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停刊，主编李大同发表公开抗议书，向新闻界、法律界、知识界和广大读者呼吁。此事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抗议中国政府、支持《冰点》周刊和李大同先生的呼声如潮似涌。
中共当局操纵媒体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不是新鲜事。《南方周末》整肃、《新京报》整肃、互联网整肃；再远一点，“六四”后，中国报界鸦雀无声，唯高呼拥护平暴，连香港、美国的某些中文媒体开个天窗、有点异议，也遭封撤换；八十年代，刘宾雁先生说什么了？讲了几句有限的真话，就被开除流放，客死他乡；再往前，还有文革中的遇罗克、杨小凯、张志新，再再往前，就是那上百万的右派，反右不就是要消灭不同的声音、异议吗？其实，那还不算异议，只是“同议”中的变奏，让“歌声”更美好。更远，还可以想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丁玲……。如果翻过国界，那一边就有布哈林审判。就是今天，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元月26日) ：“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在网上发表文章，于９月底逮捕，消息近日才传出。另外，同样因言获罪的《福州日报》记者李长青，星期二被判入狱三年。”而我手下一篇有关杨天水再入狱的文章还没有写完。从来如此，这是制度和“传统”。
控制舆论是极权政治的主要手段。没有言论控制，就没有极权统治。暴力和“神话”是极权的两大支柱。有人说，在极权国家，只要有份自由报纸，就能将其颠覆其统治。一点没错，极权国家，只要讲出真实，“神话”即瓦解，权力即倒塌。于极权，真实就是洪水猛兽。为什么取缔“民主墙”？为什么反自由化？极权要维护“神话”，因此一定要控制言论。
因此，我对《冰点》停刊并不感到意外。李大同主编说，他们“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他披露：“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 党’”，“《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
的确，如果肯定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共产党往那摆？ 如果肯定台湾，那么该如何看待苦难重重的大陆？ 如果称赞胡耀邦，那么当初为什么要把他赶下台呢？应该说对袁伟时发难，也不是幌子，因为如果认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那么中国教科书虚构的神话就将被清算。而这个权力合法性就来于这部神话。如此看来，《冰点》周刊是非停刊不可了。
这件事触动我的，不是停刊，而是《冰点》作为体制内中央直属媒体，它的自由倾向，对权力的抵制，对真实的进取。事件发生后，主编李大同发表公开信，向全社会呼吁，抗议个别高层、中宣部和团中央的非法行径。他愤怒地谴责，对于他们“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 “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他最后指出，“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
历史到底是进步了，并且继续在进步，无论怎样刁难和阻挡。八十年代，体制内媒体中持良知讲真话的，只是刘宾雁等数数不多的个人，反自由化，说反就反， 不满同情都只能在私下。但现在刘先生这样的报人越来越多了。即使仍有种种控制，人们所为有限，但传媒的是非标准，在报人和公众的心目中也还是确立了（尚不“合法”），自由、真实、说真话、不屈从权力、有独立见解，这些已深入人心。李大同先生能为《冰点》停刊公然抗议呼吁，除其个人的勇气良知，还因为他知道新闻界、法律界、知识界、广大读者会支持他，站在他的一边。除了权力之外，没有人不清楚媒体应该独立、自由、真实，反之媒体受使于权力则是耻辱。就算眼下广大报人还委曲求全，但他们心里却明白。通讯进步，互联网普及，权力再想闭塞人们的耳目，将人们分割为黑暗恐惧中孤零的个体，也绝无可能。李大同先生的公开信传遍世界，从种种渠道抵达民众中。
想一想，《冰点》事件如果发生在五十年代会怎样？发生在八十年代又会怎样？停刊事件让人愤怒，但它的另一面也让人欣慰。李大同先生的公开信是个标志。中国进步了，这个进步是中国知识界的进步、是新闻界法律界的进步，是读者和民众的进步。民主的大潮是水漫金山，谁挡也挡不了。看一看，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天安门母亲、蒋彦永、高智晟、郭飞雄、独立笔会、家庭教会、《南方周末》、《新京报》、《冰点》、太石村、汕尾，尽管有血有泪，曲曲折折，但我们的前面是不是也明亮些了呢？
什么是中国的希望？ 那就是权力之外，人们心中判断是非曲直的良知。《冰点》周刊的取向，李大同先生的勇气，说明中国社会蕴含良知。刘晓波在“读李大同公开信有感”中说：“道义在民间”，“在自由民主已经变成主流文明的当今世界，我相信，卑鄙不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而是卑鄙者的自掘坟墓；高尚也不再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是高尚者的通行证。”
李大同先生的公开信中，使用了两组术语：“职业报人”和“社会公器”。其实，这两点就是改革“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的出路，或说是中国未来新闻业的希望。一个“报人”无论他属于什么党派，信奉什么主义，取何种政治，他遵循的责任首先是新闻的职业道德，即客观、真实、诚实地报道，富有勇气、不屈从任何权力与压力。而媒体是社会公器，责任对象是社会，而不属于权势、党派和个人。媒体是现代社会的信息纽带，其只有属于社会，人们才能真实地生活于社会。这样应该是一条铁的定律：任何权力、党派、集团、个人都不得操纵新闻－－就像任何人不得操纵股市，否则社会就将丧失其真实性和现实感，而导入虚拟，其结果将是灾难。历史已有太多的教训。
李大同先生被正告，“除通报批评外，还要做经济处罚”。他的公开信发表后，处罚还将加码。他已经做好撤职的准备，但我们不知道更严重的是什么。我们支持他，更多的人站在他的一边，他就更安全，中国就会更进步。进步总会有代价，中国的新闻由毛走到今天，经过无数人的奋争和努力，包括“八九”，包括刘宾雁、李慎之，包括民主墙，包括遇罗克，以及百万右派，还有仍在狱中的师涛、杨子立、张林，监视或不监视的自由作家，还有海外的流亡者等。
权力的本质是不断扩张强化权力，因此对于权力必须迎头制约，而新闻自由就是选在权力头顶的监视器、驯兽师手中的鞭子。历史之车，需要权力来服役，但是必须要给它套上夹板和嚼子。《冰点》和《冰点》停刊事件还会不断发生，报人遭受处罚和公开抗议也将会更多更频繁。这些说明权力对社会的强制，但也说明中国的希望在生长。极权与民主的首要冲突是言论自由，民主是从这一步开始建立，极权也是从这一步开始瓦解。历史在进步，人们仍在努力，并且也还将偿付代价。
转载于：《人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