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六卷,还学了西洋的测量、水法、天文诸学,以之用于屯田、盐务诸事。守旧的人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用处,他说这是根本的学问,“不用之用,众用之基”。事实上,在向传教士请益的过程中,徐光启在脑中已不知不觉地有了近代科学的思维。
他皈依了基督教,在当时是一惊人之举。徐著述甚丰,文章写得很好,他是“经世致用”派,作文都有一定的实用目的,极少为文而文;在有明一代著名的文章家中,他排不上号。最能表达他的精神的,应该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辨学章疏》。
当时正是礼部尚书沈漼在阉党支持下迫害传教士和教徒的时候,晚明社会上上下下掀起一阵排教风。诚然,传教士中有些人的行为激起了民怨。可是徐光启结交的洋人,都是些正人君子,学有专长;但这些人也给一锅煮了。
据《辨学章疏》,沈漼上送给皇帝的“邸报”说,传教士们“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徐光启说,这“信向之者”分明指的就是我,所以必须说说清楚。他不但不回避,而是迎上前去,理直气壮地写道:这些洋人“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意思是说,跟这样的洋人交友有什么不可?
徐光启向皇上提出了三条“试验之法”,看看这些传教士是些怎样的人。第一,把一些有名的传教士召到京城,遴选几位内外大臣,同他们一起翻译“西来经传”,凡是事天爱人、格物穷理的论说,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下及天文、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的知识,一一编译成书,让大家讨论,定其是非,如果都认为是“叛常拂经、邪术左道”,便立即斥逐,我徐某人甘愿承受“扶同欺罔”的罪责。第二,让传教士们和有名僧道当面辩论,同时命令儒臣共同议定,如确认这些人“言无可采,理屈辞穷”,便立即斥逐,我也承当应得的罪名。第三,如果译书一时难以完成,又找不到合适的僧道同他们辩论,可以叫他们简略地浓缩成一本书,如果发现他们荒诞悖理,不足劝善戒恶、易俗移风,也立即斥逐,我同其罪责。
《辨学章疏》的最后一段有几句话讲得恳切而又沉痛。他说,我属于衙门后辈,这些洋人的去留,与我有什么相干,只是觉得他们提出的种种道理,多是有利于国家致治的好主意,所以我作臣子的,“有怀不吐,私悔无穷;是以不避罪戾,斋沐陈情”。
全文洋洋洒洒,卓有一泄千里之势。结果“御批”照例三个字“知道了”。
徐光启的思想在晚明社会是非常“超前”的,坚持他所该坚持的主张,有股子傻劲、韧劲,一个劲儿地上条陈,他留下的文稿中,奏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送上的东西大多被泼了冷水,而且阉党羽翼下的官僚们千方百计地制造麻烦,一般的士大夫也远没有他那样的见识,率都明哲保身,胆小怕事,畏惧阉党淫威。
徐光启那样热心于吸收和传播西方的科学,用了那么大的力量翻译《几何原本》等书,身体力行地搞科学实验,可是他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除了他最亲近的二三个朋友外,响应者寥寥无几。徐光启仅有的那点儿科学头脑既形不成规模,也没有人继续他的事业。他越近晚年越觉失望,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说徐光启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太超前,他无法抵御浊浪滚滚的时代。
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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