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的去世，是叱吒风云于文革的四人帮的最后死亡。官定所谓“王张江姚”四人帮之王洪文一九九二年八月病死于保外就医，五十八岁；张春桥一九九四年死于胃癌，七十七岁；江青一九九一年五月自缢身亡，七十八岁；姚文元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因糖尿病死，七十四岁。被称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中，姚文元是最有知识份子特征的一个。王洪文是上海纱厂工人出身的造反派头目，江青是上海小明星投靠共产党嫁给毛泽东的山寨夫人，张春桥虽是文人出身，但二十岁到延安之后，就变成中共的文化官僚和高干。姚文元虽然十六岁就加入中共，文革时亦官至政治局委员，但他一生都以写作为其主要的活动手段，并以这种直接诉诸于文字的方式发挥其影响力。
依附权力效忠暴君的最高典型
姚文元没有超越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共造反夺权，占山为王数十年间不乏这样的知识份子为其罗致效劳，最典型的有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这一类，但在六十年代起到毛死这段中共最疯狂暴虐的时期，以文人知识份子面貌投入而声名大噪者，当属姚文元。以中国读书人依附于权力为最佳出路的典型中，姚文元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前面提到的陈胡邓田，虽为毛打天下披肝沥胆，但都为毛所弃，就如蒋介石文胆陈布雷，最后以死谏为人生结局，李闯王的谋士李岩最后被谗言杀害的命运一样。姚文元最终的下场虽然也是身败名裂，刑囚二十年之后，软禁十年而死去。但从来没有一个知识份子像他那样，在一场空前的浩劫中，影响了数亿人的生死存亡。他已和暴君一起遗臭万年。
姚文元出身书香之家，父亲姚蓬子是上海左翼文化名人，他因之十六岁就加入中共，携墨笔一枝投身新政权的宣传工作，反胡风一篇文章而受毛御赏。到反右时，二十五岁的姚文元已是深谙中共政治权谋的一头猎犬。刘宾雁曾回忆一九五七年去上海采访工潮时，会见过姚文元，欲从他那里了解一些上海动向，但姚对刘的问题，一概不答，令刘宾雁十分诧异，不久，刘陷入阳谋后，方知姚的厉害。姚如此潜沉爬行十年，终于上了毛江贼船，衔命书写批《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引信人物，六六年迅即上位，再为文革领导人之一，行走于旗手江青左右，鸿文数发，批三家村、打陶铸、直到批林批孔，造反秀才王关戚一批批倒地不支，唯有他屹立到最后，在预谋拥江名单上出任毛死后党的副主席。
毛后中国知识界的分化
毛时代过去三十年，共产党天下不变，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份子仍然循着千年古道，在皇城脚下捧着红色饭碗求名求利，体制内追逐权力和荣华富贵者仍是一条充满诱惑的阳关道，然而没有出现一个“姚文元”。时代变了，文章治国、社论治国，已不可思议，至少大打折扣，因而，姚文元成了绝响。
今日中国知识份子已呈现和姚文元那个时代很不同的景观，知识份子不再是“臭老九”，他们的阶级标签也不再有效而享有四九年以来最好的待遇和机会。他们受到朝野的尊重，特别是有专业成就的精英。但是，在一党之天下，知识份子政治上仍然不可能有独立的追求，包括在公开媒体上的言论自由。毛时代的恐惧遗产（祸从口出，免谈国事）的继承者，路走两边：或是对政治敬而远之（许多知识份子的子女在美留学都回避社会人文学科）或是跨进衙门，为官从政，归顺体制。拒绝恐惧的知识份子便形成一个体制外群体。这大抵上是网路普及之后的现象，网路成为体制外的主要载体。而体制内知识界由于其数量庞大和后极权主义的特征，也开始出现分化和异端。
可见，从姚文元以来，没有说清的话题仍然是：知识份子和政治的关系。其实，这不仅于中国，于香港台湾，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滔滔不绝的话题。数不清的名人大家都在给知识份子下定义，而其中避不开的焦点就是知识份子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
知识份子与公共知识份子的歧异
公共知识份子（又称公众知识份子）----就是一个近年热炒的话题。引起议论的是，继前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选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份子五十人名单后，去年十月英美两家严肃杂志《前景》与《外交政策》也选出当代百名公共知识份子（有五名中国人入选：高行健、樊钢、哈金、郑必坚、王缉思）。这两次中外评选，给公共知识份子下的定义，都包含“参与公共事务、有社会影响力，和具备专业与学术背景”这些成分。
