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火车呼啸而来，戴着红袖标的道口员举起一个小牌子，张威军还没意识到自己走到危险的路口，愣愣地站住了，列车飞速驶去。 这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和往日一样，他每天都走这条路，目标是寻找一个女人，可是他又和往日一样，10年中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女人。
强奸犯自述
突然被带走，说我犯了强奸罪
53岁的张威军一想起被捕的事就叹气。
当年31岁的张威军家住农安县城郊乡赵家店村六队。22年了，如今那里已经改名为农安县农安镇铁西村六社。
张威军说，1983年9月13日，城郊派出所的民警刘长青来到他家说：“你告的问题解决了，你和我到城郊派出所走一趟吧。”张威军以为是他曾经状告的别人非法买卖土地的事儿，于是二话没说，便和刘长青到城郊派出所去了。
“1982年春天，你强奸了一个女的，当时有一对正处对象的男女在小树林里，被你给打散了，之后你又把那女的挟持到家里强奸，现在你被捕了！”听到这话，张威军愣了。不久，他被判刑10年，后来提前两年被释放。
20多年没看明白判决书
他的案子没有公开审理。张威军说，有一天，他被带到法院，在没有被害人出来指认的情况下，他的强奸罪名被定下了。1984年2月4日，农安县人民法院下达了“（83）刑字第441号”的刑事判决书：“被告人张威军于一九八二年春的一天夜间，将流氓强奸犯曹福吉（已处决）强奸后并挟持刀被告人家的榛柴乡上台子村六社的女社员刘××强奸。上记事实经审理终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虽被告人拒不供认。但有被害人陈述和指认材料以及其他证人证言材料在卷为凭，足资认定属实无异。查被告人之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本院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妇女的人身权力不受侵犯……”（以上摘自判决书原文）
“就这样，我被判了10年徒刑，在监狱里我就琢磨这判决书写的到底是啥意思，到底是谁强奸谁啊！”张威军怒冲冲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转悠，“直到今天，我也没看明白！”
记者寻访
村民：“这儿根本没那个女人”
张威军仍能清楚地记得开庭时，有人告诉他，他强奸的女人叫刘桂英，当年18岁。
近日，记者按照判决书和张威军的记忆开始寻找被害人。判决书上的“榛柴乡上台子村六社”现在已经变为榛柴乡前锋村六社。
“还是老张那事啊，都来调查多少次了，我们这儿根本没那个女人。”记者表明来意，村民纷纷说。杨凤祥还给张威军出了书面证明，因为他在1965年到1982年期间，担任了上台子村六队生产队长，他说本社只有叫刘天赐的一户刘姓人家，刘天赐已经去世，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叫刘桂香，当年应该是26岁，二女儿当年才12岁。就在1982年，根本没有警察或者检察机关和法院的人来调查过这事。“老人都没了，可是我家大姑姐和小姑子根本没发生过那事！”正在做饭的刘家儿媳妇对记者说。
记者来到农安县三宝乡朝阳村刘桂香家时天色已晚，“我们是为张威军的事儿来的！”记者说。“张威军都来过好几次了，我们真没有发生过他的判决书上说的那事儿！”刘桂香回答。“1982年和以后有警察调查过你吗？”记者问。“没有，我和妹妹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一定是弄错了！因为在张威军因判决书上说的那事来找我之前，我根本都不认识他！”刘桂香肯定地说，她说自己也不认识曹福吉。
案件回放
办案检察员：“我没见过被害人”
当年办理此案的检察员张柏林，仍在农安县人民检察院工作。1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农安县人民检察院，但此时张柏林正在外面办事，最后记者辗转联系到张柏林。提起1984年那起强奸案，张柏林马上就记起当事人姓张。“为什么当年判张威军强奸一个刘姓女人，但多年来张威军却一直找不到被强奸的人呢？那个被强奸的女人到底存不存在？”当记者问起这个问题时，张柏林说：“张威军因找不到被强奸者已经上访多年了，说实话，那个被强奸的女人我也没见过，但警方却能提供被强奸女人的笔录等书面证明材料。当年是三员联合办案，我们检察机关会同法院，根据警方提供的被害人笔录就把案子办了，也就是说，那个被强奸的女人只有警察见过，要了解情况，只能找办案的警察。”
办案民警：“记不清了”
记者也曾找到当年办张威军案的警察刘长青。“记不清了！”刘长青听说记者要问张威军的案子时，非常干脆地说。而当记者问他当年是否是城郊派出所民警时，他说：“当年我是铁道西的管片民警，记得有张威军这个人，他是在铁路工作的。”记者又说起当时涉及案件的一些情况，刘长青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记不清了。”
审判长：“三人一合计就判了”
为了还原事实，记者辗转找到判决书上的“审判长常凤久”，如今常凤久已经退休在家，但即便是22年的案子了，常凤久记忆还比较清晰。
他解释了“被告人张威军于一九八二年春的一天夜间，将流氓强奸犯曹福吉（已处决）强奸后并挟持刀被告人家的榛柴乡上台子村六社的女社员刘××强奸”的意思。“判决书是我制作的，那句话的意思是，曹福吉先将刘××强奸了，曹福吉又把刘××带到张威军家，张威军又把那女的强奸了，判处张威军的时候，曹福吉已经被处决了。”常凤久解释了判决书的意思，他解释当年的判决书上可以隐去被害妇女的名字。
“那时正赶上严打，当时是‘三员办案’，就是侦查员、检察员和审判员联合办案，三个人一合计就判了。当时，不需要复核，也不需要被害人当庭指证。”常凤久说。
上访之路
看不到案卷 找不到被害人
20多年前的案件究竟是什么样的？为此，张威军想从当年的卷宗中知道到底是哪个证据，证明他强奸的事。“我就是想看看，我到底强奸了谁！我请了律师提出申诉，到农安县人民法院调卷宗，可是农安县人民法院说已经被送到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我又到长春，可是到了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告诉我卷宗被送到‘信访办公室’了。”
1990年10月27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刑事通知书》，将张威军的申诉驳回。2001年初，农安县人民检察院下达了《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申诉再次被驳回。同年年末，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再一次驳回张威军的申诉。去年5月份，农安县人民法院再一次对张威军的案件作出答复，仍然认为判决无误，请他息访服判。
记者曾到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此卷宗的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案的卷宗仍在农安县人民法院。
上访路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2005年11月24日，张威军再次走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民来访接待室，负责接待他的人给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信访部门出具了书面文书：吉林省农安县农安镇铁西村张威军来京上访，已接待，现介绍前往你处，请接洽并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此事。
如今这份给吉林省人大常委会的信访回复书面材料，已于去年12月1日转到长春市人大常委会，由该部门负责对张威军的信访事件校办。
昨天下午，张威军拎着装满案件材料、上访材料的兜子在铁道边走着。张威军说，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要找到那个判决书上说的被强奸的女人，即便他已经为了找这个不知道能否找到的女人而几乎倾家荡产，即便他现在只能靠给人家刷油漆勉强维持温饱，他还要继续寻找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