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在《一路走来一路读》[1] 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后期，罗伯特·李将军率领的南军主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已深感没有取胜的希望。为了减少民众和士兵的进一步伤亡，他决定投降。1865年4月9日，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与随从们先后骑马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镇，他们在一个叫迈克林斯家的二层红砖房前停下。一番寒暄过后，格兰特将军就在这间房子的一张石桌上签署了有关投降的事宜。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格兰特的助手奥特将军还特地提醒他的上司，应该在停战协议里写上，所有接受投降的南军军官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手枪和佩剑。
一俟签字仪式结束，败军之将罗伯特·李即起身告辞。格兰特将军亲率随从降级相送。当李将军一身戎装，如一尊雕像含泪离开时，在场的北军将士全体肃立，举帽致敬，目送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谢幕。
一场历时四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当和平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的时候，参与者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每一个人都应该向房主迈克林斯索要一点东西以资纪念。不一会儿，客厅里几乎所有的家具都被买走了，只有那个签字投降的桌子还留在原地。奥特将军也想带一点东西回去，可是他知道，凭他菲薄的军饷要买那张带有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几乎不可能。这时，房主迈克林斯向他走来，他说他想送一样东西给他，那就是这张桌子。这使奥特将军惊诧不已。他问这个和善的房主，为什么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 迈克林斯笑眯眯地说，你还记得那个开小差的南军士兵吗？他是我的儿子。
奥特将军这才想起，不久前，战场上曾抓住一个开小差的南方士兵，被他的部下深夜带到他的面前。这个士兵又冷又饿，满脸疲惫，不停地解释他不是暗探，只是想家想疯了，趁着夜色逃跑，不料却误入敌阵。这个诚惶诚恐的孩子思家念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同样想家的奥特将军，他神情冷峻地向部下吼道：“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等这孩子吃了东西，暖过身子，他就下令将他送出前线，并叮嘱道：“快回家吧，再别回来了”。
“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这几句看似家常的话十分关键，它指出了这个故事背后那超阶级、超政治的人道本质。这个南方士兵，也许他曾向北军的战壕扔过手雷，也许他曾将枪口对准北方的兄弟，也许他曾跟从南方州的议员痛骂过“北佬”侵犯他们的家园，但在今夜，他只是一个想念父亲的孩子，一个有家归不得，常年征战在外的疲卒。更具体地说，就是当他卸掉盔甲，慌不择路地出现在敌兵的阵地里时，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恐惧，有软弱，需要毯子御寒，需要食物充饥的人。如果没有这场战争，他也许会像所有的男孩一样，成为一个父亲眼中的骄傲，女孩梦中的主角。但战争改变了一切。或许，在他内心像他的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一样厌恶奴隶制，但在战争来临的时刻，他们信守了一个喝井水长大的人最朴素的理性，那就是，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剑指向自己的家乡。
其次，我们应当注视这个故事的另一端，即奥特将军。当他说“孩子”，而不是“敌人”、“俘虏”，甚至是“反动分子”、“叛国者”时，他在内心已自觉地将这个误闯敌阵的士兵作了身份转换；当他说“看这战争，把这孩子整成什么样儿了”时，就等于明白地告诉世人，他痛恨的只是战争，而不是在战争中拿枪的个人。是什么赋予了这个人化解仇恨的能力？是西方教廷几千年“爱人如己”的诫令催生了将军固有的怜悯？还是仅仅把自身的想家情绪投射到士兵身上就产生了伟大的同情？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当将军手搭凉棚，目含哀矜，说“快回家吧，再别回来了”时，语气有点像拿撒勒人耶稣。
二
不知为什么，每次读到这个故事，总使我想起刘文学。虽然我也知道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奥特将军和刘文学无论性格、气质还是思维习惯、文化背景都有霄壤之别，但每次读毕，我的脑中还是不可救药地冒出那个怒目圆睁、紧握双拳的四川少年来。
刘文学，一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现在已为大多数黄发垂髫的“新人类”所遗忘。20年前，我曾被告知：1959年11月18日晚，四川云门镇双江村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文学，帮助队里干活回来，发现地里有一个黑影晃动。仔细一瞧，原来是地主分子王云学偷摘集体的海椒，他当即大喊一声：“老地主偷海椒啦！”说着就拉他去见生产队长。王见事情败露，马上拿出一块钱想收买他，可金钱并没有动摇刘文学保护集体财产的决心，他高声叫道：“谁要你的臭钱！”随即与王展开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王用红领巾活活勒死。
