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呼唤革命》。
为什么我讲这个题目？因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现在所存在的所有问题。生活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民族群体，现在到了必须作出生死攸关的历史抉择的时刻。是革命，还是任由中共暴政继续主宰中国的命运，任由中共暴政把中国带入绝境死地？这个问题已经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前途的人的面前。
我， 作为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和中共暴政作百年决战的自由人， 将从现在起，不断呼唤革命，不断地向世界讲述关于革命的道理。因为，惟有革命，惟有一场真正的民主政治大革命，才能迅速摧毁中共暴政；惟有革命，才能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开拓一片新的天地；惟有革命，才能为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
第一：为革命正名
纵观由文艺复兴直到现在的人类历史， 特别是人类政治史，我们可以发现民主革命一直是社会变革的主题。 这段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以及欧洲国家的一些政治和社会革命，所形成的革命的狂飙突进。这场狂飙突进撕裂了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引领人类走出了中世纪的专制，建立了第一批自由民主国家。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由于共产主义运动而产生的一系列新的共产主义国家。有人把共产主义运动称之为革命，那是错误的。因为就人类的民主革命的意义而言，共产主义运动所建立的一切的政权，全部是专制独裁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不是革命，而且是假装革命的伪革命，是真正的反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对中世纪专制体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中世纪黑暗的借尸还魂，而还魂的鬼是丑陋的。因此，共产主义运动所建立的一切政权，给人类造成了比中世纪黑暗更恐怖的国家专制主义。第三个阶段，就是人类通过新的民主革命，通过更成熟的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解，推翻共产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过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人类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取得的一次辉煌成就。现在，民主革命正面临着它最后的使命，那就是摧毁中共暴政这个专制统治的最后的巴士底狱。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为革命正名？因为，长期以来，中共的御用文人、一些改良主义文人，和一些伪自由主义者，他们结成神圣同盟，正试图在思想和理论领域谋杀革命。而他们谋杀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使中共暴政这个最后的专制制度的巴士底狱免于在革命中被摧毁。他们攻击革命的主要论点是：革命等于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暴力的滥用，革命就意味着以暴易暴，革命就是暴民政治。
但是，他们所有这些对革命的指控都是错误的，都是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的。如果没有民主革命，人类今天仍然可能继续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徘徊，而那些自由的思想者们，可能还要用他们在宗教审判所的火刑柱上燃烧的身体，来照亮中世纪的黑暗。如果没有民主革命，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人民直到今天可能还生活在专制主义的铁幕之下。革命乃是开拓一个历史新纪元的英雄。这些中共的御用文人、改良主义者、伪自由主义者，他们攻击革命时，经常提出的一个例证就是法国大革命。他们说法国大革命中有暴力过度滥用的现象。他们指责在法国大革命中，贵妇人的头颅曾经滚落在巴黎街头。由此，他们否定法国大革命的进步意义。
事实到底如何？我们说法国大革命当中确实有暴力滥用的现象，那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由于当时的欧洲封建势力和君主的专制势力极其强大，他们联合起来想摧毁巴黎法国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自由民主理念。在强大的专制主义的挑战面前，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们不得不以相应的暴力进行反击；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革命者是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试图利用政治变革解决所有问题（其中包括人们的思想和宗教问题）。然而，史实证明，政治革命只能解决政治制度问题。人们的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只能通过文化运动加以解决。凡是试图用政治行为来解决人们思想问题的地方，就会有暴力出现，就会有兽性出现。很遗憾，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产生了过度的暴力。法国大革命中暴力的滥用确实深刻地伤害了法国大革命的道德形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除了过度的暴力滥用，法国大革命还有别的值得永垂青史的东西。正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象征中世纪黑暗的巴士底狱，正是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人权宣言》，把人类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理解，推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阶段。直到今天，当人们为自由民主和人权而战的时候，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在执行着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人权宣言》的理念。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彻底地否定法国大革命乃是错误的。 法国大革命对于人类走向自由民主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此外，从法国大革命这一个例子来否定所有革命更是一种逻辑上的荒唐。因为在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一些较早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并没有出现暴力被滥用的现象。这些中共暴政的御用文人否定革命的例证，就是共产主义革命。他们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暴民政治，因此，今天我们在否定中共暴政的时候，不能够使用革命这种方式。按照这种逻辑，中共反而要由于他们罪恶的暴力受到历史命运的垂爱。我们从这种对革命的否定中看到了一种思想阴谋，那就是：无论中共暴政做了多少恶行，无论中国的苦难如何呼唤革命，中国人民都不可以反共，而中共暴政就因此而继续存在下去。
