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年龄没有读过巴金，可能和我的心性有关，在1980年代初读书时，要考现当代文学史，老师们总要求背革命作家“郭（沫若）、老（舍）、曹（禺），鲁（迅）、巴（金）、矛（盾）”们的生卒年与主要作品而刺激了我的逆反，更让我受不了的是当年不时出现在报刊上巴金和冰心两个“世纪文学老人”弟长姊短的煽情，特别是他在那部“蘸着自己的心血”写成的被誉为“一个伟大灵魂的思想忏悔录”的《随想录》中将自己身受其害、妻子死于非命的那场惨烈的锅害我们这个种族十多年的真正“史无前例”、而我们谁也不敢武断的断言不会“后有来者”的“文革”，用“十年一梦”的文学词藻来“升华”，令我更加明白了他“参加了新的队伍”的底色。我对过去坊间流传的“巴金不如铂金，冰心不如点心”一直不能苟同，因为以文字贴补家用的我，对能认真写一万个以上诚实汉字的人，都保持应有有的尊重！
再回到为巴金晚年赢得巨大尊重和声誉的两馆－－“文革纪念馆”与“现代文学馆”，前者（包括他对“文革”的一些反思文字）实物不甚了了，而文字又大都限于在道德层面上的太极推手，而鲜有制度性和历史渊蔽的探究，而以无政府主义立身且有煌煌1300万汉字创作与译作的巴金，我想其见识不会仅限于“‘文革’把人变成兽”此等情绪化的文字。我以为这与他将艺术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的创作前提不无关联，现录我新买的“选集”中的几段文字：在书名《新声》的序中，“我过去的调子，不说今天的读者不喜欢，连我自己也受不了。……走上了新的道路，参加了新的队伍”；“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这本天才的著作，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同书“作家的勇气和责任”1962年）；“今天在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又回顾了这一段痛苦的历程，我真是万分激动。“讲话”震撼了我的灵魂，给我指明了金光大道。（1977年5月18日《一封信》）”，此类文字在这本选集中不在少数，而对于这篇像紧箍咒一样捆绑并遗害中国文坛几十年的《讲话》，早在1957年非常年轻的党员作家刘绍棠都曾提出过质疑，而大师巴金在1977年仍“灵魂震撼”！
在这本长达690多页厚的书里，目录中以《黄文元同志》中的“同志”二字为后缀的篇目竟占三分之一左右！且不说以同志频繁的作为题目的文章是否有美感，仅以字面意义我们就不难有一个价值判断，这正验证了黄宗江在《祭吾师巴金》一文中的“我向江南（越共诗人）偶然而说起，巴金不是中共党员，他严肃地说：这样的人在越南早就入党了，听你说了，我更尊敬中国共产党了！”关于巴金的同志哥身份，不但趁着这场“喜丧”的盛宴在媒体上大肆饕餮着各自欲念的中国作家们忽视了，就连信息资源相对自由的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和金庸两位闻人，也都分别以“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和“巴金先生的正直精神永远是我的激励”来悼念。我真不知是我过于刻薄还是中国式的“人死不言过”屏闭了这些如此明了的常识？！但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事实，巴金先生是死在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等为宗旨的中国作家协会最高长官任上的作协主席！虽然他也讲过“长寿是一种惩罚”，但一个人只要主观情愿，我想是有办法决定自己行为能力的。
而作为后者的“现代文学馆”，只不过是为当局首肯的作家们身后谋了个豪华的杂物储存间和亲爹死了都要躲避（见《浩然口述自传》）的文学食客舒乙们，谋了一把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或者计划经济的独奶头，同时也正是这家“现代文学馆”，却把已经分配到此的巴金先生的那位尝试着要写点真话的小老乡余杰拒之门外，尽管讲真话也是巴金晚年的又一重要倡导！
另外，在巴金先生“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的忏悔中，做为当事人临死都疏露了一点－－那就是向北韩民众忏悔道歉。因为北韩民众目前足以用“水深火热”定义的生活是举世共睹的，在人口只有南韩一半而国民总产值却只有南韩十分之一不到的北韩，据援助组织“世界观察”公布，仅1977年，就有占总人口15%的北韩民众已经死于当年6月份以来的大饥荒！而仅一线之隔的南韩，不但娱乐业在大陆韩流滚滚，而且民众的富足生活也令我们正在“奔小康”的国人艳羡。而造成这种天壤之别差距的主要原因，则正是50多年前那场至今仍令愤青们血脉卉涨的“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红，为和平，保家乡”的抗美援朝战争，且不说过去这场战争随着苏美两国档案的解密，使得一直被“保家为国”光环笼罩着的虚幻开战原因洞穿，也不说这场战争把中国打出国际大循环整整几十年和的惨重伤亡，仅给朝鲜民众直接在同一民族中催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近而推演成如今南北韩各自的现实，在我所感知的范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为此向正在深受其害且苦日子遥遥不可期的北韩民众道歉、忏悔！
从这本选集中不难看出，巴金先生在“文革”前的十几年的作品，主要是为这场战争呕歌，比如收在这本“选集”中就有：《平壤，英雄的城市》、《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欢迎最可爱的人》、《军长的心》，而由其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在中国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家喻户晓！巴金先生做为一个赴朝慰问团的团长，当年“一手叉着腰，一手有力的挥动着在朝鲜战场上大讲‘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和‘如何过好三大关（见《在朝鲜战场听巴金演讲》方文豪）”，而据上海作协陆正伟介绍：前些时候，在病床上一边吸氧，一边完整的看完了《英雄儿女》，巴金的神情十分专注、认真。这便是被中国作家协会誉为“作家的揩模，人民的良心”的巴金先生！
愿巴金先生已升入天堂的灵魂（由于大家都在讲他的善良）谅解我的刻薄，由于没有通读巴金先生的作品，我没有资格对他的文学成就说三道四，在这里我不是在讨论一个普通人的道德状况，而是在对一个被定义为“‘五四’时代最后一位大师、杰出的思想家、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和中国文坛的符号和象征”的公众偶像人物发些个人浅见，而依照西方的惯例，对公众人物的评价的尺度可异与常人。幸好巴金先生也曾有过: “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的言说(见《随想录•大镜子》)。
由于“巴金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王蒙语），而杰出的作家对于一个种族而言无疑是精神的标帜。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一个能与之匹配的旗杆，切不可在一捆筷子里拔根稍高些的来填充。因为筷子的用途只能是夹菜夹饭且筷子也没有生长能力和生命基因。如果眼下没有什么来支撑旗帜，我们可以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等它生根发芽，一天天的长大……
作者为评论家，现居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