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不得掏邮费，这个叫刘强的川籍民工像傻根一样揣着血汗钱坐火车回家，把钱分别藏在内裤、袜筒等好几个地方，但火车十分拥挤，他时时小心着自己的口袋，生怕被人偷去，不敢睡觉也不敢吃饭，就这样过了两天两夜，由于长时间精神高度紧张，他神情恍惚，感觉车厢内的人都像小偷，在盯着他的血汗钱，精神几乎崩溃的他最终在极度恐惧中爬上了火车顶。在急驰的列车顶上，寒风呼啸而过，他几乎睁不开眼来，浑身冰凉，手臂麻木，想回到车厢里又回不去了(1月24日《东方今报》报道)。
这个极端的现实让我们看到了民工极端的不安全感。就像水总往低处流一样，社会中那些最不安全的东西，毒大米也罢，地沟油也罢，列车治安也罢，最终总会压到最弱势的人－－比如农民工身上，在血汗钱安全到家之前，他们时时面临着这些不安全因素的威胁，稍有不慎，血汗钱便带不回家。
面对这些压力，很多时候，他们的抵抗武器只有自己的身体，血肉之躯是自己惟一的资本，也是惟一值得信赖的东西。所以，许多民工会选择随身揣着钱回家，钱贴近自己的身体才觉得安心；坐火车时，钱会藏在贴近自己身体最敏感的部位，方才觉得放心；当感受到其他威胁时，就会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血汗钱的完整－－这便是一个农民工的身体政治，这一切都表现在了农民工刘强身上。
有人会说，刘强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压力的，他可以选择把钱通过邮局寄回家，如果感觉到小偷威胁的时候，可以向铁路警察求助－－且慢，别忘了，他是一个农民工，他会很在乎那点儿邮费，而且，他的老家不一定会有邮局，那样取钱会很不方便；一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民工，仅仅感觉不安全就去求助，会被骂神经病的。以身体为资本是最原始最本能的自卫方式，现代文明的进步正在于对身体的解放，以许多工具替代了身体。可在我们这个有着巨大发展鸿沟的社会中，一些人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便捷与高效，另一些人不得不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中，一切只能依赖自己的身体，在陌生与恐惧中，他们也只能依赖自己的身体。
随身揣钱回家只是农民工身体政治的一个表现。其实，身体政治表现在农民工生存的方方面面。他们没有知识，是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挣得血汗钱；他们生活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当无良老板拖欠他们的血汗钱时，他们爬上那高高的塔吊，也是用身体来讨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身体政治的极端，是“匹夫之怒，伏尸二人，血溅五步”，比如阿星、王斌余等人的选择。面对种种现代性压力，法律、知识、警察之类武器，都属于现代文明，他们无能触摸无力把握，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用最原始的方式捍卫自己所得。
除了自己的身体，血汗钱藏在哪里会更安全？我想，刘强在精神恍惚中爬上火车顶时，心中一定苦苦地想着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