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不是革命，而且是假革命，伪革命。在民主革命问题上，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反革命，就是专制的复辟。现在，这些中共暴政的御用文人把共产主义的假革命与民主革命相提并论，乃是对民主革命的侮辱。共产主义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就是一党独裁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民主革命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人人都具有平等权利的，以主权在民为基础的宪政民主社会。这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它们怎么能够相提并论？
那么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今天对于我们中国人，革命就意味着以运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所允许的一切方式，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的一党独裁，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彻底地否定和中共的独裁专职相互利用的现存的国家体制，实行联邦制。这就是目前对中国人民而言的民主革命的含义。
民主革命和暴力到底是什么关系？民主革命是暴力的天敌，民主革命意味着彻底地否定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暴力机器，民主革命的对象就是中共极权专制，而极权专制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就是国家暴政的根源。民主革命就意味着要运用人类的理性良知和允许的一切方式，来否定中共的极权专制。这里头也包含了必要的政治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公民在进行维护个人的公民权利，抗争暴政行动的时候，如果中共暴政敢于用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机器来镇压，公民就拥有依据现代法律的精神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另一方面，这种政治权利还意味着，当全民的维权抗暴运动以和平的方式涌起的时候，如果中共暴政敢于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人民就拥有起义的权利。通过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人民的大革命，我们可以看出，民主革命的理性已经成熟到完全可以防止过度暴力的程度。前苏联的人民大革命过程中，只有三个人死亡。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大变革中，最明显的一个使用政治强制力的例证，是罗马尼亚人民为了防止专制政权的集结，果断地处决了齐奥塞斯库。这样的政治强制力显然被限制在可以允许的范畴之内。因此，在民主革命和暴力的关系上， 我们再强调一句：民主革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等于暴力，民主革命乃是国家恐怖主义和国家暴力的天敌。
第二： 中国的现实在呼唤着民主革命
并不是我，而是中国苦难和悲剧在呼唤民主革命。
有的人讲， 现在中国的经济如此发达，那么，通过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一个中产阶级，然后这个中产阶级会提出自由和民主的要求，而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就会在中产阶级的压力之下逐步地放弃专制，走向民主。所有这一套逻辑都是在作白日梦。
当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确实提出过一个中产阶级的理论。他认为在城邦制国家，当中产阶级占多数的时候，城邦是稳定的。这是因为极端富有的人倾向于把他的财富转化为特权，从而造成社会的不公正；而过度贫穷的人也会有极大的反社会的破坏性。所以，一个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城邦，它趋向于稳定。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适用于古希腊的小城邦的中产阶级理论，经过中共暴政豢养的御用文人，以及一些伪自由主义文人们改装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对中共目前状态的幻想。
只有通过自由市场经济，才可能产生一个有良知的中产阶级。那么，让我们看看在中国有没有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目前的改革所造就的绝对不是市场经济，更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权贵经济。这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前提，那就是公民在法律层面上的平等。相反，中国的现实是权利上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扩大。那些贪官污吏们几乎拥有了一切权利，而社会底层的人们，法律上规定给他们的权利，都是陷阱和谎言。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是以腐败的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而形成的一种权贵市场经济。这种权贵市场经济，它的天性就是为社会上层一万家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资产服务的。