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一次大饥荒饿死的人数，至今还是一个谜，官方羞羞答答似乎承认两千万，民间有四千万和八千万两个说法。这是颇具象征性意义的一个当代中国迷思：我不明白，在不搞清这个数字之前，那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成败、中共制度建设的意义、毛泽东功罪等等大问题的讨论研究（包括西方学院里的汉学界），还有什么事实基础可言？假如我们抹去纳粹灭绝营杀死六百万犹太人这个数字，那么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基准线会不会坍塌、而人类的精神及思想还有何种新的积累？
现代社会的第一个基础支撑就是数字，数字化的可能才是现代化的可能----不仅是人均GDP计算的可能，也是计算体制误错的可能，而中国现今这半个世纪，一直处在一个数字被蒙蔽的羞辱之下。这个蒙蔽其实就是蒙昧，因为八亿中国人（五十年代的人口）里，七亿人无法对另外一个亿里面的数以千万计的饿魂负责，这种负责简单地说就是把数字弄准确，再问一问究竟该谁来负责，这是起码的文明，不问或问不了，则这个民族离未开化并不太远。
外国记者调查中国的大饥荒
于是文明里面有人来问了，Hungry Ghosts（Mao掇 Secret Famine, Mirror Books）讲的是“中国饿鬼”，贾斯柏ܫ贝克（Jasper Becker）先生是英国记者，阅读他对东方一次大饥荒的采访、考证、梳理，让我感受到的首先不是他的训练有素，而是文明人的一种态度。中译者姜和平女士，是我和妻子在普林斯顿小镇居住多年一直保持往来的一位友人，她出身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应该对数字有特殊的敏感，但是，读了她寄来的她亲手翻译的中文版（香港明镜出版社，二○○五年十月），我才明白，她的翻译动机更是由于受到了贝克那种文明人态度的感召，一如她在记者访问时所说的，贝克先生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为大饥荒死难者建造的一座纪念碑，而能为这座碑做一点事，使她感到欣慰。
其实我知道，在中国民间，很早就一直有人在暗中调查六零年的大饥荒，但那都是一些分散的、零星的、底层的努力，常常被强大而无孔不入的体制轻易就粉碎了，所以几十年来都不可能有调查和研究成果浮现，一位著名的民间研究者丁抒的《人祸》，也是到海外才发表的，由此可以想见一个外国记者来做此事的艰辛程度。八十年代初我亦曾涉足这个领域，起因于偶然得见关于信阳事件的几份党内秘密文件，旋而试图实地察访，却发现处处讳莫如深，视为禁脔，无奈之下我将其束之高阁，几年后撰写《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二十五万字一路写来，行文至结尾处，描述那个神仙会之后的全国大热昏乃至大饥荒，其中有河南惨状之四页文字，就是以这几个秘密文件的内容敷衍而成。
中央处理的惟一地方饥荒事件
此番细读贝克的著述，知他搜集研究的大量饥荒资料中也有党内秘密文件，但似乎未见过我遇到的这几份----这大概是一组文件：主件是河南省委报给中央的《关于坚决纠正错误，端正政策，转变作风，彻底扭转局面，争取农业丰收的报告》（修改稿）；附件有三个，陶铸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讲话、关于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处理意见、关于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的处理意见。若问这场大灾难还会留下什么确凿证据，大概只有这几件书面文字了；若问数百万条人命的丧失为什么没留下任何民间记载而只有党内文件，则要究问那种特殊的极权社会形态了；若问大饥荒的善后为什么是一堆报告、讲话、处理意见，那就是我至今还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中共对饥荒的处理模式，生动地映射了它的制度性格，后者恰又是酿成饥荒的渊薮。
河南信阳事件在全国大饥荒中的位置之所以突出，是因为它对毛泽东的“奇理斯玛”（魅力领袖）热昏，当头泼去第一盆冷水，乃是大跃进冷却的一个转捩点，此其一；刘少奇周恩来等所谓“法理型”领袖，借此逼退老毛，以查办信阳事件而出台一套救灾模式，并启动了调整方针，此其二。大饥荒虽是全国性的，但中央出面处理的地方性饥饿事件，河南信阳可能是唯一的，其不了了之的结局，又显示即使在毛泽东自认犯了错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境况下，党内纠错的可能性依然是杯水车薪，徒劳一场，甚至，根据南京大学高华的分析（《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刘周等的此次纠错，恰是毛泽东后来搞“四清”以至“文革”的诱因，则梳理出权力博弈的最坏选项：在毛泽东的独裁之下，纠错的效果是导致更大灾难。这种选项，后来也为邓小平所继承，即改革路向最终选择了下下策。
信阳事件的几个文件的产生背景，也一片迷蒙。大致来说，就是饥荒、隐瞒、调查、汇报、决策、救灾、工作组进驻整顿、清算处理等等，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程式。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的陶铸讲话，已是尾声，若倒推回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闭幕，约一年半时间内，中国就死掉了几千万人，那么需要后人检视的，就不只是导致大饥荒的制度因由，更是一个制度的救灾（紧急动员）能力，以及它的拯救冲动首先是老百姓还是制度本身。
三次派工作组去信阳了解实况
