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我感到自己真的老了，白发开始在鬓角滋长，而思乡的心情也每每如感冒般从里面袭击我。中国东北农村的一草一木常常会进入梦中，这些回忆成为一道篱笆墙，将那些黑压压的人群和伤害隔开，使我可以专心等候着神的差遣。然而这种情绪这两天被一位70多岁的老人征服了－－这位老先生从十岁开始从一个叫耶什牛录的东北小村逃亡出来，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而那个村庄也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他已经无家可回。
路志高先生，现居加拿大的农学博士，前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专员，曾在非洲服务了20年。今天他坐在我的客厅里，向我这位晚辈的东北流浪者讲述了他这位老一代东北流亡者的独特故事。我们来自一片黑土地，我们信仰一位共同的神－－他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徒。然而，他几乎是专为一个故事出生在这世界上的，并因为怀抱着这个故事而象罪犯一样从十岁起背景离乡，再也没有见过父母的面，也没有回到那魂绕梦牵的家乡。
他的故事是关于很多孩子的故事，这些孩子都死了，他是其中唯一一个活着的。由于他活着，他必须逃亡。他说，是神把他从死亡中带出来，为今天能将那些孩子的故事告诉世人，包括今天告诉我这年轻一代的流浪者。
1946的东北，日本刚刚投降，国共内战再一次使东北沦陷在战火恐怖之中。路志高先生当时住在沈阳北大营西南的耶什牛录村，这是一个满族人聚集的村落。路志高家中有一位长工“孙叔叔”，与路父是好友。路志高先生回忆说－－
我在耶什牛录村的初级小学读书，1946年读四年级。记得是刚过年不久，寒假后开学的第三天，学校里来了一位八路军的宣传员，是高岗部队的。这位宣传员到课堂里来，声音亲切地对我们说：
“小朋友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央军就会到来。我们请你们去欢迎中央军，好不好？”
同学们都齐声响亮地回答：“好！”
宣传员笑着说：
“今天星期六，下周星期一，我们请你们免费乘火车，到XX（地名忘记了）地方去。我们还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请你们吃。到了那里，吃过午饭，我们会发给每位小朋友两面小旗子。你们排着队，站在铁路旁。火车开过来，中央军下车时，你们就挥舞小旗子，齐声欢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好不好？”
同学们都大声回答：“好！”
“你们要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服来啊！”宣传员不忘交代。
“好！”同学们又是齐声回答。
下课后，同学们都很兴奋。许多同学都没有乘过火车，这回可以实现愿望了。有些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共产党、八路军真好，给我们免费乘火车，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呢……
然而路志高放学回家后，父亲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从现在起呆在家里装病”。莫名其妙的路志高在家里呆了三天，父母才把真相告诉他。原来，“孙叔叔”是共产党员，他告诉路家：游击队和八路军在一起开会，决定利用小学生组成欢迎国军52军的队伍，而八路军就埋伏在铁路旁的山坡上，趁国军接受孩子们欢迎之机袭击国军。这晚父亲告诉陆志高说：“你们班的同学和老师，一个都没有回来。所有的学生和老师，全部被打死了。”－－
我听了，想到我活蹦乱跳的小伙伴、好朋友，急忙问父亲：
“铁蛋呢，锁柱呢，嘎子呢？”
父亲含着眼泪，叹口气，摇摇头说：“唉！一个也没有回来。”
父亲告诉路志高，当时小学生列队站在铁路旁，每人手里拿着两面小旗子，一面是“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一面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看见国军的列车开过来，他们便载歌载舞欢迎国军。国军非常感动，便放松了警惕，下车来与小朋友握手……这时，埋伏在铁路旁山坡上的八路军便开枪射击，机关枪、步枪、手榴弹纷纷从天而降……小学生们和老师毫无思想准备，第一阵枪林弹雨横扫过来时，已打死了许多；没有打死的，也不知卧倒，乱哄哄地到处跑，结果，全部被打死了。这次“选拔”去欢迎国军的，全是各个“牛路”的小学生，因为，“牛路”村住的全是满族人，比较分散，联系较少－－事实表明，这一切是“一小撮人有计划有预谋”的设计。
新中国成立了，它的根基上卧着这些孩子，然而这些孩子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录。那场战争在历史上一定是一场“杰出的胜利”，一直到《雪白血红》那本书出来，人们仍然不记得牛录村那些突然消失的孩子们。三年内战，有多少这样永远消失的故事呢？我问路志高先生，到底多少孩子死于这种场“神机妙算”中了。他说不记得了，或者上千人也是有的，因为当时动员了很多孩子。路的全班有40个学生，加上老师，41个人，全部被打死。“欢迎队伍”还有其他村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路先生感慨地说：当八路军打扫战场时，有那么几个、十几个或几十个受了伤的孩子，躺在血泊中呻吟，用满怀希望的哀怜目光，用稚嫩、颤抖的童声呼喊“叔叔救命”、“叔叔救救我”时，八路军是怎样狠心地给他们每人补上一枪，结束他们性命的……