这种权贵市场经济天性就要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中共的所谓经济改革的26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后果恰恰论证了这个结论。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一个贫穷的农村。中国的九亿农民是整个人类有史以来最苦难的阶层，农民却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农民被排斥在一切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之外，没有任何可能性获得国家的社会保障。大家都听说过河南的爱滋病村，那是怎么形成的？那是农民们没有办法生存，不得不靠卖血维生。在卖血过程中由于医疗系统的不负责任，就使爱滋病蔓延起来。河南的爱滋病例现在已达到了近千例。西北广大地区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们就不得不靠卖血为他们的孩子支付学费。在相当多的地区，农民们年老得病之后，为了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只好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苦难的一生。中国的农民除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刚废除人民公社不久的那段时间，享受到一些改革开放的利益之外，一直处于农奴般的地位。中国的农民就像荒野上的野草，他们生出来就是为了在秋天枯萎。
中共改革二十多年来，造成了一个8000万的农民工群体。这8000万的农民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相当于70新西兰元。他们没有真正的劳动保障。但就是这样低微的工资，也经常不能按时得到。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农民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奴工群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农民工被剥夺了组建自己工会的权利，所以他们尽管有8000万人，却只能单独面对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勾结而成的黑帮集团。他们所能作出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当奴隶；一个就是像王斌余，为了讨要自己的血汗工资，不得不拔刀而起，斩杀豪强。
中共改革二十多年，造就了一个数千万人的下岗工人的群体。中共的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这些国有企业的职工用几十年的心血积累起来的财富，在短短的时日之内分给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而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的负担要由下岗工人来承受。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还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据一些专家分析，中国的现在的金融黑洞达到了50%以上。这意味着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用以养老，用以供养自己的子女上学的钱，存进去以后，就马上贬值一半。那么现在银行的黑洞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简单一句话，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银行已经变成这样的一种机制：通过银行的合法性运作，存在银行里的资金就流入了贪官污吏和奸商恶贾的钱袋之中。否则，怎么造就成金融黑洞？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改革二十多年，使中国的环境和资源受到了令人难以确信的破坏。由于掠夺性开发，由于整个中共集团对自己的祖国的不负责任，现在的中国，除了在青藏高原之上，已经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没有一个没有受污染的湖泊，没有一块净洁的蓝天。我们的神州大地，正在变成毒气污水之乡。
所有这一切苦难与悲剧，都在呼唤着革命。中国的经济确实在发展，而且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但是，中国目前这种权贵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迅速积累着社会矛盾，积累着它的掘墓人。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预示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在加速。因此，这样一种反向的加速运动，终究会将中国的社会撕裂。
有的人说，让我们再给共产党一些机会，让他们去搞政治改革，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宪政。
但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用铁血手段扼杀了自己的机遇。我曾经讲过，历史的机遇不会像太阳一样每天都升起。历史的机遇，如果我们抓住了，它就像插在你心上的匕首一样真实；如果我们放走了它，它就像时间一样飘忽，一旦逝去，就永不再来。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在用坦克车压碎“六四”学生的躯体的时候，他也压碎了进行改良的最后可能性。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就犯下了累累的反人类罪行，但是“六四”是一个最震撼人类良知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国共产党竟然可以用自己的军队，用人民所养育的军队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必受天谴的罪行。
在“六四”之后，邓小平想让人们忘却他的罪行。他试图让中国人的良知在物欲中腐烂。人的良知一旦腐烂了，就不再关心政治，就会忘却他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这就是邓小平的逻辑。于是，在中共官僚主义集团的怂恿之下，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疯狂的追求物欲的可悲的历史过程。在相当的意义上，邓小平是成功的。他成功地让中国人的良知腐烂了，他成功地让中国人暂时忘记了他的罪行。但是，这种成功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由此堕落成为由腐败的权力、肮脏的金钱，和堕落的知识勾结而成的黑帮集团。这个黑帮集团的唯一的政治出路就是用国家的恐怖主义，同时用利益的收买来维护中共的专制政权。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为什么要维护专制政权？
