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政治制度是在重大事件之后改变的。“12．6”的大屠杀之后，中共要想继续维持其邪恶政权，已经不可能了。
人类经历了纳粹的奥斯维辛、苏共的古拉格群岛、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从现实及理念，都已经坚决告别了极权和暴政。尽管，中共还在拼命维持其极权和暴政，但已来日无多。这个孤岛，就要被淹没了。
废除中共的极权和暴政，肯定只有行动、行动、再行动。但在行动之前，还有个认识空间，以为中共通过修修补补、通过局部改革、温和改革，最终会放弃其极权和暴政。这是幻想。也有1种认识，以为废除中共的极权和暴政，可以不经过中国民主革命。中共“12．6”的大屠杀，证明这也是幻想。两种幻想相比较，前1种幻想的空间已经不大，后1种幻想还有相当市场。这会延误废除中共的极权和暴政。
后1种幻想被表述为“公民不服从”、“不抵抗”或“非暴力”，其理论与行动的根据，来源于甘地的印度建国运动，和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民权运动，是1种“不革命论”。
（在这里，本人是就问题论观点，无意于责难持该观点的人。本人深知我的这些同胞们是严肃思考的，而非随意的情绪化，且敬重他们思考与关心中国民主宪政的品格。本人也曾深许这种观点，尤其是该观点在废除中共极权暴政的同时，培育的是和平与宽容的国人的精神习性，和对法律与秩序的敬畏。本人非常执着于这一点。本人的政治哲学观是，民众的政治成熟胜于机械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制度是手段，民众的政治成熟与和平宽容是目的。当然，就中国的现实说，民众的政治成熟与和平宽容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废除中共极权暴政。）
“不革命论”不适用于废除中共极权暴政的中国现实和紧迫问题。以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例子看，两者面对的都是法治秩序的社会。英国在印度是殖民者，但其始终是有法治秩序传统的政治集团，不像不知法治的政治秩序为何物的中共集团（中共建政近半个世纪，中国前段时期才出现法治与法制的讨论就见一斑）。再看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民权运动。美国政府也是个法治政府，美国于18世纪所创立的宪政制度，至今都还被大多国家学习和仿行。美国的民权问题是历史问题，而非法治秩序问题。美国民权运动的胜利，其民众遭遇的政府暴力，根本不能和中共的“6．4”、“12．6”两次大屠杀相比。中国废除中共极权暴政的问题，根本不能套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公民不服从”、“不抵抗”或“非暴力”。不同的政治现实、不同的政治对象，必需不同的政治行动和政治理论。中共“12．6”的大屠杀之后，像1个分水岭，中国的统治者和中国民众，已经不会再是以前的统治者和民众，中国的政治也不会再是以前的中国政治。中国需要符合中国政治国情的政治行动和政治理论，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
纵观人类的社会史与政治史，民主革命不仅是1种政治行为方式，还是1个必然的社会历史过程。前苏联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几十年后，又返回这个过程。前苏联苏共的几十年极权暴政，苏联民众付出了几代人的惨痛代价。中国没有完成这个必然的社会历史过程，也必须重返这个过程。
今天是21世纪初。上世纪初，中国的辛亥革命是民主革命。武昌城头的寥寥几枪，终结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了满清中央政府，全国没有混乱。辛亥革命是流血少的革命。本世纪初，中亚各国前前后后的“颜色革命”，也是流血最少的革命。
“12．6”大屠杀，汕尾数十村民的血不会白流。必须以法律和政治，告慰生者和死者。这是对同胞应尽的道德义务。也是坚决阻止中国民众不再受中共的第3次、第4次大屠杀。废除中共的极权和暴政，就是对“12．6”血案中的生者和死者，政治上最真切的告慰。
中共必亡，是规律、决心和方向。马克思就说过，共产主义，阶级和政党都会消亡。“12．6”的大屠杀，提前了马克思的预见；中共拒绝彻底改变其极权和暴政，对应了马克思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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