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官妓”，至于真实姓名，我不会告诉你，料你也不敢刑讯逼供，我的身份证是花299元从造假证者手上买来的。我为啥叫“官妓”？这个可说来话长，两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时候，需要请一位局长大人帮忙，结果工作没找着，倒被这个局长骗去女儿身，一气之下，本想去告发他，可手上又未掌握任何证据，加上“冤死不告状”的古训，遂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以后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便经常借酒消愁。一日，我独自在一酒吧喝酒，邻桌有一众人称之为处长的人借着酒疯，跑到我跟前胡作非为，我实在忍无可忍，扭着他到隔壁派出所“讨个说法”，谁知，派出所所长非但不主持公道，反而把我训斥一番：“什么？你说我们处长撒流氓？我可告诉你，我们处长受党教育多年，怎么会跟你这个婊子一般素质？再闹下去的话，当心我拘留你！”
打这以后，我便破罐子破摔，索性当起那人人践踏的“野花”来。其实，像我们这类人，最早的时候，尚且被人雅称为歌妓、舞妓、美人什么的，只是到了近现代，我们才逐渐被直呼为妓女、婊子、卖淫女等，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发现，几乎在所有的动物中，大概只有人才会想到集中一群年轻漂亮的女人，专供男的寻欢作乐，可你听说过一群年轻漂亮的母狗专等公狗来寻花问柳吗？在我们这个有钱就“变坏”加上有权亦“变坏”的社会里，男人们 “坏”起来，真是狂荡无耻、不堪入目，许多姐妹因此而不堪折磨，只得带着一身病痛伤心离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觉还是当“官妓” 可靠，它不用倚街卖弄风骚，不用对年复一年的“打黄”提心吊胆。所谓“官妓”，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种产物，即是自愿或被迫充当官员们发泄性欲的女人。封建社会，官员们无不把蓄有多少多少女人作为炫耀权势和财富的手段，皇帝不用说，是“后宫佳丽三千人”，至于大小官吏，亦少有不效仿的，什么小妾、侍姬、歌妓等，应有尽有。早在春秋时齐国有个宰相叫管仲，前人记载说“管仲相桓公，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你看，“夜合之资”竟可“富国”，可见 “官妓”功不可没。
到了今天，“官妓”业亦是方兴未艾，比如：有的官员在家里养个漂亮保姆、在路上带个靓妹司机、在办公室安个十八女秘等等，以致许多下属和地方官员也搞不清他“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便干脆“投其所好”，专门动用公款到我们这些“官妓”中间，挑选一些年轻貌美、有文化的人加以培训，再以保姆的身份送往其家里，以获取他和所在的部门对本人升迁、本地政策或项目的支持，对此，我把它称之为新时代中国人自己的“慰安妇”！或许是他们做得太不像话，到了2003年，四川省还要发红头文件加以限制呢。其实，就像道德既是一味致命的毒药，同时也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一样，一个腐朽、虚伪透顶的官员，在种种劣迹未败露之前，无不堪称是道德的样板机、宣传机、播种机，而一个勤于劳作的普通民众，哪怕是一辈子未越雷池一走，也难逃官员指责的厄运。
当然，说到“官妓”，其实和许多官员是一路货色，“官妓”依靠挖掘自身的肉体资源赚钱，官员们则是依靠其手中权力资源发财。所以，厦门走私案中的主角赖昌星，将这二者把玩得天衣无缝，盖在他开办的高级妓院－－红楼里，就养着大帮年轻佳丽充当“官妓”，专门勾引有关党政高官，先后竟有数十名官员与“官妓”勾搭成奸，几乎无一倒外都成了其难兄难弟、走私拍挡。我作为“官妓”之一，我既被赖昌星的高超手腕所折服，亦为我们“官妓”无坚不摧的力量所自豪！今天，我虽然不幸栽在你手上，但我相信：抓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不信，咱就等着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