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们试图躲藏在专制统治的铁幕之后，逃避对他们的反人类罪行所进行的可能的大审判。他们害怕他们的罪行将比希特勒还深；他们害怕他们将像红色高棉的领导人，像现在的萨达姆，像南斯拉夫的米洛索维奇一样受到历史的公正审判。他们维护专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想利用专制的权力疯狂掘取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财富，以供他们过骄奢淫逸的生活。这样一个黑帮集团，怎么可能进行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改革呢？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进行政治改革的道德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走改良的道路纯粹是一种幻想。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现在所处的政治地位也在呼唤着通过一场大革命来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他当然是从反对的角度来呼唤。
第三：中国的民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中国的复国运动
在人类历史上，哪个民族最苦？有人说是犹太民族，或者叫以色列民族。因为这个民族是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在古罗马时期，两千年前古罗马的军队侵入以色列，杀死了百万以色列人，把剩下的以色列人流放到世界各地，而且永远不许他们返回自己的故土，以色列由此变成了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在整个世界上颠沛流离。他们曾经被送到斗兽场里跟猛兽搏斗，他们曾经被作为劣等种族而受到残酷的屠杀。前苏联的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进行过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当时希特勒杀害了将近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杀死的犹太人不可计数。正是因为犹太人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正是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国家亡了，丧失了自己的国土 ── 那意味着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家园，丧失了自己文化的根基，丧失了民族尊严，于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恢复自己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千年来犹太人悲惨的遭遇深深地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在联合国的帮助下，以色列人复国了──尽管那只是一片狭小的土地。
在复国以后的以色列保留了一堵残垣断壁。这堵残垣断壁是当年罗马帝国入侵以色列，焚烧它的圣殿时剩下的一段石墙。以色列人把这堵石墙作为他们的圣墙，他们称之为“哭墙”。无论居住在哪个国家的以色列人，只要回到以色列，都要到“哭墙”面前去放声痛哭。以色列人就是要用他们那永不停息的哭声来记录他们亡国的惨痛。
那么以色列人就是最可悲的民族吗?我说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国家虽然被灭亡了, 但是他们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尽管经过了两千年的漫长时光, 他们毕竟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重建了自己的尊严, 重建了自己情感的力量。比以色列人更可悲的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连亡了国都不自知，难道不可悲吗？！
为什么说中国已经亡了？看一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明确地规定马克思主义是十三亿中国人必须遵守的思想理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产生于德国没落文人的，以暴力和仇恨为基础的理论，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用刺刀，用枪支，用血腥的暴力送上了思想之圣的宝座，成为了十三亿中国人的思想的专制者。 五十六年来，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犯下了多少罪行？ 1957年，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把几十万中国知识份子放逐到苦役般的劳动农场，使中国最宝贵的人才无声地湮灭于苦难的命运。 1959年到1962年之间，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建立人民公社和所谓的大跃进运动，使4千万中国农民死于非命，以至于饿到人吃人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多少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使中国的文化命脉几乎完全断绝。 1989年，他们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用坦克车在中国的首都把学生运动，压成一片动荡的血海。还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屠杀一百万坚守自己信仰的藏族佛教徒。现在，他们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着群体灭绝性的迫害。
我们想过没有，堂堂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要把一个没落德国文人的思想奉为不可违抗的思想体系？我们想过没有，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我们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居然被杀死八千万？我们想过没有，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什么不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不可以自由地信仰？这是为什么？！
