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尾市东洲坑村发生当局开枪镇压抗议村民事件，已经过去10多天了，究竟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事件的经过究竟如何？下令开枪的究竟是谁？直到17日当局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任凭海外传媒各说各话。
那天打电话到汕尾宣传部询问事件真相，回答竟然是“无可奉告”。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的说法，这一词是新闻发言人最大的忌语。
汕尾事件发生在12月6日，中国大陆传媒都保持沉默，10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才发出一语焉不详的短消息，声称是汕尾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的。
三大门户网站的之一的新浪网妯是唯一刊登了这条新闻标题的网站妯但有关与东洲坑村的新闻相关的连接都打不开。
又过去了7天，新闻发言人还是没有露脸。事发12天后，即18日新华社广东频道发表汕尾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讲述事件来龙去脉，声称是新华社记者17日“专门采访了新闻发言人”。可见，新闻发言人没有召开记者会，而只是接受新华社一家“采访”。
汕尾新闻发言人“犹抱琵琶半遮面”，似乎迟迟才登台，但据颗解，广东新华社记者根本就没有采访所谓“新闻发言人”，而是中共广东省委将见报稿子给了新华社而已，当然中共汕尾市委，包括宣传部参与了稿子的拟定。
汕尾东洲坑事件发生那么多天，怎么就听不到新闻发言人的声音？从中央到广东省，再到汕尾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怎么就都“失踪”了？近来，在诸多突发事件，如吉化爆炸污染松花江等事件面前，从地方到中央的新闻发言人都躲到那里去了？
各地新闻发言人的座右铭
手边有一份材料，是中国各地新闻发言人谈“突发公共事件如何应对媒体”。不妨摘录几个人的话，用他们自己的话衡量他们的行为。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在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出自政府发布的新闻。
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和事件处理的主导权。不求全，只求快，但必须准。
国务院新闻办培训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晓东：再偶然的突发事件也会有预警信号，再难处置的突发事件也有最妥善的处置方法。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王惠：面对记者提问，“法宝”是自信，“武器”是口径。
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长郭卫民：对媒体冷落甚至隐瞒，是十分错误的。突发事件发生时，要保持畅通的媒体应对信道，做好报导安排，应及时成立新闻中心，统一口径，用一个声音发言，注重掌控事件处置的第一手信息，及时发布，有效引导舆论。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政府越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和公众通报重要信息，公众知道颗解得越深入，政府获得的支持度就越高。
重庆沙坪坝区新闻发言人缪旭平：即使是突发事件，也根本不用害怕让老百姓知道。真正怕的是媒体和民众的消息来源不是新闻发言人，而是“小道消息”。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中国大陆新闻发言人制度初始于1983年，外交部率先任命了新闻发言人。
2003年春天，上海、北京等少数国家机关和省市开始任命新闻发言人，秋天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两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66个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的177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从此揭开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推行的帷幕，随后南京、云南、重庆等几十地方的新闻发言人相继登台亮相。目前已有70多个中央国家机关和27个省区市，建立了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无到有，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信号。推行新闻发言人制度既是现代民主的需求，也是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重要体现。
新闻发言人的苦衷
其实，新闻发言人也有自己的苦衷，上面不让他出现，他又怎么能主动出现呢？关键还是要建立制度。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需要有相对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做保障。
政府发布信息，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政府应该相信百姓的承受能力，只有将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及时发布，才能争取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乃至共度难关。
不过，现在不少地方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从来就没有给境外传媒发布过境外人关注的真正有价值的新闻。
曾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如此分析：新闻发言人“不想说”、“不敢说”、“不会说”的情况普遍存在。“不想说”是有些地区虽然设立发言人一职，但还没有明确其具体的权力和义务；“不敢说”是发言人还没有机会颗解政策决策过程；“不会说”则是发言人发布信息的能力还不足，有待培训提高。
面对突发事件，中央政府和中央领导人一再说，要加强报导。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在位时也承认，“目前做得不够理想”。
他说：“我们也做了很多案例分析。有人说是不是‘家丑不可外扬’造成的？丑事和突发事件是两个概念，有些突发事件不一定是丑事，但却是痛苦的，比如说海啸；有的是让人很悲伤的事，比如矿难，当然有的矿难中也夹杂着某些‘不好’的东西，比如官僚主义，矿场管理不善，一氧化碳碳分坏了也不修理。这里是包括着这样的丑事的，可是因为这样就不告诉大家吗？就不告诉家属吗？还是要告诉的。
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的确有复杂性，一是的确有新闻训练和突发事件如何报导的训练。比如遍野的矿山，连我们得到准确的消息都很难。所以要想报导突发事件，必须把责任系统网络效率提高。”
赵启正说得都是道理，偏远的小矿山发生矿难，确实不容易及时获知消息；复杂的突发事件，也需要一个周详调查的过程，但突发事件，完全可以做到先报什么，缓报什么，将突发事件可以确定的事实第一时间告诉公众。
汕尾开枪镇压事件发生的翌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就抵达汕尾颗解事件，这之前，由中纪委、公安部、广东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经抵达汕尾调查，那为什么还得事发四天以后才发布消息呢？这无疑是当局封锁消息、掩盖真相。
问题很清楚，根子还是在省委，或者在中央。如果有一种制度规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须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对迟报、缓报、瞒报、漏报的责任人，作出惩罚处置。这样，在当今政府“权退责进”的重要时期，政府的“责”就能到位了。
(BBC中国事务特约撰稿人 江迅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