路志高永远不会忘记，作为耶什牛录村唯一一个幸存的孩子，从那天开始，他必须要从这村子里逃走－－因为不能留一个活口，本是那“神机妙算”的必然要求；又为了保护“孙叔叔”，路志高必须得离开家乡。路志高回忆说：
当天晚上，母亲给我捆好一包衣物，父亲骑着单车，趁着朦胧的月色映照着残雪，载着我到十里路之外的火车站，然后乘火车，把我送到三百里路以外的亲戚家。就是那个清冷的夜晚，十岁的我，永别了故乡，那一片肥沃的、醉人的黑土地……于是，父亲便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把我带出村庄，送到远方的亲戚家。从此，“路志高这个孩子，和他那班40个同学一样，在耶什牛录村永远销声匿迹了”。十岁的我，就这样凄凄惨惨被迫离乡背井，开始浪迹天涯。
我朦胧中向路志高先生举杯说，为这些孩子干一杯吧。他很平静。我想这悲惨的往事不知道在他心里周转多少次了，他童年时期从大陆逃往台湾，从台湾流浪到欧洲，再到北美和非洲，他早可以平静地面对了。然而送走陆志高先生，我自己又进入了“不寐之夜”，闭上眼睛，总是那片黑土地。在那块土地上，今年被洪水淹没的沙兰镇的小学生已经成为一座座荒坟。在那块土地上，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女孩子被迫走向中国各地去从事卖淫的“工作”。在那块土地上，埋着一个叫“牛录”的村庄和那些村庄里很多可爱的孩子。路先生告诉我，今天他家乡的小村子已经没有了，他后来作为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曾向中国方面查找过这个小村庄，但他被告知，中国辽宁根本没有这个村子。“耶什牛录村”看来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它或者成了沈阳市某区的一个街道，或者成为某工厂堆放垃圾的地方。但总而言之，耶什牛录村不存在了。然而路志高存在，那个村庄活在他身上，正如那些死去的孩子在他身上活着一样。使我感到沉重的是，从今天开始，那个村庄和它的孩子们也开始活在我的里面，使我辗转反侧无法释怀。
我睡不着就起来，打开电脑搜索路志高的相关文章，找到了他回忆当年大陆斗争教会的一些文字资料。在这些回忆中，路写到：
在那次斗争会上，我看到美国神父和美国传教士、修女，都被勒令站在斗争台的一旁，人人必须低头认罪。中国的修士和修女，则被勒令脱下会衣，一个个低着头，跪在斗争台上，每一个人都被迫戴上一顶写了“美帝走狗”字样的帽子。“假教友”则跑上台，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控告“美国神父和传教士们，杀死婴儿”， “育婴堂减少了多少婴儿”，“孤儿院减少了多少孩子”，“数据准确”，“罪证确凿”……
这时“八路军”已经领导了国家，组建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在义愤填膺地抨击美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孩子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想起那些消失的村庄，和那些消失的孩子们。他们也忘记了，美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孩子不过是捏造出来的新的“神机妙算”，而那些消失的孩子们却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世界，是经典的谎言和经典的失踪同时并存的世界。
也许路志高老人不必为那失踪在地平线上的家乡难过，在我们的“大中国”，那样的村庄漫山遍野。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想象力，也会看见整个国家不过是那个小村子。孩子们继续被动员起来，以革命和建设的名义，以改革和市场的名义，以上山下乡和稳定的名义，以盛世和和谐的名义，以学费和各种糖果的名义，站在前线那里欢迎着这些新名字，一直到他们一代一代倒毙在利用主义的秋天里。
这个世界上最大村落还埋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村长已经换了四代，长袍辫子也被西服领带装饰一新。路先生说，到明年2月，就是“牛录村”的孩子们陨落的 60周年祭。人生就一个六十年。我想到这里泪水潸然。明天，已经是我逃离村庄的第17年了，那个村庄在北京也永远消失了，而我也不过是那些幸存的孩子中的一员。如今在这红叶满天秋高气爽的异国他乡，我正按着路先生的姿势一天天老去。我的一生能有几个17年呢？
我在离那家乡最远的地方坐在海边，陪伴着路志高老人一起坐着。我知道在他之前，海边已经有很多老人逝去了；而在我身后，将会有更年轻的一代逃到这里，眺望那大洋彼岸渐渐模糊的村庄……那些在枪口下惊慌失措的孩子们，则象海边起飞的鸥群，白色的羽毛在天宇下闪烁；这一代又一代的精灵，穿透岁月的地平线，将中国死死钉在村口的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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