北京得知信阳饿死人的第一时间，众说纷纭，似应在一九六○年四、五月间，不过官方渠道完全被堵死，饥荒消息乃由民间泄出，尤其信阳是个“老根据地”，农民们纷纷捎信给城里做官的亲戚，自然是老干部或军人，据说老毛的警卫士兵有原籍是信阳的，也收到家乡来信，但这都无济于事，最后是中共的监察系统居然尚未堵死，接到河南省检察院一个副检察长上报的饥荒消息，但河南省监委却不敢证实，于是中央监委和组织部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周请示毛之后，才派出一个工作组，组长是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赴信阳调查一个多月，至十月二十一日写出报告，二十四日由李富春上报给毛。这是北京第一次向信阳派工作组。在此期间，陈云恰也在河南视察，后来他建议紧急动用外汇进口粮食二百五十万吨，可知他看到的饥荒端倪，大概已颇惨烈。
陶铸那个讲话严厉申斥河南省委“捂盖子”，有这么一段话：“少奇同志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中央派先念同志，震林同志，派检查组来，都反映河南的问题揭不开，中央很忧虑，......省委发现信阳问题，反而提出枪毙马龙山、开除路宪文的党籍，想以此来掩盖错误，少奇同志很不满意，他说：我对河南省委不信赖了。......中央又决定派李先念同志、王从吾同志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一同来河南开会......”。由此来看，中央工作组竟有三次之多。
《饿鬼》第八章“河南的谎祸”写道：“饥荒直到一九六一年初，三万解放军官兵奉命进驻信阳地区后才告结束。军队打开了国家粮库赈济灾民，逮捕了中共信阳地委领导。军队在当地驻扎了三到四个月的时间。”这应是第二次“工作组”，此次皆云李先念率军赈灾，因为信阳当年属于红四方面军的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之一部分，派这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去，有利于安抚，从上文陶铸所言，赈灾者应还有谭震林。亦据八十年代我在河南采访所得，信阳有京广铁路贯穿，当时李谭二人调来满载粮食的车皮沿铁路一字排开，这才发现地方上没有卡车运输能力接续下一环，于是紧急调来全军唯一的汽车团，卸下粮食朝各县城运送，而县一级再往下，不仅没有运输能力，也无公路了，所以赈灾实际效果只到县城，下面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则是听天由命的。
将大饥荒罪责推给“阶级敌人”
贝克先生笔下这一段文字：“据亲历者回忆，在潢川县，当军队向灾民发放救济粮时，虚弱已极的人们只能缓缓地爬行着去领取。有的人就在爬到离救命粮咫尺之遥的地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全是事实。当年我在信阳采访时的感触是，假如有可能统计，信阳有几成人实际上饿死在救灾开始以后，这个数字将非常惊人。这也显示中共尚以战争手段治国，党和政府都是一个军事集团。
出了天大的事情，谁的责任？中共拿下江山不过十年，此刻却凭空又跳出来非常阴险的一个“阶级敌人”，请看河南省委当时给中央的那份报告怎么说：
“河南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O年春季，以信阳地区为主，在全省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区出现了大不好形势，发生了极端严重的情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阶级敌人利用两年来灾荒所造成的困难，利用省委常委在执行政策上‘左’倾冒险的错误，用打进来、拉过去的阴谋手段，实行反革命复辟，篡夺了一部分县、社、队的领导权，向贫下中农进行最残酷的绝望性的阶级报复。在这样的地区，组织大多数烂掉了，阶级斗争最激烈复杂尖锐，一时敌我矛盾占居了主导地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恨，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阶级敌人破坏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毁灭人上，他们用种种最残酷的手段，活活把大批人累死、饿死、打死，其状之惨事难以想像的。牲畜大批死亡，土地大量荒芜，农具大量损失，房屋被扒毁很多，有的地区（如信阳的光山、固始、商城、正阳、息县等地）所遭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灾难。”
这是一个奇特的文本：悖违常识、事实，和使用生涩语词，都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但“文革”就在四年之后，由此便可以看到荒谬的起承转合了。“大不好形势”、“打进去、拉过来”，皆为典型的毛式语言，衬垫着极为硬性的意识形态桎梏，大灾荒之前就是老毛发动掀起的“大跃进”，亩产万斤，大炼钢铁放卫星，乃是“大好形势”，谁敢说“形势不好”就是右倾，所以如今饿死了人也只敢修饰那“大好形势”于“大不好”而已。情理上的通顺，则是共产党无所谓的，比如“阶级敌人”如何利用得了“省委常委”？因此四年之后国家主席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也是顺理成章的。在河南及信阳“向贫下中农进行最残酷的绝望性的阶级报复”、“毁灭人”的，是中共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们，这份报告的后文提到：“全省撤了四十个县委书记，集训十万人，逮捕法办八千多人”，这些其实也是李先念赈灾的内容之一，所以他受命后，先调集两个师把信阳围个水泄不通，然后才赈灾。
毛将饥荒定性为“地主阶级复辟”
