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苏共党史还是从世界共运史上来说，1956年2月25日这一天，都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日子。这一天赫鲁雪夫做了反对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报告中不仅揭露了史达林杀害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且揭露了史达林实行民族大清洗，将大批苏共干部和普通群众送进西伯利亚劳改营进行残酷折磨的种种罪行，与会者鸦雀无声，个个听得瞠目结舌。当时正是冷战时期，这个报告被以色列特工搞到后立刻送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不久就出现在全世界各大报纸上。好象是一颗落在世界共运史上的重磅炸弹，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坚如磐石的团结”炸得粉碎。赫鲁雪夫谴责史达林搞“大规模镇压”，他的 “迫害狂”，他的“独裁专制”，屠杀他最亲密的同事，制造清洗和审判专案致使几十万人丧生，谴责他迷恋于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制造他战时“军事天才”的神话。据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塔德舒尔茨所著的《“布拉格之春”前后》一书披露，在这个报告里，赫鲁雪夫定了一个调子，甚至在他后来被赶出领导地位、连接替他的人都无法回到史达林主义，更无法改变这个基调，“我们必须坚决消除个人崇拜，一劳永逸地谴责和根除同马列主义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它同党的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是不协调的，要不屈不挠地反对任何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这一实践复活的企图。”他说，共产党人“必须完全恢复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列宁主义原则，反对个人独断专行，滥用职权。必须彻底纠正作为个人崇拜消极影响结果而长期积累起来的违反社会主义革命法制行为造成的种种罪恶。”
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对这个报告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反应最强烈的当然是被苏共直接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同年在波兰发生了“波茨南事件”，十月又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导致了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下台,匈牙利总理纳吉被杀害。由于苏共用坦克车镇压了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宣布退党，最有名的就是当时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法斯特公开谴责苏共对匈牙利人民的暴力镇压行为，并宣布退出共产党。对上述的国际局势，毛泽东在1957年二月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是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来形容的（后来整理发表时删掉了）。
在中国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矢口否认“秘密报告”的存在，说是“美帝国主义的反苏反共的造谣”（后来在六三年中、苏大论战中也全文公布了这个报告），但中央委员一级的领导却都发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对中共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同年四月，为了回应苏共二十大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毛泽东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与文学艺术问题上，又提出了“百花齐放，互相监督”的方针。1956年９月15日～27日，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少奇做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并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为此使得毛泽东大为不满，也为后来在“文革”中整肃刘少奇埋下了第一道伏笔。另外，政治报告也写上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八大闭幕后的第三天，即在十月一日的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却对刘少奇提出这个决议的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两个月后的二中全会上， 当刘少奇作《目前时局的报告》，谈到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党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之后，刘少奇也不得不改口，复述毛泽东关于八大报告对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错误的，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应该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论点。
据作家黄秋耘回忆，当时在作协十三级干部以上内部传达这个档时，非常机密，在一个密室里关起门来念，一个字也不能差的。出门以后，不许交谈，不许议论，更不许对外人包括家人泄漏。大家在听了传达出门后，一个个失魂落魄的，十分震动，脸色都变了，都没想到史达林时代杀人会如此惨烈。韦君宜家与黄秋耘住对过，当天晚上，韦君宜哭得很厉害，很激动，不住地说：“这是事实吗？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共产党内部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晚年，她的《思痛录》里，专辟一节“当代人的悲剧”来讲述她与丈夫杨述这一代革命家的的信仰悲剧，即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把对领袖的信仰来代替对主义的信仰，坚信列宁、史达林、毛泽东所说的一切，认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然而，最终是残酷的真相迫使自己对这种宗教似的信仰发生了疑问，最起码，这部“秘密报告”是让她“付出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
奇怪的是，当年中国的民主人士对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反应，到时十分平静的。据《徐铸成回忆录》回忆，当时统战部曾组织在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讨论，他与金岳霖、钱端升等人同组，主持会议的主席曾启发他们：现在“大和尚”出了问题，我们是“小和尚”，有了问题也可以大家议议。他曾去开过两次小组会，参加者一致认为，具体情况不同，我国有正确的党和英明的毛主席领导，一切是没有问题的。《吴祖光日记》中，像他这样的人物，到1956年底才听钱俊瑞代表文化部传达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但对“秘密报告”则是一字未提。
陈伯达在《最后口述回忆》中分析 1957年由整风转变为反右的看法：“中央当时作出反右斗争，与那个时期的国际形势也是有关联的。1956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印象是深刻的，担心中国有可能出现同类事件。同时，由于在各地的整风中还出现了一些反对苏联的言论，苏联方面提出质。这些情况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是有影响的。所以，党的决策发生错误，也是有历史背景的。我参加过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他在那次会议上对各地的领导人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当时很惊讶，怎么会‘时间比金子还宝贵’呢？人总是会说错话的，这样抓紧时间去专门收集错误言论，牵涉的人就多了。所以，反右后来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是有很大责任的。”此后，中苏论战也开始公开化，随着十年论战和“九评”的发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理论纲领也逐渐成熟，而邓小平则是这个写作班子总负责人。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对史达林企图将中国变成苏联的卫星国的做法不满，并一直加以抵制，但赫鲁雪夫“秘密报告”反对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却触动了他那根过敏的神经。为了防止“噩梦”在中国再演，毛泽东意识到“史达林这把刀子不可丢”，开始走上了一条与“赫鲁雪夫修正主义”相反的道路，从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到1964至 1965的“四清运动”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毛泽东为防止赫鲁雪夫道路在中国出现、为防止“苏联今天变成中国明天”的“噩梦成真”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因此完全可以说，赫鲁雪夫的“秘密报告”不仅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水岭，它以一种反作用力，让中国更加向左转，把中国推向了另一个集个人权力与领袖意志于一体、甚至超越史达林时代的道路。
── 原载 《动向》2006 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