论进行封锁，包括新闻媒体的关闭，谷歌的自律，雅虎的“配合”，另一方面，为了配合国家政治的需要，对有些事件的报导，比如腐败、矿难等等，允许报导的尺度有所放宽（当然是允许中国国内媒体报导）。有人会说，这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控制媒体阶段。如果是这样，如果当局能够在新闻自由度上对扬百家之言有所松动，我们还是会真诚的欢迎，终归它也是代表着一种进步。
在大众选择权日益彰显的知识经济时代（亦即传媒资讯公众化自主选择时代），新闻自由更成了民主化社会的主导选项。一个标榜皇权至上的无公民社会是不可能有新闻自由的。一个宣示救星主义的半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总是在夹缝中艰难生长的。一个看重公共权利的新公民社会才能把新闻自由看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识。由于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与变迁中充满着过多的酸涩与艰辛，由于在政治霸权影响下的中国新闻史的梳理多有自觉不自觉的失忆或失语。
所以，今天我们来庆祝这一节日，我们为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曾经为新闻自由做过大胆的追求、尝试与历险的先驱而纪念，同时，我们更不能忘记，在现代为新闻自由抗争的：师涛、杜导斌、郑贻春、张林、李元龙等网络异见人士、自由派作家。为此，在今天我呼吁国际社会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关注，以使他们早日获得人身自由！
（2006年5月3日于香山）
（《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