其实，这种议论与评选，无异于知识份子的“选美”，和选富豪排行榜并无二致，没有回答知识份子最关切的问题，所选人物大多是媒体宠儿，名笔名嘴之类。南周则规限公共知识份子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这样的公共知识份子，岂不是如选优取胜一般？并不适用广义的知识份子定义。另一方面，众多权威者的知识份子定义中都包含“独立批判精神”，“社会批评”之类的要求，否则，不能叫做知识份子。这样，公共知识份子与知识份子又已相差无几。
在我看来，这样定义知识份子并不科学，也不现实，应该回归一般的传统的定义：知识份子就是具有一定知识和专业素养，有别于传统的工人、农民等体力劳动者的脑力工作者。这是简单而明确的界定。毛泽东、姚文元，我们可以骂他们是暴君、文痞，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是知识份子。儒学大师贩卖妇女，香港教授成为美国通缉犯----他们是不容置疑的知识份子。而大量不上媒体、不闻窗外事的科技专家，又难道不是知识份子？他们的专业成果对社会的影响力可能不小于能说会道的名人。可以对知识份子寄托一些社会的期待，却没有必要整体地美化、拔高和理想化这个社会群体。而在社会文明不断进化的当代，拥有专业知识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市民化，要求他们，无异于要求社会。现在，更重要的是探讨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知识份子的争议。
不应将“批判精神”绝对化
首先，关于“独立精神”。前大公报标榜的“不党、不群、不盲、不私”，可谓中国化的独立知识份子的一次标志，今日各家媒体也无不以独立相标榜。虽然后来大公报已是著名的“党报”，不说独立之难，以此励志，总是好事。但以具有独立精神作为知识份子的资格之一，未免苛求。殊不知在自由如香港，也有老报人独立办报成功的金庸出来坦陈香港报界的言论要受老板控制（虽然不受政府控制），说出一个冷酷的事实。
再说“批判精神”。这是很多“定义”要求于知识份子的一条准则，影响极大，似乎无可非议。前述英美评选公共知识份子的第一名就是一位“批判大师”，七十八岁的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退休教授乔姆斯基（Noam Choms ky）。北京人民网称他是“最伟大的知识份子”。他是美国知识界的左派领袖，“反美”几十年不停手，九一一举世谴责恐怖主义，他说美国才是恐怖主义，二战后的美国总统都是“纳粹”，要送上绞刑架，美国比苏联、赤柬、本拉登更邪恶……台湾也有几个乔式人物，乔姆斯基在香港却成为嘲笑的对象，CUP骂他是美国 “头号左仔”。乔姆斯基在欧美知识界受欢迎，反映不顾理性判断的反权力、反政府、反全球化已被鼓吹为知识份子的“天职”。
乔式现象带出的问题是，完全否定权力在人类社会的必然性，是不是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令人莫名其妙。文明社会今天的基本价值观是争取一个相对合理的权力体系，对权力乃至对任何目标的批评应该是理性的。乔氏现象不是乔姆斯基的伟大，反而是美国的伟大，一个完全容忍这种已达颠覆性的煽情言论的社会，战后的强盛与进步有目共睹。
事实上，人民也好，知识份子也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批判否定一切的诉求，而是在批判中保持一定的理性选择，选贤与能的民主制正是如此。唾弃对权力的依附，厌恶姚文元式的为虎作伥，绝不等于认同知识份子追求超然的个人清高和社会的乌托邦化。知识份子也是凡人，过去与今天的许多大恶大奸，不乏学贯中西者（看看杀人如麻留学法国的赤柬头目波尔布特吧），今日台湾的反叛大师可以一夜之间变成暴政的座上客，批判也者，其价何在！
有爱有恨积极入世是光荣选择
最后，涉及知识份子从政的角色定位。尽管今日各国已有庞大的科技知识界，容纳无数科技人物，而与政治无缘。但“技术官僚治国”战后迄今仍盛行不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更是典型。除了毛式恐惧后遗症外，知识份子参政或治国者已是知识份子报效国家回馈社会的光荣之门。但是，有一种观念认为知识份子一旦从政，成为政党成员，势必丧失其知识份子的公正与独立，甚至也就丧失了知识份子的资格，变成为政客。
然而，这正是前述“批判”议题的延伸，如果我们不是选择“唯有批判高”，而是爱恨分明，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怕“沾锅”，投身于你认同的向往的潮流、运动或政界，贡献你的知识与智慧，又何咎之有？参政，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民主政体中，知识份子可以凭藉权力贪赃枉法，同流合污，也可以凭良知做选民的代表，人民的公仆，虽位高禄厚，何愧之有？从事政党政治的知识份子未必下贱，特立独行的知识份子未必高尚。这是有无数显例可以证明的道理。
总之，笔者认为，中国知识份子应该以姚文元之流助纣为虐而身败名裂为训，既要摆脱对专制强权的依附，也要扬弃士大夫式的孤傲清高，积极入世，投身于中国亟需人才的政界，以知识份子的智慧和理想主义去改革政治，推动中国现代民主早日实现。
－－作者为《开放》杂志主编
来源：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