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教授是近期才来到海外的中国著名学者。他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有着准确而又深刻的理解。这无疑将有助于海外华人知识份子对当代中国现状的研究。
引言
中共为了强化专制政治而进行的经济改革，日益明显地裸露出深刻伤害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利益的狰狞面目。中共官僚体制内部，以经济改革方向为触发点，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战也越来越激烈。
尽管争论的双方原则上都属于官办学者、御用文人的范畴，但每一方却又都竭力想让历史相信，争论的对方正试图把中国的命运引入黑暗。而事实则在于，新自由主义参与制造了今日中国的苦难，新左派则是昨日中国苦难的思想之源的残迹。
鉴于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声称自己是真理的占有者，并承担着拯救中国于社会大危机之中的历史责任，因此，对他们的争论作思想的审视，有助于人们认清中国走出社会大危机的正确道路。
一、概念的界定
自由，这是一个被众多缺乏真正学术智慧的庸人学者模糊化的概念。所以，在讨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之前，我们不得不费些精神，用尽可能简捷的逻辑，明确各项与“自由”有关的概念。
以人类近代史的起点为界，自由主义首先是从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生命哲学。自由的生命哲学抗争中世纪神权政治对心灵的专制和奴役，确认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理念，从而创造出属于自由人的人格。历史是人格的展开，正是这种自由人格引导人类走出中世纪的专制铁幕。直到今天，人类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运动，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自由人格的生命哲学理念。
自由主义的生命哲学造就的思想家群体，又以天启般的智慧，开拓出属于自由主义的政治法律学说。自由主义政治法律学说的实践，不仅为近现代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的形成，甚至最初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以公民个人所有权、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契约自由三项法律原则为支撑点。
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百年，虽然以物质财富增长的狂飙突进论证了自己的价值，但同时也出现了两项尖锐质疑其合理性的现象。一是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导致对雇工群体的各种非人道待遇，而这种人道灾难深深震撼了人类的良知；一是缺乏综合协调的众多个别意志推动的经济运作，周期性地导致予社会以巨大破坏力的经济危机。
与最初的自由市场经济伴生的人道灾难和经济危机告诫人们，自由的绝对性只能在精神领域实现，现实中的个人自由只有受到合理限定，才会与社会正义和社会运行必须的理性一致。
现实问题对初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引发了两类思潮，一类思潮彻底否定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的政治制度；另一类则是改良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
前一类思潮主要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基本没有能力形成现实的社会运动，而共产主义运动为祸百年，现已沦落为精神的破落户。
改良主义的思潮则生机盎然，结出丰硕的成功之果：通过各种劳动保障性立法，将契约自由限定在人道的范畴之内；通过维护公共利益之立法，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通过金融和相关法律之手，国家权力适度协调经济运作，极大降低了经济危机的频率和强度。
经过不断改良后形成的成熟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其符合人类追求幸福要求的价值。不过，需要指出，这种价值只有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政治法律制度背景中才能得到实现。
人类对幸福和正义的理解，如大海一样起伏动荡。成熟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们对国家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适度性权衡，对强调自由竞争与强调社会利益适度性权衡，也从来没有停止过。那种更倾向于自由竞争、减少国家干预、降低社会福利程度的经济学思潮，被归类入称作“自由主义”的或者“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范畴。