这次来新西兰，我看到新西兰有一种叫KIWI的鸟。这种鸟的眼睛是半盲的，耳朵是聋的，没有翅膀，只能生活在黑暗中。我不由得联想到我们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的统治之下，中国人从来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甚至没有知情权。 我们只能听官僚集团让我们听的，只能讲官僚集团允许我们讲的, 我们没有基本的人的权利，因此我们像KIWI鸟一样丧失了自由飞翔的翅膀。 中国人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土上会沦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经亡了！ 中国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殖民地和精神殖民地！ 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国人的了！ 中国人已经变成了精神的亡国奴。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国人才要承受如此巨大的苦难。
由此，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如何复国。在现在的中国，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华儿女，而是马列的子孙。 他们虽然长着中国人的面孔， 但是他们早已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来自德国的魔鬼。我们能寄望这样一群魔鬼自动地改良吗？因此，唯有革命才能恢复我中国；因此，民主革命同时也是恢复我中华的一场伟大的复国运动。
第四：革命必胜
为什么革命必胜？因为革命是九亿中国农民心底里的愿望； 因为革命是八千万农民工心底里的愿望； 因为革命是数千万下岗工人心底里的愿望； 因为革命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要求，是中国复国运动的要求；因为革命是顺天理合民意的伟大运动。
有的朋友问，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掌握着那么庞大的军队、警察和监狱系统，他们几乎拥有一切的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革命能成功吗？
我们说，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人民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前苏联所掌握的物质力量，比今天的中共暴政要强大，但是在全民的大起义中，它在瞬间之内崩溃。中共暴政的危机从来不是物质方面的，中共暴政的危机是精神上的。经过五十六年的倒行逆施，它已经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共官僚集团就是一个犯下反人类罪行的 犯罪集团。前苏联东欧地区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彻底崩溃，预言着整个共产主义的崩溃。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六四”镇压以后，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已经丧失了他们全部的政治道德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已经变成一个精神上的破落户，而且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创建一个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理论，他们再没有能力重新铸造属于他们的道德基础。一个没有道德基础的统治集团，尽管它在物质上是强大，但这种强大只能是属于民族罪人的强大。
既然中共暴政已经是不稳定的了，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的悲剧它仍然能够存在？这是因为，历史的运行有它的惯性。中共暴政目前完全是靠着暴力统治的惯性支持它存在。现在，只要有一种坚强的政治意志、强大的政治能量，对它进行猛烈的一击，它就会于瞬间骤然崩溃。当年罗马帝国多么的强大，为什么在民族大觉醒之中转瞬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因为它已经没有支持自己存在的精神能力。中共暴政的也是如此。它能够存在是因为改良主义者们，特别是中共豢养的御用文人长期以来宣扬的一种改良主义幻想，而中国人民在改良主义的幻想中，正在放弃革命的意志。因此，今天我们必须告诉中国人，改良主义是一种幻想，民主的政治大革命才是开拓中国命运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方法。
今天演讲结束之际，我的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要为我们中国的苦难、悲剧而放声痛哭──即使是顽石铸成的心，在中国的苦难和悲剧面前也难以自制。以色列人可以在他们的国土上建立自己的 “哭墙”，而我们中国人民，连建立一个“哭墙”的国土都没有。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上，用八千万死于中共暴政的头颅筑起一堵“哭墙”，为我们民族的苦难与悲剧放声痛哭。
中国人面临的巨大危机是什么？是中国人心灵的危机。因为人是历史和文明的焦点。没有美丽高贵的人格，就不会有伟大的命运和光荣的历史，而在中共56年的统治之下，在中共56年的吞噬之下，中国的民族人格已经彻底地堕落了。
在1974年，一位女政治犯被处决了。处决之后她的乳房被割掉，尸体被奸污。这位女政治犯在临刑之前，在这张手纸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向冰冷的铁墙咳一声，还能听到一声回音，而向活人呼唤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这是将近30年前一位女良心犯对对良知泯灭的中国人的感受。30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国人的心灵是净化了还是更加堕落了？在国内时，我很怕与我们中国同胞的眼睛对视，因为从他们的眼睛里通常只能看到腐烂和充满物欲的心灵；只能看到和天空一样灰暗而渺小的私欲；只能看到一片文化的荒漠。如此惊心动魄的堕落，才是中共暴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最深重的罪孽。面对这一切我们不应放声痛哭吗？但是，尽管这痛哭将是一次道德和良知的呼唤，历史却不能被哭泣所感动。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把中国的苦难和悲剧铸造成坚硬的民主革命意志。我相信，民主革命将是撬动中国历史的坚强的支点。我相信，中国革命的大潮涌起之日也是中共暴政灭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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