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终于被逼出家门，逼离京城了。这是几个月以来当局动用各种手段、使出一切人类可想见的制人的下作方式而一直未能达成的目的，今天终于实现了。我可以想见，深藏于幕后主使这场迫害运动的有关人士为阴谋终于达成而窃笑的嘴脸。然而当我细读将高智晟律师 逼出京城的高招时，我的心沉入了深渊，我深深为这个苦难而又悖离的民族而悲哀，为人性的坠落、道德的沦丧、是非的不分、良知的泯灭而锥心。我深切体会到：在我们这个民族、这遍土地要想建起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首先得有一个灵魂救赎运动。这遍土地上灵魂的救赎比制度的建设更急迫，或者说灵魂救赎是制度建设的前提。
据报，3月24日，高智晟先生11年前工作过的新疆卡子湾水泥厂派来了两男一女，追讨11年前高律师在该厂帮助厂方推销水泥时购货方没有兑现的货款。从早晨开始敲高的家门，至半夜11点左右，全天多次闯入高家并跑到高律师的楼下大声喊叫：我们是债主，高智晟欠钱不还！
为此高智晟发表了声明，详细陈述了11年前的经过和账目交接人员。告诉他们自己离开时，已将对方提货的票据给了厂方，否则厂方不会开具有关批准离厂的证明。而且也跟他们说明从法律角度上，目前他们这种所谓讨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但来者对此则置若闻。
25日下午，三人再次闯入高智晟律师家里。据高律师夫人耿和表示：对方大吵大嚷，公开说：“高智晟你听着！我们就是不起诉你，起诉我们也赢不了。我们就跟着你！你走到哪我们跟到哪！你出国我们都跟着！你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回去找债主要回这笔货款，要么你打欠条！否则我们24小时待在你家里！”逼得高律师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打电话报警。
然而事情绝不会就此了结，无休止的纠缠肯定在等着高律师。为了家庭的安宁，为了孩子学习不至受太多影响，高律师被迫选择了离家出走。高律师被逼离京城的一幕，活生生地演出21世纪今日的“逼上梁山”。
高智晟律师终于被逼得有家不能归了！我在气愤于有关方面下作、卑鄙打击异已的不择手段时，我们不得不正视今日中国许多人的败坏。他们行事丧失基本的是非原则，缺乏起码的善恶观念，完全坠落成唯利是图，或唯势是从的动物。这种罪恶的可恶在某种程度甚至超过了极权暴政的可恨。
极权暴政之恶都是通过依附于体制的人来实现的。看看近来跟踪围困高律师的那些警察采取各种干扰，甚至威胁，更不可理解的是他们居然几个人将高智晟围起来齐声骂娘。这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这除了注解出暴政的罪恶外，当然也写照出人性的败坏。这些拿工资当 公差的已经失掉了基本的是非意识。他们忘了所迫害的人所争取的也有他们所应该得的一份权利与保障。他们已经把公差加入了个人无知的恩怨，将人的动物征服欲望假公权肆意横行了出来。今日这些新疆过来所谓讨债的人，也完全将人性的恶淋漓发挥到对人实施迫害的工作中。
无独有偶，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上访人士等的暴力殴打、非法骚扰等迫害的事件中，都反映出一种人性的恶。应该说人性的恶是固有的，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这种恶应该在道德、法制、尤其在文明文化的熏陶下受到理性的约束。然而从近期极权专政机器所调动的迫害机制而达成的一系列迫害事实来看，人性的罪恶在这里假借制度的纵容而极度张扬了出来，使人性的恶性发挥到极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一个社会不管它面临多少灾难，不管它走向未来有多少困难，但只要这个民族有着对美好的向往，对善恶的评判，对是非的辨识，对荣辱的守持，那么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而相反，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起码的是非标准，没有了基本的荣辱意识，人性的恶在无边的泛滥，那这个社会不管显示多么的繁荣与强大，那也是暂时的，甚至可以说越表面繁荣与强大，灾难就越将深重难返。
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迫害事件中，我深深感到中国这个社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摧毁的不仅是历史、文化、经济，更可怕的是摧毁了这个民族的人性、道德、是非等深层的为人的基础，将人生生地变成兽。这是个消灭人性激发兽性的年代，如果这种趋势不能被扼制，那么在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的双重驱使下，这个民族将一步步迈向灭亡。
中国古时封建专制时代，社会文化对善恶、是非的提倡是持续而坚守的，社会制度不管多黑暗，但统治者不敢对人性、社会道德进行摧残，所以中国古时为人类贡献出过灿烂的文明。一种持守人类良善、公义、真理，不屈于邪恶、权势、虚假的精神，一直存在于广大民间社会，具有深厚的的民间基础。这不仅从一代代英杰身上我们可以读出这宝贵厚重的人性道德，而且在英雄们的背后我们也能看到坚实的民众基础。如中国成语“望门投止”就活现出一种民间大众对正义的认同与追求。
在汉桓帝时期，宦官侯览权倾朝野，假借权势欺压百姓、聚敛横财。时任山阳东部督邮张俭基于义愤，起而告发，结果反被侯览寻机诬陷。在张俭为躲避朝庭追捕出逃时，沿途百姓冒着“凡敢收藏张俭者，格杀勿论的通令。“奋不顾身”莫不重其名行，破家兼容。“真是感人啊！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籍中比比皆是。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我们真是羡慕古时那些英杰们的幸运。今天中国还有多少人不畏强权，不计名利，甚至甘冒“破家”之险而“兼容”一个正义之士？相反我们在看到那些警察的恶行时，同时居然也看到前面水泥厂职工逼高智晟债的一幕。这些受某方指使而无理上门要债的人可不是当公差的啊！他们是些普通民众，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也是极权的受害者，然而他们却干出这样的事，这怎不教人伤感？！
这也使我联想到，在南宁有一次任不寐先生送我《往事与随想》书时感叹说：“俄国十二月党人真让人羡慕！他们被流放时，不管条件多艰苦，他们的妻子携儿带女，背被负褥，始终相随。”然而今日中国，多少仁人志士在面对强权给社会带来灾难时，发出不得已的怒吼，结果不仅要迎来强权暴力的追击，要面对社会大众的冷眼，有的甚至参与为恶（如前面那几个讨债的），更为不幸的是还要面对家中亲人的不理解、埋怨。这使得中国许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民主人士都不得不面临夫妻离婚、父子反目的尴尬。
这一切都表现着这个社会基本是非准则的失守，道德善恶观念的泯灭。然而一个社会的民众是非趋向与与道德水准，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民间基础啊！这犹如建大厦的地基，如果这个地基是烂泥，那大厦是建不起来的。所以，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是非观念是一个新兴制度建设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被摧毁了，那任何文明现代的制度都难以建成。
看到近期迫害高智晟及许多其他维权人士的恶剧，我深深感到近半个多世纪来这个民族的一些人类根本价值观被摧毁了，人性被兽性所取代了。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我们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文明民主的社会制度的同时，可能需要发起一个灵魂救赎运动，以复苏这个民族的人性，让仁爱、是非、善恶、真伪等意识重回这个民族。也许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得救的希望。
（2006-03-27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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