但是，无论“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还是反“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都属于成熟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框架内的理论。因此，自由主义生命哲学与自由主义政治法律学的论战物件是专制主义，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论战物件却不是专制主义，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价值体系内的另一种思想－－这是理解作为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的关键之点。
本文以下使用的“新自由主义”，除特别说明外，则专指一批中国经济学专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来的经济思想理论，这种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外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全面的模仿，或者说表面形式的模仿。
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做了什么
时间本无意志，但人的意志经常深深刻在某些时间点上。一九八九年就是刻满诸种意志的时间之柱。这一年因此在许多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分界，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主导的经济改革具有明显的超越经济领域的趋向。那是一种可能带动社会全面进步的经济改革。但是，具有社会全面进步意义的改革溺死于“六四”血海。“六四”之后，邓小平，这个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裁者的意志主导的经济改革，则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最终目的－－通过发展经济，维护中共上层权贵集团的极权专制统治。
“六四”事件使中共用伪善的谎言构筑起的政治道德基石彻底崩溃。政治道德的影响力丧失之后，专制政治便企图、也只能用利益收买人心。邓小平就是要通过经济改革为收买人心创造物质基础。
专制政治本质上是社会的天敌，权贵阶层必然要以对社会的全面压抑与掠夺，作为其特权存在的前提。因此，专制政治没有能力真正收买天下苍生。于是，邓小平以老政客的诡诈与精明确定，为拥有知识和拥有资本的两个最具能量的阶层，知识份子和商人，打开进入权贵阶层之门－－专制权力将主要收买知识份子和商人。
历史可悲地按照独裁者的意志运行。由腐败的官权、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或者说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御用文人构成的中共政治黑帮集团，是一只极为贪婪的政治动物。它唯一的意志就在于，依托专制权力，借经济改革之名，行攫取社会财富之实。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正适应了中共政治黑帮集团的意志取向。于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成为显学，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成为专制权力的新宠，御用文人中的显贵。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中共官僚特权阶层驾驭的经济改革，迅速建立起“完善”的权贵市场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以腐败的专制权力为主轴，以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无耻的知识之间的黑幕交易为动力，而它的天性就是要把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御用文人和官办学者组成的“上层一万家”，迅速地推上财富之巅。引领权贵市场经济运作的“经济改革”，则变成一支蘸着底层民众的血泪，书写不公正历史的罪恶之笔。而新自由主义文人，则是握着这支笔的魔鬼之手。
“六四”之后，中共经济改革恶迹如荼，现仅举概要，以明其恶。
以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增强社会竞争性的理念为旗帜，中共废止了原本就极其脆弱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中国最贫困的群体－－九亿农民，因此被完全排除在一切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外。
尤其无法容忍之处在于，由于医疗费用是按照中国“上层一万家”的生活水准为标的确定，就生活水准而言“上层一万家”处于九天之上，农民沦于九地之下，所以，农村原有的简陋不堪的医疗保障体系被新自由主义者借诸专制权力摧毁之后，农民根本无力承担医疗费，而成为“非医疗”群体，许多年老农民生重病之后，只好以自杀来结束生命。
教育产业化是中共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举措，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项明确体现。产业化十年，中国教育光怪陆离。学术腐败如雨后新竹，生机蓬勃；教学质量似黄果树大瀑布，一落千尺。学费高昂，底层民众多有卖血以筹子女学费；学术低迷，莘莘学子青春毁于大学。教授风流，常召妓以娱肥腹粗腰之身；学生无钱，不得不卖身青楼，以维持艰难之学业。
当历史有一日冷峻审讯：中国教育何以堕落至此。必有答曰：“官办学者为专制筹谋有功，教育产业化，便是官僚集团赏赐给官办学者的一块丰饶的“自留地”，以供其任意纵横，瞬间暴富。
