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王万星今年8月16日获释，随即被送上飞往德国的班机，与两年前以政治难民身份定居法兰克福的妻子团聚。1999年，在国际社会压力下，王万星曾短暂获释，但在他与国际媒体和中国其它民运人士接触后，又被北京警方强制送回安康医院。
人权观察组织(HWO)今天(11月2日)公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王万星在过去13年间的经历，再次吁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政府滥用精神治疗手段、对政治犯进行变相关押和迫害的状况。德国时代周报也将于明天发表对王万星的长篇专访，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1月8日到达德国前，提醒公众中国存在一个庞大、陈旧、反人道的精神控制体制。
1992 年6月3日，王万星在北京天安门示威，要求平反“六.四”，旋即被捕，并于当年6月30日被强行送进北京安康医院。这是一家北京公安局下属的精神病院，所有医生和护士都有警务身份。王万星说，他在92年未经任何司法精神鉴定，即从看守所被直接送进这家医院，开始了长达13年的“强制治疗”。
根据王万星出具的离院病历摘要，王万星入院时呈“狂妄、自大、妄想”，经过13年氯丙咪嗪结合牛黄降压治疗后，仍然“思维妄想及思维逻辑障碍，其系统性妄想无明显改善。”此外，王万星所有生理指标均正常。显然，对王万星这样由警方定义的“政治偏执狂”不足以构成王万星入院的精神病学诊断理由，也不属于北京安康医院允其出院的职权范围。类似的，北京另一维权积极分子、保钓人士、艾滋病救护非政府组织爱援会创始人胡佳，也告诉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北京警方曾经多次当面威胁要把他关进安康医院。
多少因为属于“政治妄想狂”的缘故，王万星自述他在安康医院受到了良好待遇，享有收听电台、读书的权利和相当的行动自由，甚少遭受体罚、强迫给药和电击，但根据他向媒体提供的安康医院现状表明：中国公安系统精神病院的临床治疗还停留在极其原始和陈旧的水平，仍在普遍使用早已被世界其他国家摒弃多年的电击疗法，并在电击治疗时组织其他患者观看，竟成安康医院最常用的“集体疗法”。西方国家通常采用的集体心理治疗方式，在安康医院的临床过程中相当罕见。王万星还证实说，在他的13年病院羁押期间，曾经亲历两位病友先后被强制鼻饲灌食噎死、电击致死，而他们不过是普通的上访者。
在过去几年，国际精神病学界对中国精神病院是否遵循国际精神治疗的普遍原则非常不安，尤其对滥用脑部手术这样过时和危险的方式、且新近扩大用于治疗毒瘾患者的现象感到不安。日内瓦的“全球精神病学首创”组织还曾于2002年发表一份近300页的报告，谴责中国在延续斯大林式的以精神病院的强制洗脑和长期关押来对待政治异见分子。这一组织报告说，在过去20年间，估计多达3000人的政治异见分子曾被中国精神病院系统收诊。
在北京安康医院度过13年的王万星也证实，该院的医生、护士都抱着与官方一致的“通俗精神病学”立场，认为与政府一味对抗就是精神病。不过，另一方面，院方显然很不情愿接纳王万星这样的“麻烦病人”徒增负担，安康医院里像王万星这样的“政治偏执狂”的病人仍属个例，法轮功信徒也为数不多。安康医院似乎陷入某种程度的财政窘境，需要承担大部分住院病人的医疗费用，无力尝试更新、更人道的治疗方式，成为平行执法机构滥用行政权力的替罪羊，饱受国际社会对其滥用精神治疗进行社会控制的质疑。
直到今天，无论在国际精神病学交流还是人权领域，独立于中国卫生部门之外的中国公安系统下属的25所安康医院对外界仍然紧闭大门。此前，仅有一家天津的安康医院在1987接受过世卫组织的视察。1993年，一家英国媒体悄悄录制的王万星病院纪录片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前夕公映，首次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精神病院的强烈关注。本月，关注中国虐待和酷刑问题的联合国新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塞.阿布即将再次访问中国，王万星的13年经历也因此再次成为德国媒体和国际社会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