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宦官专权，历史记载必定称之为“乱政”，人们更将其与为非作歹、祸国殃民联系起来，其实这是一种儒家正统观点的思维，并非一种必然。通常而言，宦官的权势完全来自君王的宠幸，放得出也收得回，且历代宦官多来自民间底层，因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而自愿进宫的，通常学识浅薄、无甚大志，干不出太祸国殃民的事来。而明代宦官专权之所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源于宦官外臣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则在于道德崩溃，士风萎靡，世风日下，奴性抬头。如《明史》所言：“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崇祯也这样叹息过：“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
明代权力臻极的太监，除天启时的魏忠贤之外，另一个就算正德时刘瑾了。刘瑾，陕西兴平人。“本谈氏子，依中官刘姓者以进，冒其姓。孝宗时，坐法当死，得免。已，得侍武宗东宫。”(《明史列传192》)武宗即位之后，原来在东宫伺候的太监都“以旧恩得幸”，时称“八虎”，刘瑾即为“八虎”之首。刘瑾原是市井混混出身，在宫里“日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
得志后的刘瑾最后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这本来是秘书脚色，权力可大可小，视皇帝勤政或倦政与否。偏偏武宗耽于玩乐，怠于政事。刘谨刚开始也不敢擅专，但每有请示，“武宗辄叱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自是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裁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武宗则乐的清闲，搬出皇宫，在西华门建造所谓“豹房”，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刘谨得以代替皇帝朱笔票旨而取得大权。当时内外章奏，主管官员“先具红揭投谨，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白本是送给武宗看的，这只是履行一个程式、决定权全由刘。因此，内阁撰敕，或“逆探理意为之”，或“至理处请明，然后下笔”，(《明史列传192》)最后，刘索性拿回去“自于私宅拟行”，俨然如民间所讽的“立”皇帝。
刘谨并非无能之辈，也未曾将国事当作儿戏。史载，刘谨将奏章带回私第后，都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润色，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颁发。还是颇为慎重的。用事期间，他针对时弊，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动，推行过一些新法。即所谓“刘谨变法”。据《明史》，“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请编瑾行事，着为律令。”另据《明通鉴武宗》“‘辛丑，兵科给事中屈拴，请颁行刘谨所定《见行事例》，按六部为序，编集成书，颁布中外，以昭法守。诏‘下廷臣议行。’”不过，对于专权太监，正史从不可能有丝毫正面评价，所以其《见行事例》所拟的改革措施及成效如何，史料基本不载。不过据《明史列传192》，“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诏悉厘正如旧制。”如此看来，其措施大概涉及四部，包括人事、民事、军事方面共85项措施。
现在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记载里面，粗略了解刘谨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有建立内厂钳制东西厂的权力，“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此外，“瑾峻刑”，其执法很严，颇有朱元璋之风。对于打击官员失职和贪污腐败不遗余力，以独特的“罚米例”，对失职官吏以罚米为单位的俸禄为手段，“丁末，工科给事中吴仪核宁夏、固原等处仓场秋坯亏折之数，劫历任巡抚都仰史徐廷薄……等十六人，侍郎硕佐及管粮郎中、副使、金事徐键等十八人，又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马价盐课劫巡抚宁夏全都御史刘宪、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杨一清及苑马寺卿、全事、知府、间知及管屯卫宫十余人，皆入罚米例，重者五百石，轻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又，“辛丑，给事中白思诚、御史储珊等，复参辽东仓库自弘治十五年至正德三年前后各任椰移亏折之数，遂及都御史王宗彝……及郎中、给事中、御史等凡数十人。除病故者勿追，余俱各罚米输边，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罚有至再至三者。”(《明通鉴武宗》)
刘谨的改革措施还包括降赋税，减轻农民负担。“三月，甲辰，振浙江饥……又停止本年应解杂款银六万两以宽民力。”建立官员不定期考察制度，“己酉，诏吏部考察京宫不必以时。”为避免战事发生时各镇守将领拥兵自保或各自为战，边防方面，“乃请仿王越、秦等故事，仍设文职大臣总制三达，镇、巡以下皆受节制”，对于屯制，刘谨下令作重新的全面勘查，清理了一些假冒的不法之事，整顿盐法亦有成效，“秋，七月，戊戌，刘复矫旨造御史乔岱等往核两浙盐课，追论历次巡盐御史及运司官赔偿商课，自数千两至数百两，按历年深浅及大课多寡以定陪纳之数，皆令输京师内承运库。”(《明通鉴武宗》)
刘谨用事期间，组织编纂了《通鉴纂要》，此外，调整过各省的科举录取名额，增加西部地区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录取人数，降低了江西录取人数。还有一些不拘礼法，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举措，如“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等，为时人所侧目。
值得一提的是，刘谨虽为宦官出身，但他专权期间却禁止太监干政，限制宦官权力，“当瑾专政时，有所请多不应，永成、大用等皆怨瑾。”他的亲信都是外臣，如内阁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毕亨、朱恩等，并无一个宦官，以至遭内廷嫉恨，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又成了他倒台的重要原因。
正德五年，安化王朱置鐇造反，刘谨“起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讨之。”叛乱平定之后，张永回京，“献俘毕，帝置酒劳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置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俯首曰：“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永成等亦助之。遂执瑾，系于菜厂，分遣官校封其内外私第。”就这样，趁皇帝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不过武宗还不想严惩刘谨，“次日晏朝后，帝出永奏示内阁，降瑾奉御，谪居凤阳。”到抄家的时候，因为太监们事先作了手脚，结果“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哀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匕首二。始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族人、逆党皆伏诛。”(《明史列传192》)
受凌迟之时，刘谨已是花甲之年，真要说谋反，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罢了。败亡之后，因为没有生殖器，唾骂之外，曾经有过的政绩也一笔勾销，就此湮灭掉了，在历史中只余微弱的痕迹。刘谨专权时间不长，只从正德二年到五年的数年而已，正史对其列出的罪名基本可归结为收受贿赂，残害忠臣两条。《明通鉴》说，刚开始“谨初通贿，望不过致百金，(刘)宇首以万金贽，谨大喜曰：‘刘先生何厚我！’”倒了后来，则发展到“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这一轨迹，基本是不受监督的掌权者必经之路。至于成昌败亡的权力斗争，则兴衰无常，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亦是皇权政治的必然，王安石、张居正尚不能免，作为阉人，刘谨更注定会成失败者，这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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