住房改革是新自由主义者们奉献给中共经济改革的得意之策，也是历史必将记住的不公正的过程。
工薪阶层，普通民众，半生风雨，一世辛劳，或胼手砥足，或节衣缩食，所得积蓄，瞬息之间，便消失于住房改革，房开商的钱袋却与其便便之大腹，一起丰满鼓涨。每一个成功的房开商后，都有一个权势灼人的贪官，和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贪官为房开商攫取民财提供权力保护；经济学家为房开商刮食民脂民膏提供黑色的智慧。奸商、贪官、无耻文人－－三位一体，恰可成吸血之魔；三足鼎立正托起属于权贵的“太平盛世”。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被新自由主义者们誉为经济改革的“攻坚战”。事实已经证明，“攻坚战”的实质，就是腐败的权力通过新自由主义设计的改革方案，与奸商恶贾勾结在一起，合法地疯狂掠夺由工人的血汗凝聚而成的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在半个世纪间，由工人奴工般艰苦的劳作构建而成。工人极低的工资同他们创造的价值完全不成比例。只是过去国有企业为工人提供简陋的住房和公费医疗，还可使工人低质量的生活得到保障。
中共当局首先通过住房改革，废止了无偿住房制，工人不得不把终生积蓄拿出来购买遮风挡雨之所；随后通过医疗改革，废止了工人的公费医疗制度；最后，又通过改革“攻坚战”－－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由各级贪官主导，把国营企业以几十倍压低的价格，出卖给与贪官沆瀣一气的商人。商人又在幕后把其购买国企获得的超巨额利益，回馈给贪官。而数千万工人则由此失去了生活的唯一依托，成为被社会抛弃的人。
证券市场和所谓“现代金融管理机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经济改革的名义引入中国的。
十年沧桑，证券市场证明它不过是由经济学家投资知识，贪官投资腐败权力组成的“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社会效应只在于，通过黑箱运作把无数股民的金钱、渴望、焦虑和痛苦，变做投资者的财富与欢乐。
“现代的金融管理机制”则使银行演化成一种特殊机制－－通过银行的投资运作，储民的储金合法地转化成贪官与奸商钱袋里的财富和银行的金融黑洞。
纵观“六四”之后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无非害民、损民、欺民之策；新自由主义参予实施的改革计划，尽是残民、贼民、虐民之举。
贪官污吏出专制权力，奸商恶贾出肮脏的金钱，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首的官办学者出堕落的知识，共同构建起政治黑帮集团对中国的统治。政治黑帮集团垄断了权力，金钱和知识，底层民众则由此丧失了实际可能真正行使的基本人权－－现代中国专制体制下的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实已经冠绝古今。
十六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所作所为，可一言以蔽之：毁灭正义与良知；掠夺底层民众；强化腐败之专制。
然而，“魔鬼三角”之波诡云谲，不如人心之难测。同样欲强化中共专制的“新左派”，在痛苦的沉寂之后，竟对新自由主义发出思想决斗的挑战。这究竟是为什么？
三、新左派为什么仇恨新自由主义
新左派实质上是被邓小平打入冷宫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左派前冠以“新”，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时髦。在经济领域，新左派坚持认为，只有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才能为中共独裁专制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邓小平之所以把新左派打入冷宫，并非因为他们对专制的忠诚，而是因为他们对计划经济的坚持。邓小平早已意识到，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实践是失败的；苏联的崩溃则表明计划经济会导致专制政治的大溃败。作为一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相信，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可以用来为专制政治服务；既然事实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能有效地维护专制政治，那就应当通过经济改革，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以满足强化专制政治的需要。
邓小平，以及其后的江泽民冷落新左派，是由于新左派们颟顸顽固，不知变通，而邓小平到江泽民又赐给新左派比较宽松的生存空间，是因为独裁者明白，新左派心中雪藏着对专制终身不渝的依恋。
中共专制政治必须以计划经济为基础；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不过，在考察新左派时，不必太注重其理念，因为，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大都是心灵之外的存在。
新左派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坚持计划经济，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什么也不懂；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他们的衣食父母。如果离开以教授或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职业，新左派们就丧失了其唯一的谋生手段。可见，新左派的现实生存都要仰赖可能永远不会实现的共产主义。这是新左派坚持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根本原因。