“前敌总指挥”李先念搞定第一步后，接下来是中央派出的第三个工作组前来兴师问罪，钦差大臣是中南局书记陶铸、王任重二人，他们受命于刘少奇，来河南召集省委扩大会议，我所得见的那一组文件，便是这个会议形成的。河南省委的报告自然不是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写得出来的，他已是待罪之身，报告无疑是陶王二位钦差的手笔，清算了你还要以你的名义留下文字，真乃共产党一绝。
陶铸说：“在河南省有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是一九五九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第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虽然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扭扭怩怩，不忠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看来，党组织最在乎的损失，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它的纪律没被执行，这种体制性格，要说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可是共产党难道真的不明白，“组织”若不被监督，怎么会有纪律、怎不“烂掉”？而且罪责终究会由“阶级敌人”去承担的，那谁还怕犯错误呢？
别看陶铸口口声声“少奇同志”，似乎刘少奇主政很显赫，其实那个副主席的心思只在如何给老毛留面子，而捅下漏子的毛泽东，已经给这个漏子定了性，那是一个他可以信手拈来的“敌人”，随时随地备用着，这也成了一个“共产党传统”，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土改才几年？农村地富阶层早已被镇压成粉齑，却还可以拿来当垫背。他后来也批转了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称赞是“好文件”，于是处理“信阳事件”出台的政策，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民主革命的补课”，以整风（阶级斗争）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到此，“文化大革命”已然埋下伏笔，连理论和话语的雏形都预备好了。文革过后，刘少奇没逃过劫数，邓小平却被老毛留了活口，自然也是要他多少继承点衣钵的，所以后来天安门闹出事来，老邓也去信手拈来那个“敌人”，可不太方便之处，是他接受“文革”教训此时已经宣布“阶级斗争结束”了，竟只好临时编个新词“长胡子的”。
事件的最后处理全部不了了之
既然有垫背的，清算怎可认真起来？所以党内斗争虽残酷又常沦为儿戏。河南省委舍卒保车，拿一个县委书记的人头和一个地委书记的党籍向中央作交代，惹刘少奇大怒，他主持罢免了一批饿死人严重省份的省委第一书记，如河南吴芝圃、山东舒同、甘肃张仲良、青海高峰等，也打算逮捕法办一批地县干部，以挽回共产党的威信，可老毛那头不舒服了，竟以中央名义表示：“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陶铸王任重在河南，也是“风声大，雨点小”，起初给事件定性很重，对死了上百万人非常震惊，多次讲过不杀几个干部不足以平民愤，也内定将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判处死缓，工作组并对这两人罪行详细取证，形成文件，但是到六一年四月间，调子就渐渐降低了，先是陶铸不让下面再报死亡数字，说再这样统计下去，对整个党的威信和形象越来越不利；接着他就不让大家再提庐山会议以后的问题，说他同刘少奇通了电话：“少奇同志提醒我们，庐山会议是一个界限，不能因为出了信阳事件，就否定庐山会议的正确路线”。后来陶铸的几次讲话，明显地为吴芝圃开脱。
信阳事件的处理，最后不了了之。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任第三书记，并且一直是中央委员，“文革”中河南群众去广州找他算帐，受到阻拦，后来在广州病死，一九七九年中央还为他正式补开追悼会，称他受“四人帮”迫害而死。马龙山后来也没有被枪决，据说是毛泽东定的原则，“信阳事件”一个不杀，因为责任在他自己。路宪文一直被关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文革”后还活着，居然乘着平反“冤、假、错”的风头，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陶铸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
我不知道，胡耀邦这样的“好共产党人”，难道真不觉得，从刘少奇的救灾到邓小平的改革，其实都不是在拯救百姓，而是拯救他们这个党？毛泽东强逼几亿中国人跟他玩“共产主义”大实验，后来搞砸了，刘少奇队以务实救急，此务实的精髓也在“救百姓才能救党”，所以“法理型”通晓权力胜于“魅力型”，但并未进步一寸；后来老毛又强逼全党跟他玩“文革”大实验，也搞砸了又有邓小平救急，这回便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他们就会拥护我们”，此“改革”无非刘少奇救灾的翻版而已，但这个党只要活过来，天下依然难过，于是八九血光之灾以降，中国虽经济腾飞，却是香港政论家陶杰所说的“血肉盛世”：
“圣诞树是中国制造的，买来一棵，搁在客厅的一角，彩球、电灯泡、小手杖，一棵圣诞树亮晶晶，细看下来，圣诞树上挂着的，是河南民工的断臂、髑髅和手指。”这倒叫人想起邓小平另一句话来：“只要他们日子过好了，就会忘掉一切的。”他实在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而这个党的存活所需要点熬的，不是天然气，也不是石油，而是民脂民膏。
(开放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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