在这个经典的少年儿童保护集体财产的故事中，它所发生的时间，1959年11月18日，是理解整个故事的前提。我们知道，1959年正是“三面红旗”迎风招展，举国上下，砸锅卖铁，如醉如痴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前夜。而在这癫狂的背后，成千上万的农民，在风调雨顺的季节，挨家挨户地饿死，整村整村地死亡。原来的上等人“地主”，早已在一次次运动中沦为贱民，他们的生活之悲惨，劳动之苛繁，更有甚于贫下中农。
王云学想撇开人民群众，先富起来吗？不是，相关的资料显示他偷辣椒的动机不过是养家糊口：作为一名淘粪工，他想利用到城里淘粪的机会－－注意，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最为低贱的工作－－将偷来的辣椒拿到自己的粪船上去卖。即使“产品”没有被屎水污染，销路顺畅，一斤也只有四角钱。
王云学是天生的杀人狂吗？也不是，从开头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当左倾少年刘文学大喊一声，“老地主偷海椒啦！”并要拉他去见村行政最高首脑的时候，在红色风暴里生活了整整10年的“政治贱民”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后果。即便如此，求生的愿望仍然战胜了一个男人“攻击的本能”，他拿出一元钱想拉拢腐蚀眼前这个14岁的贫困少年（刘文学自幼丧父），但“谁要你的臭钱！”刘文学的一声断喝，打破了王云学玫瑰色的梦。阶级的仇恨就这样被点燃了。对这时的王云学来说，如果听凭刘文学拉去见官，那么等着他的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无数愤怒的拳头、口号将对准他和他的家人，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而与刘文学搏斗，则说不准会吓倒他，从而避免一场灾难的降临，而最终是刘的不依不饶，导致了王狠下杀心。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不过悲剧对双方的意义截然不同：刘成了全国闻名的英雄，王却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这个悲剧的现场，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另一端。我要特别指出，刘文学出场时喊出的第一句，“老地主偷海椒啦”，是十分关键的线索。注意，是“老地主”，而不是“老贫农”、“老中农”，更不是 “王先生”、“王总”或“青年企业家王云学”偷海椒。这句不经意间喊出的抓贼口令，泄漏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所有秘密－－说明在这个14岁的少年心目中，真正严重的问题不是“偷海椒”，而是“老地主偷海椒”，也就是说早在刘文学将偷辣椒的人作出身份界定之前，已经将王云学这个自然人作了有罪推定。正如当奥特将军喊出“给这小孩弄点吃的，披条毯子！”说明在他内心已经将这个南方士兵无罪释放了一样。
那么，1959年的王云学是个什么样子呢？首先，他的阶级早在10年前就已经消灭，现在他不仅和贫下中农一样，要自食其力，而且还必须接受来自政治上的歧视和体力上的超负荷支出。也许他曾拖欠过长工的工钱，也许他曾在国家的法定假日让无产阶级加班加点，也许他曾大斗进，小斗出，为追求剩余价值不遗余力－－像现在大多数私企老板所做的那样－－但在1959年11月18日的深夜，当他臂挎箩筐出现在辣椒地里时，他只是一个饿得发慌的老人；也许他曾有良田数顷，瓦房若干，也许他曾手拿芭蕉扇，包过“二奶”、“三奶”－－像目下许多“成功人士”和“儒商”所做的那样－－但今夜当他颤巍巍地掏出一元钱，求告比他小30多岁的孩子“放过一马”时，他只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一个为生活的重担压垮了肩膀的男人。
但没有人告诉刘文学，地主也是人，更没有人告诉他，在阶级的标准、政党的标准之上还有一个人道的标准。他打小听惯的就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因而他不可能像奥特将军那样，说“给这老人弄个筐子，让他多带点回去。看这阶级斗争，把这老人整成什么样儿了！”－－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而且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他想知道，又有谁会告诉他？也就是说，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如果刘不想接受“狠斗私字一闪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鬼话，又有什么样的信息系统可以提供别的选择？因而当几十年的光阴过去，我们重新打量这个意识形态精心打造的英雄神话时，发现刘文学也不过是吃人道德的牺牲品。
这个道德告诉他，贫农是好的，地主是坏的，坏的必须打倒，好的必须热爱。刘看这是好的，就动手实施了起来。
据刘的家人和同学事后回忆，刘在上小学时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孩子，除了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外，放学以后，还经常帮助邻里担水饮驴，喂马劈柴。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引起了双江村小学当局的高度注意，不久，就将其吸收为少先队员，而当时，在整个双江村小学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位[2]。