在此点上，新左派远不如新自由主义者聪明。如果把邓小平、江泽民等独裁者比作狗的主人，那么，新左派就是蠢笨的狗－－它咬住一根已经没有肉的骨头，宁死不松口；新自由主义者则属于聪明的狗，它会适时放开无肉之骨，扑向另一块肥肉。
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刻骨的嫉恨之情，不是基于对中国命运的关怀－－崇尚给中国造成无数人间苦难的计划经济者，不可能真正关怀中国的命运－－而是由于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
新左派代表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过去长期处于中共政权的中心，享有政治显贵和精神显贵的尊荣。但是，自邓小平公开宣称“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后，新左派及其代表的思潮迅速退出历史中心，以致被彻底边缘化。与之同时，鹊巢鸠占，新自由主义以主流经济学者的名义，成为主导经济改革的理论新贵，并受到万众瞩目。一卑一亢，一落一起，世事沧桑，世态炎凉，新左派“怎一个愁字了得”！又怎能不于怀念往昔尊荣的同时，对专制者的思想新宠－－新自由主义嫉恨如仇。那种刻骨铭心的嫉恨，可有一比：恰似人老珠黄、鸡皮鹤发之大老婆，对撒娇卖呆、风骚俗艳之小老婆所有的嫉恨情怀。
新左派无新自由主义者的聪明机变，却也有政客的精明。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新左派虽然也作出过一些意志表现，但总体上处于蛰伏状态。他们明白，当其时也，新自由主义正获热恋，权势熏天，不可与之争锋。胡锦涛爬上权力之巅后，新左派如冬眠之蛇遇春雨而复苏，昂首瞪目，向天鼓噪。因为，新左派敏锐地意识到，胡锦涛，这个不学无术的前学生辅导员，同他们一样，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之外，什么知识也没有－－胡锦涛是他们的同类！
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论据中，包括了经济改革造成的人民苦难、巨大的社会不公正和权力的空前腐败，以及民族道德的崩溃，而这似乎为新左派赢得了政治道德的筹码。但是，新左派又以向毛泽东时代全面回归和重温计划经济之梦，作为中国命运的方向。这就使新左派论据中蕴涵的政治道德，在其结论中消失殆尽，荡然无存。理由在于，对于人民，毛泽东时代和计划经济乃是另一种悲剧，另一番苦难。
新左派以人民的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为论据，要求驱逐新自由主义，使自己重返历史中心。不过，这个要求注定只能是水中捞月。新左派代表的思潮已经完全不适应强化中共现代专制的需要，因此，不可能被中共权贵集团所接受。即便胡锦涛个人更宠爱新左派，情况也不会有根本变化。而作为一种为专制主义的生存殚精竭虑的思潮，天生只能通过专制政治的宠爱，来获得发展的前提。
不过，新左派将继续在狭小的空间中生存下去。中共权贵集团完全明白，新左派是专制政治的忠诚战士，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乃是何种方式最适于维护专制生存权之争。所以，只要中共极权专制的政治制度没有崩溃，新左派就不会彻底丧失生存空间。
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乃是中共暴政思想理论危机的一次爆发。它表明中共暴政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思想理论危机会产生、加速、或者强化专制的政治危机的效应，但是，无论双方在论战过程中表现出多少声嘶力竭的激愤，历史都不会真正严肃地关注这次论战。因为，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在最终的政治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为强化现代专制而生存与战斗。
对于中国，有历史价值的争论乃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争论。这个将决定中国命运的争论会在政治大变革的暴风雨中展开。
四、新自由主义的谎言
专制政治之下，历史常在欺骗中行进；被欺骗的人民总是怀着种种幻想，走向属于他们的社会悲剧，直至幻想破灭－－“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再次证明了上述历史的逻辑。
如果说中共独裁集团是这项历史性欺骗的总设计师，新自由主义以及政治改良主义思潮，就是谎言内容的编导者。
“六四”之后，由于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中共暴政处于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之中。面对政治危机，邓小平以及中共独裁者集团决定实施两个政治举措。
首先，为扩大中共暴政统治的社会基础，决定允许两个最具社会能量的阶层：知识份子和商人，进入统治阶层，从而形成由官僚、知识份子和商人共同主宰社会的政治黑帮集团。
其次，继续推行由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以改革的名义，为官僚、知识份子和商人攫取、掠夺社会财富建立“合法”的社会机制，从而通过物质利益强化统治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一是通过经济改革，为强化因政治道德基础崩溃而弱化的专制政治，提供经济实力。
