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由外形上本就不同的个人组成，由于个性的自然差别，必然会有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和表达，同样地，政府与个人之间、执政党与其它政党团体之间也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如果漠视了这种不同的存在，那么就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律、扼杀了他人的生存权。“先有生存权后有发展权”，这是多么荒谬的言辞啊，说话者根本没有尊重生存权的核心价值，也没有正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体关系。在这里我还没有引入正义的标准呢。
我向来坚持言论的自由，虽然这种坚持在行动上是一点点走向勇气和从容的。我也向来觉得可笑，政府为什么、又凭什么害怕民众的语言甚至于禁锢语言的空间呢！海德格尔说：语言即存在。我不要做“异议人士”，就在于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引以为豪的事，“异议”是我们的自由、天赋，是作为一个真实地活着的人的自然状态，也是每一个公民的天生的表情。如果要成为“异议人士”，每一个人都是，都应该是！
其实“异议人士”有很多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阶层中都存在。帝王时代，御史就是不折不扣的“异议人士”；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每个地方又是相对的“异议人士”，在当前的小区里，民选的业主委员会是“异议人士”；在班级活动中，不赞成班主任春游方案的同学是“异议人士”，在家庭内部，反对父亲意见的是“异议人士”，在鼓励揭举贪污腐败的进程中，那些揭举者当然是“异议人士”……其实执政者尽可以见惯了“异议人士” 的“异议”表现，他们自己每一个人也是“异议人士”队伍的一份子，对照或类比我上述的举例，难道可以否定这一点吗？而为什么，却恰恰只出现了一种“异议人士”，独独害怕在政府公德、政治层面上的“异议人士”呢？并且从压制、迫害一个一个的异议人士开始，最后形成了显性“异议人士”与隐性“异议人士”的庞大队伍呢！
当然我是明白的，这些真正的“异议人士”影响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我明白，在任何一个专制时代，做这样的“异议人士”确实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需要有所舍弃和接受苦难的勇气的。
教授学者、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你们恰恰是最有个性和丰富表达的“异议人士”，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内或纳旧吐新或颠覆秩序，如果不直面－－或因由得失而遮抑了－－灵魂的“异议”，那么又何以有可能诞生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呢。当然我丝毫没有鼓动的意思，因为“异议”本身就是非常正常的，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有不同的气质的。
信仰宗教的人们，你们也是“异议人士”的一份子。现代政府毕竟是一个公众机构，它怎么可以宣布自己信仰某一单一的宗教呢，所以所有的不同都是“异”，所有的相同都要摆到桌面上来。今天如果它没有把你直接归入“异议”的队伍，明天你可能就因为自己的沉默而被直接“异议”。实际上所有的宗教都鼓励讲真话、容忍不同的存在、谴责违背人性者，所有的宗教人士、教徒都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基于宗教的浸濡和影响，更应该无畏至澄澈。
社会各阶层中的所谓“弱势群体”们，你们就更要异议异议了，哪有强势者得了好处还不准人家异议的呢？哪有得了便宜还要攫取走生活的底线呢。甚至被称为“妓女”、“犯人”、“犯有前科者”，你们同样有积极异议的权利！切不可因为所谓的“污点”而放弃了一个人的尊严，恰恰相反，最大的污点就是那些牟取独断利益的政治集团，所以你们在这样的集团面前是丝毫不需要有羞怯的，是要把“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句话彻底沉入历史河床的。
坚守本人对自由的理解和本真追求；祝愿“异议人士”们能继续地“异议”，像生活一样自然地、日常地异议下去；希望还没有被“扫”进“异议人士”队伍的“良民”们，能像农夫对待庄稼一样对待自己的眼睛、嘴巴、手足、大脑，爱护自己尊重自己，争取“全民皆异”。所以，最后的回答是：在“全民皆异”中，我还能成为一名“异议人士”吗?在真理和自由面前，谈得上“异议”不“异议”吗？在良心和尊严的殿宇中，还设有对“异议”惊恐的门槛吗？所谓的“异议人士”们，压根儿就是被逼上“异议粱山”的一个又一个公民。所有的公民们，只管“异议”地生活，不要管它戴不戴上“异议人士”的帽子。
人生恍如白驹过隙，就说你想说的话，做你想做的事，何来之根本性的计较与恐惧。
2006-4-7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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