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一个国宝级的人物，对大多数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极为陌生的。作家出版社二OO五年一月出版的《束星北档案》（下称《档案》），把二十世纪中国这位天才科学家的悲剧展现在读者面前。
《档案》作者刘海军，生于一九五五年，任职某报馆。自称“喜翻故纸堆，喜与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之先贤游。”
《档案》一书的整个编辑思路是标新立异的，因为全书以人事档案的格式论述了束星北一蹶不振的坎坷人生全过程。《档案》除了对束星北这个人物作了全面的论述外，更为令人叹为观上的是那些包罗万象、正反皆备的“旁证材料”，其中包括束星北被逼做的假检讨、儿女们的“旁证材料”以及原单位领导、群众的“旁证材料”，可谓洋洋大观。可以说，《档案》一书是了解中共当权者整人历史与手法的小百科全书。
诺贝尔奖得主的启蒙光源
《档案》以极为详尽的笔墨介绍了束星北的童年、成年以及日后被中共当权者侮辱、践踏的全过程，全书贯穿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束星北的人生旅程。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入室弟子，因此李政道为《档案》一书写序也就顺理成章。他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回国，周恩来提到中国人才出现断层问题，李政道坦率地回答：“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事实上，当时束星北所在单位、山东青岛医学院的“革命群众”正把束星北作为“牛鬼蛇神”中的头号人物给斗得死去活来。李政道写道：“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李政道在序中又这样写道：“一九四四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李政道在序中最后是这样写的：“我的一生和他们（按：指台湾吴大猷教授、美国费米教授以及束星北教授）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这位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视为“启蒙光源”的束星北教授，在中共当权者眼里却是一个“不齿于人类”的人物，毫无珍惜之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束星北一九O六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南乡一个富裕家庭，但遭遇家变，使他“跟着母亲寄居在江都县大桥镇的姨母家”，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束星北为了衣食和学费被迫过早走向社会当童工。“变故改变了他的生活，同时也给他带来自食其力的勇气和力量，自江都县大桥镇小学起，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山东的齐鲁大学，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的。”
一九二六年，作为念了两年齐鲁大学的束星北，在美国朋友鼓动下，决定到美国闯一闯。在母亲的鼓励下，不顾父亲的劝阻，来到美国，考进了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为了在美国立足，他要拿出大部分精力做工助学。为了住进免费的三藩市华人同乡会馆，他转学到三藩市的加州大学。一面读书一面试图探索救国的道路，后来居然去了“十月革命圣地”苏联。然而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令他迷惑与失望。他写道：“可是眼前的一切却让我失望，我所看到的几乎到处都是肮脏的黑市、摇摇幌幌的酒鬼、昏昏欲睡的车夫和失去廉耻的妓女。为了巩固政权，到处都是枪杀。”苏联乱哄哄的现实令他尽快地离开，假道华沙转到了德国。由于“没有看到真正的期望的东西”，束星北到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在这里，他凭《论数学物理的基础》一文获得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经人推荐，他又到了剑桥大学，从此，束星北闯入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奥妙的世界。
一九三一年九月，束星北回到了“战乱纷扰的祖国，从此再也没有出去。”回国后的束星北先后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浙江大学任教。中国著名的气象学权威竺可桢时任浙大校长，他以伯乐的慧眼聘请了束星北到浙大任教。竺可桢任校长时，浙江大学是群星璀璨的时代，而束星北则被公认为群星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解放”还是奴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著名的原子能专家，也是束星北最要好的朋友王淦昌邀请他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的工作。但束星北对北京“政治学者”太过集中极反感，于是他选择了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
束星北在山东大学任职也是他在人生旅程中栽跟头的开始。他与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关系相当恶劣，两人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抬杠”起来。束星北认为，哲学与科学是不同领域的学科，而华岗则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两人最后闹得不欢而散。华岗本人是否整了束星北？这可能是永远解不开的谜，因为在一九五五年“胡风事件”中，华岗就被逮捕，并在一九七二年惨死在狱中。
根据中共整人的历史经验来大胆推测，即便不是由华岗下令整束星北，下面拍马屁的一帮小人也绝不会放过束星北这个政治活靶子。“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山东大学决定对束星北展开公开批判，罪名是‘公开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公然叫嚷：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公开地反对并抵制‘全面学苏’”从一九五四年到“反右”，经过无休止的批判，束星北最终成了“极右派”，同时还是“历史反革命”，被判处管制三年，送月子口水库劳改。
一 九六一年管制结束后，束星北被批准上班，作者是这样描绘的：“他是拄着拐杖来上班。青岛医学院是他的新起点，也是与过去诀别的分水岭，过去的他死去了，一个新的束星北活了下来。尽管做个‘新人’还很漫长、曲折，可是他要走下去，不断地走下去。”对束星北来说，压抑自己的理想无疑是痛苦的。山东医学院教授张德华这样形容束星北的“变化”：“他像一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他就干好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他刷过的试管、烧杯、注射器一定比新买的干净得多。”山东某大学物理系教授张峻峰这样提到这时的束星北：“有人称束老师离开月子口是脱离苦海，我不那么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到哪里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在青岛医学院，尽管他没有搬石头、抬黏土那样的重活，但是他被改造被专政的性质没有变，他的身份也不会有任何变化。”
束星北在“文革”虽属头号“阶级敌人”，然而幸运地“囫囫图图”过了关。年已过八十的竺可桢一直关心束星北的命运。他无力回天，只好劝束星北珍重自己。他自一九七O年便不断写信给束星北，总的意思是劝束星北“活着，就有希望”。
一九七四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束星北的入室弟子李政道应邀到了北京，国家以高格调接待了这位美籍华人。李政道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见时，就顺势提到束星北的名字。虽然当时周恩来也作出了反应，同时国务院也派人到了青岛，但由于他所在的单位青岛医学院的阻拦，李政道始终没能跟他的恩师见面。李政道只好从北京饭店亲笔发了一封信给恩师，表达思念：“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束星北也回了一封信．“看到你们在物理学上的非凡成就而衷心高兴。”
天才的陨落
一九七三年的三月，压在束星北头上的政治帽子终于摘掉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六日，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大门口锣鼓喧天，又是鞭炮，又是彩旗来欢迎束星北。束星北是作为研究所所长曾荣请来的嘉宾来到这里的。束星北在曾荣的陪同下，坐在吉普车里缓缓驶入研究所大门。作者这样形容这时的束星北：“历史划了个圆圈，好像又回到了起点。束星北又一次站到了讲台上，开始讲他最拿手的牛顿力学。”
复出后的束星北没有变，他仍然直言快语、敢说敢言、嫉恶如仇，甚至于得罪人。他像其他正直的科学家一样，一丝不苟，坚持己见，研究所的学员们也都领略到束星北的个性。海洋第一研究所研究员修日晨在听课之后是这样评价的：“这是我有生以来听的最为精彩的一次高水平讲座，使我真正体会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束老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 下子变得无比高大。”
天嫉奇才，一九八三年的十月，被人们誉为“中国爱因斯坦”的束星北，终于永远告别整整折磨了他二十多年的苦海。
束星北走了，不能说他生不逢时，只能说他生活在错误的地点。如果束星北在三十年代滞留英国或者美国，相信他早已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不但在科学上是奇才，培育出李政道、吴健雄等诺贝尔奖得主，而且有一种“英雄豪侠的气质。因而，有人认为他身上最饱满的地方，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为贫瘠的地方。”（《档案》编者）
(争鸣1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