毛泽东、华国锋时代，知识份子整体上处于地狱的最底层。或许由于绝大多数高贵自由的灵魂在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政治迫害中雕残了，死去了，而活下来的绝大多数是奴颜媚骨的小人，所以，一得到暴政意欲把知识份子纳入权贵阶层的信号，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便欢呼雀跃，毫无愧疚地背叛了良知，放弃了对真理的忠诚，如饥饿的乌鸦之群扑向腐肉一般，扑向暴政扔给他们的物欲和社会地位。同时，他们也竭尽所能地，以知识的名义，为暴政辩护。其中新自由主义者，即主流经济学者，最受暴政赏识。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种种观念，正为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欺骗世界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极为动人的谎言。这些谎言中最经典的有下列三项。
其一曰：经济改革最终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而完善的市场机制，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现在底层民众经历的艰难困苦，只是改革的阵痛；权力极度腐败乃是经济改革的润滑剂。
其二曰：国营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造，即各种方式的私有化，是实现完善市场经济必须迈出的关键一步。而最终目的的合理性，比国营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弊端更重要。
其三曰：经济改革将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强大之后，就会提出政治上的权利要求，整个社会便因此而逐步民主化。
除上述三项经典谎言外，新自由主义者们几乎用学术的文字，为中共经济改革导致的每一项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罪恶，作精致的谎言包装。他们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让底层民众在谎言描绘的幻想中，习惯于现实的苦难，无限度地容忍现实的罪恶。
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根本没有能力演进成自由市场经济。理由很简单：自由市场经济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依托，构成自由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主体平等的法律权利，公平竞争的法律规则，都需要由民主政治的法律提供。
中共专制之下，市场运作不可能摆脱腐败权力的控制，市场主体之间因此失去了实质的平等关系和公平竞争的关系－－与权力关系的亲疏决定着市场主体是否能取得特权，和竞争中的强势地位。所以，中共经济改革只能以崇尚腐败权力的权贵市场经济为归宿，而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就在于为权贵阶层以暴发的速度积累私人财富提供运作机制。因此，权力的腐败与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一致，只要权贵市场经济机制存在，权力腐败就会愈演愈烈。而与社会不公正相伴的底层民众的痛苦，也不会是“阵痛”。
国营企业的产权改造，不过是贪官、奸商、无耻文人共同组成的政治黑帮集团，为他们“合法”地抢掠国营企业－－几千万工人一生血汗凝聚起来的财富－－设计的“经改方案”。新自由主义者则力图让人相信，权贵阶层对国营企业的“合法”抢劫，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创造所有制的条件，即扩大私人所有权的范畴。在这里，新自由主义暗示：私有制等同于以民主政治为背景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个暗示是骗局。
中国历史数千年，实行的全是有自己特点的私人所有制，而专制制度就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邓小平对此看得极其清楚。他相信，中共独裁集团完全可以通过由贪官、奸商、御用文人掌握的权贵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财产私有化，来维持专制政治，而且这种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下的所有权模式，更有利于强化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
当今世界上，中国九亿农民乃是少有的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群体。在中国，土地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国家又是共产党的私产，而共产党实质上由共产党权贵阶层所控制，所以，共产党权贵阶层乃是中国所有土地的主人，是当代最大的地主。如果新自由主义者真认为中国私有化的目的是实现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他们首先应当推行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即把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的土地，分给农民所有，否则，剥夺了九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怎么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决不会这样作的。因为，土地一旦归农民所有，权贵阶层就再也不能把对土地的任意支配权转化为他们个人的财富了。这正是，权贵所不欲，新自由主义必不为。
