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贪污受贿案一审已经审理结束，我们将择日宣判。”
11月16日上午，该案审判长张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安徽省高院指定该院审理徐波贪污受贿136万元案件，身为该院副院长的他是此案主审法官。被告徐波，是该省原阜阳市政协秘书长，曾任阜阳市颍上县委书记。
近200干部涉案的国家贫困县
检察机关掌握的资料显示，徐波一案涉及到78人。这让很多办案人员想起原阜阳市委秘书长、同样有颍上县委书记任职经历的张华琪(已经判刑)一案，该案涉及颍上县干部人数多达120余位。
安徽省纪检委某官员表示，大批官员涉嫌职务犯罪被查处的背后，是阜阳市政治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此前的8月3日，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原阜阳市公安局长种永纪涉嫌受贿、贪污、私藏枪支弹药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种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半个月后的8月19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特别会议，宣布依法罢免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耀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同时宣布因王已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王在调任合肥之前是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
10月1日，安徽省政府宣布免去尚军的省卫生厅副厅长职务。此前尚军担任阜阳市委副书记，到合肥任职不到半年的时间。
一种说法在民间流传：到目前为止，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
民间的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更多的版本。阜阳市老年大学的一位姓李的老干部告诉记者，已经发生的事件表明，只要阜阳市的群众议论本地的某位官员有问题，那么这位官员迟早要被关进牢里。180多名科级以上涉案官员被查处前，民间都有数种说法，而无论哪一种版本的传言最后都被事实所证实。王昭耀、萧作新、李和中等案无不如此。
“此前，整个颍上县各单位、各部门的干部几乎都或多或少地与他们有着纠缠不清的瓜葛。”11月15日上午，现已调到另一个地方任职的前颍上县一位高层官员告诉记者：在张、徐案发前后，很多人根本无心工作。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有200名党政干部涉案，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和难以弥补的损失。这涉及到地方党政机关的决策和工作绩效问题、地方
公务员的任用机制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晓毅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
媒体畸态：被“软禁”的沉默
“在阜阳，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件，传媒界要想从官方或者权威途径证实一些消息是相当困难的。上述案件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当地舆论界的头上，这是阜阳社会生态体系癌变的最直接证据。”
安徽省比较前卫的主流媒体《江淮晨报》的记者万毅说：“11月4日中午，太和县皮条孙镇派出所所长王礼，在工作日内违背公安部五条禁令，酒后驾车撞死人后又逃逸。接到报料后，我们向太和县公安局求证核实遭到了拒绝。”他说，此消息一直被封锁了5天。最后他还是从现场目击者、遇害者家属等那里了解到当时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今年5月底，涉及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犯罪的“窝案”公开开庭审判时，所有来此采访的记者都被相关部门热情地接待住进当地条件最好的阜阳国际大酒店。而后公安部门及保安公司以“保护记者安全”为由，把记者全堵在了酒店内。
新闻媒体的尴尬，直接导致各种猜测和谣言在民间水起风生。
“我们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和及时准确的消息，就得收集各地媒体的信息，自己分析。” 家住阜阳市二里井新村的市民郭宾告诉记者，由于地方政府或者权威部门不及时发布相关消息，全国各地传媒的消息来源各不相同，同一事件的说法又各有依据。作为案发地的群众，他们根本无法判断哪个消息更加权威和准确。
“权威部门面对媒体的采访不是阻拦就是失语、或者干脆保持缄默。”中央电视台“聚焦三农”栏目组的记者张自显曾多次到阜阳采访。他说，阜阳市民有权利了解本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内所发生的一切动态信息，但是他们的这种权利很多都已经被剥夺。
《颍州晚报》一位资深记者感触颇深：“我们并非不报道或者不敢报道，而是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无法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记者了解到，萧作新等案件发生至今，阜阳市只是组织党员干部内部观看了“警示教育”录像片。检索近年来地方报纸的合订本，地方主要媒体发布的相关消息至今总计不到10条。
阜阳市政府办公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么多的官员涉案，对于900万人口的阜阳市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表示，一波接一波的冲击太过强烈，舆论方向稍有偏差就会造成混乱的局面，根本不利于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一位在当地政府宣传部门工作的女士认为，阜阳市的系列案件被媒体炒的沸沸扬扬，置身于旋涡的地方党政机关，为了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双方各执一端，但都无法阻止事实的出现：因得不到确切消息而产生的各种猜测、传言甚至谣言在民间流传甚广。
