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科主任通知我和另一位女同事,第二天市法院将处决一批死刑犯,这次由我和这位女同事一起去取被处死的犯人眼球,用作眼角膜移植的材料.
刚进科不久我就知道,科里作角膜移植的供体绝大部分是死刑犯.科里的医生们,除了正在怀孕的女同事外,每个人都会轮到去刑场做这件事.不仅是年轻医生们,就是主任教授们,也都去过.
在得到通知后,我心里的恐惧和不安就开始慢慢生起,上班也是心神不宁的,因为第二天按通知讲需要早起,我就决定早点下班回宿舍去休息.那位女同事不住宿舍, 因为我一向贪睡,我俩就约定,明早她到我的宿舍去叫我.但回到宿舍后, 我照样是坐立不安,在床上也睡不着,整晚没能合眼.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照说从上医科大学开始学医至今也有十来年了,解剖课也上过了.值夜班被请会诊时经常是一个人穿过硕大的医院,也没有这么恐惧过.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和那位女同事一起来到医院医务科前,其他科的医生们已经在那里了.大家一起坐上医院的车前往刑场.车往郊区开,越开越远,最后终于停在了一处小山坡前,听随车的医院的负责人讲,小山坡后就是刑场了.小山坡前,除了我们的这辆车,还有另外几辆,过一会儿又来了几辆,据说都是各家医院来取器官的车.
没等一会儿,听见远远传来警笛声,越来越近,负责人说,来了.他指挥着年轻的男医生们抬着担架去离处决犯人更近的地方等着.过一会儿,先过来一队手执冲锋枪,戴钢盔的警察,绕着小山坡围了一圈,又过来一队没拿冲锋枪的, 散立在戴钢盔的警察旁边.然后被五花大绑着的犯人被带了过来,被带到了小山坡后.还没过一会儿,就是几声枪响,然后就是被放在担架上的死刑犯的尸体被抬了过来.我们所在的车上被抬来了两具.然后,医生们都上到车上,车门被关上,车被开动了.有人告诉我们,现在车正在从刑场往火葬场的方向开,路上大约有半小时时间给我们,到火葬场后尸体就会被抬下去火化,所以大家的动作要快.
天哪,心中疑惑起来,为什么要这么偷偷摸摸的,为什么怕被别人知道了 我恐惧得全身发抖,上下牙齿也开始打起架来,但手上不敢耽误做着眼球摘除.旁边那位女同事也已经开始做了,耳边听见她说,有一个子弹正从眼睛穿过,所以只能有一个眼球可用了.我这边的这具尸体倒是两个眼球都没问题.快速完成任务后,我俩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去,只盯着自己的脚尖.车厢里很安静,偶尔听见别的科的医生说几句话,大概知道他们进行到什么地方了.车走的很慢,感觉比半个小时长得多才来到火葬场.被抬下车的是一个被覆盖着的人形,但大家都知道这具尸体的器官已经所剩无几了.
回去的路上,车里很安静.是恐惧,是疑惑,还是累的
一年以后,我又轮到一次,这次同科还有一个男同事和我一起.并没有因为已经有过一次经验,这次就少些恐惧.之前之后的晚上照样是整晚睡不着.
科里当时流传一个笑话,有一位眼科教授,被公认是很有才华的,他也曾轮到过.当时取器官的医生们在停在刑场旁的车上等待,听到枪响,他却先晕倒了.车里的医生们因为忙着抢救他,结果那次谁也没完成任务. 这位教授从此落下了神经质的外号,但他也因此再也没被派去过.我读研究生时,他已经是相当有名气的博士生导师了.在回忆那段时光时,我有时就想,如果他不是真的神经脆弱,就是很有智慧了.因为即使是取已经被处死的死刑犯的器官,即使是被教育说,这样做能救患者而且还可以帮死刑犯赎点罪,也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内心深处的不安往往会伴随自己很长时间.
出国以后才知道,在中国取死刑犯的器官大部分都是没有得到犯人或者其家属同意的,而这种侵犯人权的现象正受到西方世界的抨击,所以那会儿才是那么偷偷摸摸的. 而当时的那种恐惧,我现在分析可能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