亚里斯多德曾提出，中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社会最稳定而富于理性。新自由主义者便把这个理论演绎成前述第三项经典谎言。
一个理性、健康的中产阶级只能通过公平竞争的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产生，而中国的权贵市场经济唯一的结果，便是权贵们的豪华生活和底层人民的苦难，便是财富和权利的极端的两极分化－－这不是理论的推演，而是事实的证明。
在此情况下，权贵市场经济制造出的作为政治装饰品的所谓中产阶级，不仅永远不能成为绝大多数，因为，两极分化才是权贵市场经济逻辑结论；同时也不会向往民主，因为，他们不是公平竞争的产物，而是腐败权力的附产品。当民主与专制决战时，“恋母情结”会使他们远离民主。
谎言重重，遮天蔽日。新自由主义已然成功地欺骗了历史，而历史正在艰难地挣脱谎言。值此历史艰难之际，人们发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谎言，却正在政治范畴内最深刻地伤害着中国的命运。
五、新自由主义与政治改良主义
改良，还是民主革命－－这是现实对中国命运提出的无可回避的问题。
改良主义思潮论证，中共政权正在或者可以通过自我的政治改革，逐步由专制走向民主。民主革命意志则昭示天下，唯有通过全民的大反抗，以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构建联邦中国。
政治改良主义也试图欺骗历史，而被欺骗的历史必定与罪恶和苦难同在。为了挽救历史，必须撕裂谎言的铁幕。
中国为什么不可能走向政治改良之路？
中共建政五十七年，是用暴政的罪恶和人民的血泪书写的历史。中共官僚集团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必受天遣，不可饶恕。唯有通过历史性大审判控诉如山如海的罪行，被中共暴政虐杀的正义和良知才能复兴，死于暴政的八千万同胞的冤魂，才能不再诅咒这个冷酷的国度，并得到安宁。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于中共暴政已经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政治道德基础；历史只有通过对其罪恶的惩罚，才能回归人性。
与权力腐烂同生共长的权贵市场经济，使中共官僚集团堕落成只能听懂物欲召唤的黑帮集团。这个黑帮集团残存的主要政治意志，便是通过国家恐怖主义强化专制权力。因为，专制权力是权贵阶层荣华富贵之所托，生死存亡之所依。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于中共暴政已经丧失了民主政治改良所需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意志。
谎言可以欺骗历史，命运却仍然依照真实的逻辑运行。权贵市场经济运行十六年来，尽管御用文人、官办学者的谎言如火如荼，但诸种矛盾的积累却势如疯牛狂奔，不可阻止，早已超越了政治改良的界限。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于中共暴政制造的政治、经济、社会大危机，在呼唤民主大革命。
改良与革命之争，绝非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属于用温柔的，还是坚硬的方式否定专制之争。在中共暴政完全没有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改良能力和意志的情况下，改良主义政治幻想的广泛流播，只能迟滞民主大革命的进程，为专制赢得更长的时间；要求人民与暴政和解的阳痿的“智慧”恣意泛滥，恰可麻痹全民维权抗暴的意志，为专制赢得更大的回旋空间。
现代政治改良思潮是中共暴政生存权的辩护士，它存在的价值只表现为论证中共暴政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谎言，乃是当代中国政治改良主义的经济学上的思想之源；政治改良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学术谎言的政治延伸。
在西方，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是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学说，而自由市场经济又与民主政治如影随形；新自由主义被中国文人模仿到中国之后，竟成为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成为替暴政粉饰太平，欺骗人民的思想佞臣－－这个思想理论的悲剧的原因，可简而言之：“橘在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失去民主政治制度依托的新自由主义，便失去了基本的理论良知。
自由，意味着丰饶的精神内涵。“文艺复兴”运动涌现的“自由”，乃是创造自由人格、撞碎中世纪专制地狱之门的生命哲学；乃是崇尚人权，否定专制的政治哲学。或许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仅仅从文字的角度引发的同“自由”的相关性错觉，使得新自由主义在同新左派的论战中，赢得了更多同情。不愿深思的大众，往往倾向于望文生义。殊不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卫护的，并不是“自由”，却是“自由”的死敌，极端专制主义。这个现象正以可悲的方式论证了亚里斯多德关于形式优于内容的哲学理念。