“走进大街小巷或者乡村阡陌，对同一事件的说法有十几甚至几十种版本。”新华社记者周立民在采访太和农民高帅被打死在看守所之事后，深有感触地说：“权威部门失语，谁能给谣言正本清源？”
法律天平日渐倾斜
阜阳市宏大律师事务所是安徽省十佳律师事务所，也是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的核心成员单位。该所著名律师蒋祥爱主任说，由于官员的腐败而使普通民众无法公正地受到法律法规的庇护，因此他们宁可通过各种关系疏通司法执法办案人员，也不愿走法律维权之路。
诸多事实验证了蒋的判断。
阜阳市太和县三塔镇75岁的农民赵方全的儿子，被本镇农民解书华伤害致死。赵方全及家属为此上访了8年。在今年安徽全省的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中，在刚调到太和任公安局长的柳西才亲自挂帅情况下，才将凶手缉拿归案。
“我们是老百姓呀，除了上访哪里还有第二条路可走！”赵方全说。
该市阜南县张寨镇的农民张子海，也走过了漫长的8年上访之路。他与县政府的经济纠纷案件经过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县政府24万元欠款却被主办此案的法官薛懿贪污。8年上访之路让张子海倾家荡产。最后在一位湖南籍全国人大代表和媒体记者的帮助下，此款终于被讨回，薛懿被判处无期徒刑。
记者了解到，阜阳市前些年到省进京的越级上访案件数量呈现增加趋势。
安徽省政府信访接待处一位值班的官员告诉记者，阜阳市的上访群众对地方执法和司法部门缺少信任感。“有些上访人反映的问题根本就是法律诉讼或者刑事案件，信访部门根本无法解决。”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退休的政工干部说，司法执法机构缺失独立性，根本就无法保证当事人的公平地位及合法权益。“政府官员干扰司法执法的行为在阜阳并不鲜见，谁还会相信司法公正？”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副院长到刑事庭、执行庭等正副庭长及一般法官，众多涉案人员被判刑；该市公安局从前局长、副局长到原交警、巡警支队长及至一般干警被送审，这些代表国家专政的政法机关的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法制生态环境的平衡，法制秩序会好到哪里去？老百姓又怎么敢相信他们？”安徽省社科院韦伟院长认为，法制生态体系的失衡，直接导致了更多社会矛盾的产生。这种危害深远影响到社会的建设步伐。
经济发展遭遇“肠梗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杭生说：“官员腐败的形式一是不作为，二是乱作为。‘不作为’严重浪费社会公共资源，而‘乱作为’则以牺牲社会公共资源为手段谋取个人或局部利益。两种形式的腐败都是以社会公众利益为代价的。”
“从1996年至今，阜阳市因官员腐败而引发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安徽省统计局、纪检组长张健曾多次对阜阳进行工作调研。他认为，大京九市场等大量政府划拨的国有土地引发的问题，成为那些腐败官员案发后遗留给新一届政府极为棘手的问题。
记者站在阜阳市最繁华的颍州路和颍河路交叉处的天桥上看到，在距离天桥10米远的东北角，是一圈低矮的临时搭建的房子。在这些房子的后边，被阜阳人称为核心商圈黄金宝地的汽车站原址，枯草丛中垃圾遍布。而这里已经被拆迁达七年之久，如今只剩下10000多平米的荒地，极不协调地处于最繁华的城市商业中心。
在此修车的一位中年师傅说：“都闲置七年了，当初那些当官的根本不考虑工程细节问题，
开发商都跑了！还不是腐败造的孽！”
阜阳市建委和城调队的官员证实，2003年之前该市重大建设项目所遗留的问题几乎都与官员的腐败有关。而问题并不仅限于此，上述腐败官员执政期间因为统计数据造假，形成的灾难性后果是最为明显的诟病。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姚景源是“萧王腐败案”案发后的阜阳第一任市长。他说，当初到任时根本搞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统计数据中会有那么多的水分。
该市临泉县的邢堂镇199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上报数据是21亿元，在接到群众举报后，省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核查，结果发现连7亿元都不到。
“后来，一位官员向我说了实话。”姚景源说，这位官员告诉他，阜阳市的统计报表不是由下而上进行综合统计测算，而是“市里定调子、县区定框子、乡镇填表子”，把统计数据作为任务从市里向下进行分解。
颍上县一位原在建颍乡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1997年底，该乡的统计报表共上报了9次，改了20多次最终才“交差”。他说：“我们报虚了害怕犯法，报实了上边要摘乌纱，不报又不行。因此，每逢统计报表时就犯愁。”
“造假统计数据并不单纯是为了突出政绩，影响甚是恶劣。”姚景源说，阜阳的假数据竟然冠冕堂皇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并通过人代会表决后公开上报给了省政府！另外，当时的地方财政、农村税费等征收是依据统计基数按比例提取的，这样造假的结果既给社会特别是农民增加了负担，也给乡镇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阜阳市直到目前仍有70%以上的乡镇出现巨大的财政黑洞就是由此造成的。
安徽省财政厅的李处长说：“这些腐败官员既敛钱又要政绩。”
在腐败和要政绩的背后，阜阳市有限的社会公共资源被严重浪费，直接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些至今未能发挥效益的众多项目工程，如同遗留的疮疤，昭示着那些腐败官员对这个城市的戕害。
后记：
大批官员腐败落马，对于阜阳人民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大乱必大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由此造成政治、舆论、经济、社会等生态体系严重失衡的结果，对于阜阳人民来说，这个代价已显得太过高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