但即便是这样，死亡也不是刘文学唯一的结局。他完全可以利用当时月黑风高的特点，不动声色，然后蛇行匍匐，将情况报告给民兵连，甚至当老地主凶相毕露，动手打人时，他也可以佯装败退，秘密潜回村里，以待群众增援。但没有，当他看清地里晃动的黑影是老地主时，便怒不可遏，大吼一声，明知力单不敌，还是勇猛出击，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刘文学是天生的英雄吗？不是。我们可以想见，起初是由于某种少年人的虚荣心，以及国家伦理激发起来的英雄主义引领着他。在危机来临的一瞬，他的脑中一定闪过许许多多由国家意识形态部门策划，假借媒体和人民之口灌输的道德律令，这些道德律令来到他内心的时候，肯定会和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时的恐惧、怯懦发生冲突，但最终是道德律令战胜了生命本能。
这些道德律令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头脑中固有的吗？也不是。它导源于官员、报纸、伦理机构以及道德民兵的联合作业。当然，少不了刘本人不舍昼夜地惨淡经营。而在没有遇见王云学，也就是1959年11月18日那个悲伤的午夜之前，刘对这些道德律令的忠诚只能体现在诸如给孤寡老人送水、割猪草等日常修炼方面。而等国家财物－－一把辣椒－－受到威胁时，这些平日积存的道德律令从胸中一跃而出，像一支离弦的箭，直指国家道德指定的靶心。
英雄就这样诞生了。美国人在战场上把敌人变成了人，中国人却在自己的田园里把人变成了敌人。面对国家图腾的热烈召唤，刘说，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位英雄，事就这样成了。
三
刘死后，余荫被及家人，寡母余太珍被请进光荣院，日夜接受着来自全国各地道德香客的轮番跪拜。刘的葬礼更是备极哀荣，由县政府出资，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员出力，一座巨大的花岗岩陵寝很快在家乡矗立，陵前的铜雕上大书“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同时，文艺工作者向风而动，为他量身定制了赞美的歌曲，以便人民日夜吟唱：“渠江水呀弯又长，有颗红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刘文学，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这一切难道应由刘本人来负责吗？作为一种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交换原则，这么做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激励更多的人向一个虚妄的共同体兜售忠诚。它的具体条款甚至可以这么解释：个人应当向国家提供无尽的道德劳役，必要时应当抛弃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所有，国家则应当向个人赠谥称号和荣誉，以便他的后人活在一种形而上的浩大荣耀里。尽管这一切已与死者无干。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不满，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急又转回原道。人在大地上的事哪一样会恒久不迁？永恒之手只轻轻一甩，这些盛极一时的英雄面目便变得模糊起来。刘死后不足卅载，无数小道消息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家乡生长开来。据《重庆晚报》报道[3]：刘几位同乡的伙伴信誓旦旦地确认，刘其实不是勇斗窃贼的勇士。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也是趁村民都去看电影的机会去偷辣椒的，不料正碰到王云学，他见王偷得比他多，心生嫉恨，遂与王发生撕扯，最后竟被王掐死了。
这其实就是人在精神被愚弄之后的反向运动。在这儿，刘文学是否真的到辣椒地里偷过辣椒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必须寻找这样一个出气的烟囱来发泄我信念受欺的愤懑。人民看这是好的，于是就传播开来，像传播一条邻家寡妇偷汉的消息。
同样的报道显示，刘死后人民也并不像官方报道的那样披麻蒙灰，如丧考妣，许多人甚至拍手称快。原因是刘生前做了不少缺德事，比如喜欢把别人地里的南瓜挖个洞，然后在洞里拉屎送尿，有次甚至把他的老师推倒在土坎下，摔断了骼膊。这种把人民的南瓜切开施肥，甚至和老师较量膂力、最终将其制服的事，在许多具有攻击型人格的儿童身上并不鲜见，如区区在下也未能幸免，但发生在刘文学身上，人民是无法原谅的。这显示了人民对英雄的过度期待。
好在等这些道德英雄的荣誉、光环被肢解完毕，人民的信念将很快转到当初他们被迫信仰的反面，如金钱、物欲以及与禁欲主义相反的肉体交欢上面。这是意识形态宣教者，包括伟大领袖本人都没有想到的。但事情就是这样，而且无法逆转。当地一位热爱刘文学的官员这样告诉访问者：“刘文学死后，每年的11月18日，都有不少小学生来扫墓。特别是在六七十年代，来扫墓的学生数以万计，密密麻麻的，整个墓园根本挤不下。到了九十年代，人就少些了。现在就更少了，除了双江小学的人全部到齐外，其余小学都是派代表来扫墓了”[4]。
注释：
[1] 林达着《一路走来一路读》，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1次印刷。该故事出自该书《国家重新联合之地－－阿波马托克斯》一文。
[2][3][4] 事见《重庆晚报》2004年2月7日，朱阳夏《英雄刘文学的三个版本》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