心有灵犀，心意相通－－在新自由主义称谓的启示下，中国当代的政治改良主义者纷纷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有的干脆简称“自由知识份子”，以便盗名欺世，掩盖其专制主义文奴的丑陋之心灵。于是，在真正自由的心灵因其追求自由而被关入铁牢、被万里放逐之时，又出现了自称的“自由知识份子”与中共极端专制主义暴政和谐相处的奇观：“自由知识份子”以专制政治为衣食父母，又以制造和传播改良主义幻想回馈专制；暴政则以“自由知识份子”作为欺骗天下的政治花瓶，并给政治花瓶们充分的言论和行为空间，来表现其花瓶的价值。
如果林昭泉下有灵，得知被专制去势的精神太监们竟也不知羞耻地自称“自由知识份子”，她曾用青春的生命与暴政作百死不悔之决战的鬼魂，定然会悲愤得愿再死百次。
在一个谎言充斥的时代，所有高贵的概念都会蒙受侮辱。“自由知识份子”这个本应属于反专制战士的桂冠，却由于被一群同暴政“和解”的改良主义文人盗用，从而蒙受血也难以洗尽的耻辱。
当代某些自称“自由知识份子”的人们，竟争先恐后，热衷于充当极权专制的政治小妾，镇日里只顾假痴装嗔，撒娇卖呆，向独裁者求“和解”之爱，与暴政调“和解”之情－－只要想一想这种状态，贾府门外的石狮都会呕吐三日三夜。
盗取“自由知识份子”之名后，政治改良主义者便开始欺世。他们编撰了一系列改良主义政治哲学概念，尽管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智商离哲学意境的距离，如有限至无限一样漫长。
细数改良主义政治辞典，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特点：所有的概念都是，或者首先是对人民、或者是对被摧残与被欺凌者提出的要求，其中最触目的有五项，曰理性，曰中立，曰妥协，曰和解，曰多元化。
所谓“理性”，其实质就是人民受到暴政迫害、摧残甚至虐杀时，只能在体现暴政意志的专制法律枷锁内，绝对和平主义地表达卑微的不满。
所谓“中立”，其实质就是在垄断了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中共权贵集团荼毒天下苍生，掠取社会财富时，“自由知识份子”应当采取超然于利用国家权力犯罪的权贵集团，和被害的广大民众之上的立场。如果同被害人一道谴责犯罪，则违背了“中立”的要求。
所谓“妥协”，其实质就是首先必须放弃对暴政五十七年间所犯的奴役人民罪、虐杀人民罪、思想灭绝罪、信仰灭绝罪、酷刑罪、掠夺人民和社会财富罪等反人类罪行的法律追诉权，然后才可以同中共进行政治谈判，否则就是煽动仇恨。
所谓“和解”，其实质就是当独裁者还高踞于专制权力之巅，手握滴血的屠刀之时，诉求民主者必须谦卑地俯下身躯，去乞讨独裁者把“和解”赐给专制政治的受害人。而受害人则应宽容地忘却专制的罪恶。
所谓“多元化”，其实质就是在中共权贵集团以国家恐怖主义的铁血方式，剿杀一切非专制主义的精神存在和生命个性的时候，改良主义不去抨击中共权贵集团对多元化的血腥否定，却装模作样地要求人们预先肯定民主社会中中共也有生存的权利。
改良主义思潮竭力给人平和理性的印象，那种平和理性温柔得似乎永远不会放声大笑或悲哭，但是，认真审视改良主义的诸种观念便会发现，改良主义外表的温柔之下，隐藏着冷酷无情的锋芒。不过，锋芒所向，皆是抗争不屈的自由的心灵，而新自由主义，正在改良主义的锐利锋芒上刺目地闪耀。
结语
当今之中共暴政的本质，乃是对外开放型的现代奴隶制。绝大多数中国人被剥夺了政治选择权、精神自由权和其他基本人权，并被囚禁在专制铁幕之下；中共权贵阶层则用奴隶的血泪所创生的金钱，去收买各国的政客和资本家，为中共现代奴隶制的发展与强化，提供国际政治和资本的支撑点。
新自由主义以及政治改良主义则用改良的幻想，欺骗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从而迟滞了民主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使中共暴政得以数经危机，依然保持着行刑队一样真实的存在。
新自由主义欲用经济的高速发展，来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苦难和不公正也在高速积累，社会大危机也在高速积累。而问题的关键更在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表明社会进步。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和日本的经济也处于高速发展之中，结果经济的发展为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当前，中国正循着与上述情况相同的历史逻辑运行。
专制政治如果不能死于民主大革命，就必然从法西斯化和军国主义的转化中，寻找杀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血路。中共暴政一旦完成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转型－－这种魔鬼转型正在进行中，整个世界都将为他们对中共暴政曾经的“绥靖”，而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中国人则将为他们曾被改良主义欺骗，而噬脐莫及。
为了人类免于被中共暴政拖入万劫不复的战争灾难，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苦难和罪恶，一切热恋自由并关怀中国命运的人们，应当迅速铸成民主大革命的坚硬意志，并以果决的行动，把这一意志推向历史之巅。
中国的命运，人类的未来，都取决于中国民主大革命的成败。
（首发于《黄花岗杂志》第十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