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报道，原定于十月召开的“张爱玲与上海”的学术研讨会受到当局压力被迫取消。一位资深杂文家曾写信给上海市委宣传部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在这时大开研讨会纪念“汉奸文人”胡兰成的妻子，主办方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政治动机十分可疑。校方受到当局的压力，一度将研讨会推至１２月召开，但最终受到北京高层命令，被迫取消会议。主办方在取消会议的通知书中写到：“敝校方面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但因意想不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不得不十分遗憾的通知您，研讨会取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二采访了主办方华师大中文系的陈子善教授，他是研究张爱玲的权威人士。他说：“背后还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么？就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做怪！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本来这是可以分开的。我们想，按照中国传统的惯例，一个作家去世五周年十周年都需要纪念或者研讨。不幸的是张爱玲恰恰和抗战胜利同一年，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今年不能开，那五年以后你仍然不能开，十年以后也不能，每五年十年不都要纪念日本侵略么？让我们看看政治家怎么运用他的政治智慧来解决这个难题！”
陈教授还说，奇怪的是张爱玲的书可以出版，戏可以上演、电影也容许播放，唯独最认真最严肃的在学术层面上讨论张爱玲反而被禁止。文学评论家杨远宏认为张爱玲作品本身与集权政治没有对抗关系，而且她感伤细腻的小资情调迎合了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她的相关作品也就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但任何的集权当政者都害怕聚众、害怕形成组织形态的东西，人一集中就可以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有可能让民间社会的空间扩大，所以书可以出版，但研讨会这种聚会不能办。
杨远宏还说：“这个我觉得即是一种神经质的敏感，实际上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不论学术自身到底成果怎么样，就是在形态上在运作上也要受到政治的监控，还搞什么学术研究阿。中国现在可以说政治是无孔不入，学术研讨有时也在所难免。” 上海文化人何满子曾发表《张爱玲热要降温》一文，表示对上海沦陷时期的重要人物应抱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立场。江苏社科院陈辽也有文章批评胡兰成和张爱玲。深圳独立作家朱健国表示，上海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对舆论和文化限制却最多。可见中国政府的只要坚持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就可以带来民主和文化繁荣的论调就可以不攻自破了。他还说其实胡兰成是否是汉奸值得商榷，即便是汉奸论存在，张爱玲和他也不相关，这是文革上纲上线的传统作祟。更深一步讲，国家这一概念是统治者定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立场考虑。
如果从以民为本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国本来就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像楚、鲁、齐国，春秋战国多少个国家？如果现在我们把近代的关于汉奸的理论向上一推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人都说不清了。满清不是征服了中国了么？结果是满清的土地扩大了中国的土地，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当初不和日本以武力抗争，最后投票还是中国人占多数，那是中国收复了日本。”
